一九四三年的一月，冷得不像话。
法租界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在寒风里瑟瑟发抖，像一个个没了衣裳的叫花子。弄堂里的石板路冻得硬邦邦的，踩上去硌脚。家家户户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可冷风还是从缝隙里钻进来，钻进骨头缝里，钻得人浑身发紧。
陈醒站在灶披间的窗边，手里端着杯茶，茶已经凉了。她望着外头的弄堂，望着那些晾在竹竿上的衣裳，在风里飘来飘去，像一面一面投降的旗。
宝根坐在桌边写字。他今年十二岁了，个子蹿了不少，可还是瘦。瘦得像一根竹竿，风一吹就能倒。可他的眼睛，还是亮的。亮得像两颗星星。
“宝根，”陈醒转过身，在他旁边坐下来，“阿姐跟侬讲个事体。”
宝根抬起头，望着她。
“过几天，”陈醒的声音很轻，轻得像风吹过水面，“侬就要走了。”
宝根的手顿了一下，笔尖在纸上戳了一个墨点，黑黑的，像一滴眼泪。
“去哪？”他问，声音有些抖。
“去安全的地方。”陈醒握着他的手，“有人来接侬。跟侬一起走的，还有家栋。两个人做个伴，不怕。”
宝根低下头，望着那个墨点，望了好几秒。
“阿姐，”他抬起头，“大哥是不是也在那边？”
陈醒的心，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嗯。”她说，“在那边。侬去了，就能见到他。”
宝根的眼睛亮了一下，可那亮底下头，有什么东西，碎的。
“阿姐，”他说，“我不想走。”
陈醒把他搂进怀里，搂得很紧。
“晓得，”她说，“阿姐也舍不得侬。可侬不走，阿姐不放心。”
宝根的眼泪掉下来了，可他没有哭出声。他已经是个大孩子了，晓得哭没有用。
走的那天，是一月十二日。
天还没亮，陈醒就起来了。她帮宝根收拾好行李——几件换洗衣裳，几本书，一包干粮，还有一管钢笔。钢笔是她送的，英雄牌的，笔杆是黑色的，亮亮的，像一面小小的镜子。
“拿着，”她把钢笔塞进宝根手里，“到了那边，好好念书。给阿姐写信。”
宝根点了点头，把钢笔攥得紧紧的。
李秀珍站在灶台边，眼眶红红的，可她没掉眼泪。她从锅里端出一碗热粥，放在桌上。
“宝根，吃点东西。路上饿。”
宝根坐下来，端起碗，喝了几口。粥是烫的，烫得他眼泪掉下来了，可他分不清是粥烫的，还是心里头烫的。
陈大栓坐在桌边，没抽烟。他只是坐着，望着宝根，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碎的。
“阿爸，”宝根放下碗，走过去，“我走了。”
陈大栓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那只手，粗糙，皲裂，关节粗大。它摸得很轻，很慢，像在摸一件易碎的东西。
“到了那边，”陈大栓开口了，声音沙哑，“听大哥的话。好好念书。别惹事体。”
“晓得了，阿爸。”
门外传来汽车喇叭声。是胡为兴派来的人。
陈醒拎着行李，牵着宝根的手，走出灶披间。李秀珍跟在后头，陈大栓也跟在后头。一家人走到弄堂口，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那里。司机是个中年人，戴着鸭舌帽，看见他们，点了点头。
陈醒弯下腰，替宝根整了整领口。
“宝根，”她说，“到了那边，给阿姐写信。不管多难，都要写。阿姐等侬的信。”
“好。”宝根的眼泪又掉下来了。
“还有，”陈醒的声音更轻了，“不要跟任何人讲侬是从哪里来的。不要讲阿爸姆妈的名字。不要讲阿姐的名字。记住了？”
“记住了。”
陈醒站起来，望着他，望了好几秒。然后她把他搂进怀里，搂得很紧，很紧。
“走吧。”她松开手，转过身，不敢再看。
宝根上了车，摇下车窗，望着她。
“阿姐，”他说，“我走了。”
“好。”陈醒点了点头。
车子发动了，缓缓地开出去。陈醒站在那里，望着那辆黑色轿车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晨雾里。
她没有哭。
可她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被挖走了一块。空空的，凉凉的。
李秀珍站在旁边，眼泪终于掉下来了。陈大栓伸出手，扶住了她。两个人站在那里，像两棵老树，在寒风里摇着，摇着，可根还在土里，扎得深深的。
陈醒深吸一口气，转过身。
“姆妈，阿爸，回去吧。”
她挽着母亲的手，一步一步走回弄堂。灶披间的灯还亮着。她推开门，把母亲扶到桌边坐下，自己走到灶台边，把火关了，把粥盛出来，端到桌上。
“吃饭。”她说。
三个人围坐在桌边，低着头喝粥，谁也不说话。
窗外头，风呼呼地吹着。一九四三年的一月，才刚刚开始。
宝根走后没几天，上海的天就变了。
不是变天的那种变，是——陈醒也说不上来。就像一个人走在路上，忽然发现脚下的路不对了，可又说不出哪不对。
报上的消息，一条比一条让人心里头发凉。
一月十日，伪中华电影公司停止放映英美电影。陈醒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正在灶披间里喝粥。她放下碗，叹了口气。英美电影，那是上海人最后一点“西洋景”了。如今连这点都没了。
一月十一日，东洋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公布限制粮食运输办法。规定非经日军许可，所有上海市区内的食米、麦类、豆类、小米等粮食及其制成品，一律不准由清乡地区运出，亦不得运入上海市封锁线内。
陈醒拿着那张报纸，手在抖。
不是怕，是气。限制粮食运输，就是把刀子架在上海人脖子上。你不听话，就不给你饭吃。这一招，比枪还狠。
第二天，伪上海市政府公告，十三日起实行上述粮食统制新办法。
陈醒把报纸叠好，塞进包里。她晓得，从今天起，米价要涨，日子要更难过。
可也不是全是坏消息。
一月十一日，同一天，《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签署。主要内容——撤废英美在华治外法权，交还租界等。
陈醒把这条消息看了三遍。
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一百年了，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一百年了。中国人头上头的那座山，终于要搬走了。
可她笑不出来。
因为她也晓得，英美把租界还给中国，可中国——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汪精卫的中国。租界交到汪伪政府手里头，跟交到东洋人手里头，有什么区别？
她放下报纸，站在窗前，望着外头的弄堂。
天灰蒙蒙的，像一块脏了的布。几只麻雀在屋檐下头跳来跳去，叽叽喳喳的，不晓得人间疾苦。
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取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敌区工作部，部长刘晓，领导上海、江苏的地下工作。
这条消息，是胡为兴告诉她的。不是在兆丰公园，是在那条小弄堂的废弃仓库里。胡为兴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得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以后，你的工作关系转到敌区工作部。还是我跟你联系。可你要记住——从今天起，所有的情报、指令、物资，都要经过敌区工作部。不准私自行动。”
“我晓得。”
胡为兴望着她，望了好几秒。
“还有一件事体，”他说，“敌区工作部成立之后，会有一批同志撤离上海。你那边，有什么需要安排的？”
陈醒想了想。
“宝根和家栋，已经送走了。我阿爸姆妈那边，暂时不走。可如果——我是说如果，哪天情况不对，能不能——”
“能。”胡为兴打断了她，“到时候，你跟我说。”
陈醒点了点头。
一月十四日，意大利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交还在华租界和撤销治外法权。同一天，日军当局发还八家工厂。至此，日军当局管理的一百四十家在沪华商工厂，已发还一百零四家。
陈醒看着报上那些数字，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沉沉的。
一百四十家工厂，被东洋人抢去，如今还了一百零四家。还的都是空壳子，机器没了，原料没了，工人散了。还给你，你又能怎么样？
一月二十日，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颁布《上海第一期清乡地区实施规则》。规定设立户口清查实施委员会。至二月二十日，分期分区挨家挨户清查户口，凡十二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无家属男子，一律返原籍或逮捕。
陈醒读到这条的时候，脊背发凉。
十二岁以上，六十岁以下。无家属男子。一律返原籍或逮捕。
这是什么？这是抓壮丁。是抓人去当兵，去修工事，去替东洋人卖命。
她想起宝根。幸亏宝根走了。不然，再过几年，他也会被抓走。
一月二十五日，晨，哈同花园大火。洋房付之一炬，毗连旧宅亦受重损。宅内珍宝、古玩皆焚毁。哈同家属及佣仆二百余人幸免于难。
陈醒在报上看到哈同花园的照片——一片废墟，黑乎乎的，像被炮火炸过。她想起小时候在南市弄堂里，听人讲过哈同花园。说里头有山有水，有亭台楼阁，有奇珍异宝，是上海滩最有钱的犹太人住的地方。
如今，什么都没了。
火烧了，可烧掉的不只是一座花园。烧掉的，是整个旧上海的梦。
二月四日，伪市政府训令各局、区署，五日起国旗上方附加的黄色三角标识一律除去。
陈醒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正在饭馆里帮忙。陈大栓坐在柜台后头，听见她说，闷声说了一句：“早该去了。”
那个黄色三角标识，是汪伪政府的标志。上头写着“和平、反共、建国”。陈醒每次看到那个标识，心里头就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
如今去了。可旗还是那面旗，人还是那些人。换汤不换药。
二月十二日，公共租界工部局所设各华童小学取消英文课，改教日文。中学部减少英文课时，以日文课时取代。
陈醒想起宝根。宝根从小跟着她学英文，学得不错。可如今，上海的孩子，连英文都不能学了。要学日文，学“天皇陛下万岁”，学“日中亲善”。
她放下报纸，走到窗前。
外头的风，呼呼地吹着。吹得窗框哗哗响。
她在想，宝根在后方，能不能念英文？能不能念那些他想念的书？
二月十三日，日首相东条英机到达南京和上海，策划“中日两国的真正合作地带”。
陈醒看到“东条英机”三个字，手抖了一下。东条英机，东洋首相，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人，在亚洲杀人如麻的人。他来了上海，来策划“真正合作”。
真正合作。这四个字，从东条英机嘴里说出来，比刀子还冷。
二月十六日，公共租界工部局封闭南京路新凤祥、老凤祥、方九霞、裘天宝四大银楼。
陈醒路过南京路的时候，看见那几家银楼的门上贴着封条，白纸黑字，红印泥，在寒风里飘着。银楼的老板，她不认识，可她认得那些招牌——那是上海滩最老的银楼，开了几十年，上百年，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如今，封了。
二月十七日，东洋占领当局决定，居留在沪的英、美等敌国侨民限令月内迁入指定的“人民集合所”居住。
陈醒晓得“人民集合所”是什么。那不是“集合所”，是集中营。是把那些英国人、美国人关起来，像关犯人一样。他们有外交豁免权的时候，谁也动不了他们。如今，什么都没了。
二月中旬，东洋占领当局集中拘禁在沪英、美、荷等国侨民。德、奥在沪难民居留地区被限于提篮桥一带不足一平方英里的区域范围内。
陈醒想起一个朋友——从前在大通公司认识的英国商人，叫约翰。人不错，客客气气的，请她吃过饭。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是被关起来了，还是跑掉了。
她不敢打听。也打听不到。
二月二十三日，法国维希政府发表声明，“决定撤销在华治外法权，并交还北京使馆区、上海等地的法国专管租界行政权”。
陈醒看着这条消息，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终于落了下来。
法国人也要走了。维希政府，是投降了德国人的法国政府。他们在上海的那点面子，早就没了。如今连里子都保不住了，只能把租界交出来。
可交给谁？交给汪精卫。交给东洋人。
换汤不换药。
三月十五日，汪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在沪成立，专管军需及统制物资的收购配给。
陈醒在报上看到这个“商业统制总会”的名字，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堵得慌。统制。这两个字，听起来好听，可实际上是——把所有的生意都攥在手里头，谁不听话，就不给货，不给粮，不给活路。
同日，伪市政府保甲委员会成立。十七日，伪市政府发布《上海特别市保甲委员会暂行组织规程》。
保甲。这是老东西了。从前清朝的时候就有，十户一甲，十甲一保。互相监视，连坐。一家犯事体，十家受罚。
东洋人把这一套又捡起来了。
三月十九日，日军将上海市郊经济监视哨（又称封锁线）移交汪伪市警察局管理。同日，中共中央华中局成立城工部和联络部，上海军地工作改由城工部领导。
胡为兴告诉陈醒这个消息的时候，抽了好几口烟。
“以后，还是我跟你联系。可你要记住——城外的事体，你不要管。只管城里的。”
“我晓得。”
三月下旬，伪市政府对所辖区域作新的划分，分为市区和特别区两部分。
陈醒在地图上看了看那个新划分。市区是原来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特别区是原来的南市、闸北、浦东。名义上是“统一”了，可实际上，还是东洋人说了算。
四月三日，打浦桥自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封闭以来，是日开放。
陈醒想起一九三七年。那时候，她还在南市弄堂里卖香烟。八一三事变，炮声轰隆隆的，震得窗户纸哗哗响。打浦桥被封了，一封信就是好几年。
如今开了。可开了又哪能？桥那边，还是东洋人的天下。
四月五日，南市文庙举行春季祀孔典礼。
陈醒看到这条消息，嘴角弯了弯。不是笑，是——她也说不清楚。东洋人占了上海，可中国人还在祭孔。孔夫子要是活着，不知道会哪能想。
四月十六日，上海沦陷后成立的中华、中联、上海影院三家电影公司，合并为伪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陈醒想起从前，她去看过电影。那时候还是英美电影，有中文字幕，看得懂。后来英美电影不能放了，放东洋电影，她就不去了。如今，三家电影公司合并，她更不会去了。
五月，日伪成立中日广播协会上海事务处。
陈醒在报上看到“中日广播协会”几个字，心里头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广播里放的，不是“大东亚共荣圈”，就是“日中亲善”。
她把收音机调到重庆台，滋滋啦啦的，听不清。可她知道，那个声音，还在。
五月一日，日伪在上海实行第二期清乡。清乡地区为崇明、宝山、嘉定三县，修筑封锁线长二百二十一公里。
陈醒在地图上看了看那三个县。崇明，宝山，嘉定。都是上海周边的地方。老百姓种地、打鱼、过日子，好好的，忽然就被划进了“清乡区”。铁丝网拉起来，竹篱笆竖起来，检问所设起来。进出的老百姓，要“良民证”，要搜身，要鞠躬。
陈醒想起小时候在南市弄堂里，听父亲讲过“清乡”。那时候还是国民党清共，如今是东洋人清抗日分子。换了个名字，可老百姓的日子，一样难过。
六月一日，商务印书馆、中华、世界、开明、大东等书局联合组成中国联合出版公司。
陈醒看到这条消息，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沉了一下。商务印书馆，那是她小时候念书的地方。她记得那些书，那些字，那些纸。如今，连商务印书馆都被“联合”了。出的书，大概也不会是以前的那些了。
同一天，汪伪中国青少年团上海地区清乡团部成立。
青少年团。陈醒想起宝根。宝根今年十二岁，正好是入团的年纪。如果还在上海，大概也会被拉去，穿制服，喊口号，学日文。
幸亏走了。
六月三十日，汪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与东洋重光葵在南京签订《关于交还上海公共租界条款》及《了解事项》。规定八月一日起租界行政权及公共设施资产及负债，由伪国民政府继承。
陈醒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正在灶披间里吃饭。她放下碗，叹了口气。
公共租界，也要交还了。从一八四五年到现在，快一百年了。英国人、美国人，在上海滩耀武扬威了一百年，如今终于要走了。可走得不光彩——不是被中国人打跑的，是被东洋人逼走的。
同日，汪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结束。
结束了。可清乡还在。换了个名字，换了个机构，可老百姓的日子，还是难过。
七月里，天热得像蒸笼。
法租界的梧桐树叶子蔫蔫的，知了在树上拼命地叫，叫得人心烦。
七月二十二日，汪伪政府代表夏奇峰等与法国维希政府代表在南京签署《交还上海法国专管租界实施细目条款》及《附属了解事项》。二十三日，汪伪政府代表褚民谊与意大利大使签订《关于交还上海公共租界实施条款》及《了解事项》。
七月二十四日，日军当局归还申新纺织厂等二十四家华商工厂。至此，被日军抢占的一百四十家华商工厂全部交还。
陈醒看着报上那些数字，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空的。
一百四十家工厂，还了。可还的都是空壳子。机器没了，原料没了，工人散了。还给你，你又能怎么样？
七月三十日，汪伪政府“收回”上海法租界，将其改称第八区。法租界作为外国租界的历史，正式终结。
如今，法租界没有了。变成了“第八区”。
她深吸一口气，转过身。
李秀珍在灶台边忙活，陈大栓坐在桌边抽烟。一切如常，可一切都不一样了。
“姆妈，阿爸，”陈醒走过去，在桌边坐下来，“我跟你们讲个事体。”
李秀珍停下来，望着她。陈大栓也抬起头。
“法租界没有了，”陈醒说，“以后，上海全部归汪伪政府管。东洋人说了算。日子会更难过。可你们不要怕——我在，默生在。我们不会让你们有事体的。”
李秀珍点了点头，眼眶红了。陈大栓闷声说了一句：“晓得。”
一九四三年八月。
天还是热的，可陈醒的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冷的。
那天傍晚，周默生回来得比平时早。
他换了一双拖鞋，走进来，没有像往常一样抱她，只是走到窗边，推开窗户，点了一根烟。
陈醒望着他的背影。穿了一件白衬衫，袖子卷到肘弯，肩膀很宽，腰背挺得笔直。可那笔直里头，有什么东西，绷着的，像一根快要断了的弦。
“默生，”她走过去，“哪能了？”
他没说话，只是抽着烟。一根接一根的，烟灰缸里很快就堆满了烟蒂。
她没有催他。只是在他旁边坐下来，陪着他。
夜一点一点地深了。窗外的知了不叫了，弄堂里的灯一盏一盏地灭了。只有他们这间屋子，灯还亮着。
“阿醒，”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低得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今天接到通知。”
陈醒望着他。
“十二个人。”他说，“在日伪监狱里的。八月——”
他没有说下去。
可陈醒懂了。
处决。杀鸡儆猴。租界收回了，上海全在东洋人掌控下，他们要杀人，要杀人给上海人看，给中国人看——谁不听话，这就是下场。
“二十一个国民党的，”周默生的声音更低了，“十二个我们的人。”
陈醒的手，在膝盖上轻轻攥了一下。
十二个。十二个同志。十二个在黑暗中行走的人。十二个跟她一样，为了天亮，愿意把自己烧成灰的人。
“没办法？”她问。
周默生摇了摇头。
“没办法。”他说，“我想过了。所有的路都想过了。劫狱——不可能。调包——来不及。求情——更不可能。他们就是要杀人，杀给人看。”
他停了一下，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
“没得救。”
三个字，像三把刀，扎在陈醒心上。
她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凉的，干的，在微微发抖。
“默生，”她说，“我们——做不了什么，是不是？”
他望着她，望着那双在灯光里亮亮的眼睛。
“是。”他说，“做不了什么。”
两个人就这么坐着，谁也不说话。窗外的天，一点一点地亮了。先是灰蒙蒙的，然后透出一丝白，然后那一丝白慢慢地扩散开来，像一滴墨滴在水里，晕开，晕开。
他们坐了一整夜。
八月的那一天，陈醒没有去上班。
她请了假，一个人在屋里坐着。周默生也没有去七十六号，也请了假。两个人坐在窗前，谁也不说话。
他们晓得，那个时刻，到了。
刑场在哪里，她不晓得。她也不想去晓得。可她晓得，在那里的，是十二个她不认识的人，可也是十二个她认得的人。
他们跟她一样，有父母，有兄弟姐妹，有爱人，有孩子。他们跟她一样，会笑，会哭，会饿，会冷。他们跟她一样，在黑暗中走了很久，很久，等着天亮。
可他们等不到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周默生忽然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
外头的风吹进来，热烘烘的，带着一股子尘土味。
“阿醒，”他说，“开始了。”
她站起来，走到他身边，握住他的手。
两个人站在那里，听着。
听不见——太远了。可她想象得到。
枪声。一排一排的枪声。砰，砰，砰，像有人在拍打一床湿透的棉被，闷闷的，沉沉的，一下一下的。
然后——
她听见了。
不是枪声。是——歌声。
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模模糊糊的，听不清唱的是什么。可她晓得。她虽然听不清，可她晓得。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她的眼泪掉下来了。
不是哭，不是嚎啕大哭，不是抽噎，是——眼泪就那么无声地滑下来，一滴一滴的，落在她的手背上，落在周默生的手背上。
他没有说话。只是握紧了她的手，握得很紧，很紧。
歌声渐渐远了，渐渐散了，最后什么都听不见了，只有风，呼呼地吹着。
陈醒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然后她转过身，走到桌边，坐下来。拿起笔，在本子上，一笔一画地写下几个字——
“他们走了。”
“可他们唱过的歌，还在。”
她放下笔，望着窗外。天是蓝的，蓝得刺眼。几只麻雀在屋檐下头跳来跳去，叽叽喳喳的，不晓得刚才发生了什么。
周默生走过来，在她旁边坐下来，伸出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阿醒，”他说，“我们还要走下去。”
她点了点头。
“走下去。”她说，“替他们走下去。”
窗外头，风还在吹。一九四三年的八月，才刚刚开始。
可她知道，长夜再长，总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