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的八月，像一口烧干了的水锅，热得人喘不过气。
可再热，日子还得过。米价涨了，煤球贵了，连肥皂都要凭票买了。弄堂里的主妇们聚在水斗边，一边洗菜一边叹气：“作孽啊，这点肥皂，连裤衩都洗不干净。”另一个接话：“有肥皂就不错了，隔壁弄堂的王家，上个月连盐都买不起了。”
陈醒每天看报，看得心里头像压了块石头。
八月九日，汪伪政府在上海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临时会议，通过《收买棉纱棉布暂行条例》及《实施纲要》。规定所有棉纱棉布由商业统制总会统买，不得拒绝或妨碍。
陈醒把报纸摊在桌上，手指点着那行字，对周默生说：“侬看，连布都不让自家买了。统制总会——就是日本人开的。他们把棉纱棉布全买走，拿去做什么？做军需。做给他们的兵穿，做给他们的兵用。我们老百姓，连件衣裳都做不起了。”
周默生坐在对面，手里端着杯茶，没说话。他晓得，陈醒说的都是真的。可他也晓得，他什么忙都帮不上。他在七十六号，能做的，只是尽量多救几个人，多传递几份情报。可这些大政方针，他插不上手。
八月二十六日，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命令第一区公署，将外滩所有铜像拆除。同时命令第一、第二两区分署，所有该区内以外国人名作路名的马路，于十月十日改名。
陈醒路过外滩的时候，看见那些铜像不见了。原来竖着铜像的地方，只剩下一块一块的空白，像掉了牙的嘴。她想起小时候听人讲过，外滩那些铜像，有英国的，有美国的，有法国的，都是以前在中国耀武扬威的人。如今铜像拆了，可那些人做过的事体，拆得掉吗？
十月八日，伪市政府颁发训令，从十时起，一、八两地及越界筑路路名的西文，一律改用新名。十日，全市二百四十条以外国人命名的马路全部改用以中国地名命名的新路名。
陈醒站在霞飞路的路牌底下头，望着那块崭新的牌子——“淮海路”。霞飞路，叫了这么多年，如今改了。她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空落落的。不是舍不得那个法国人，是——她也说不清楚。就像一个人住了几十年的房子，忽然换了门牌号，你还是你，可你觉得，你不像你了。
八月二十九日，第四十五期户口米开始发售，每人减为半升，另加杂粮半升。
陈醒拿着户口簿去领米，排了两个钟头的队。轮到她的时候，柜台上的人看了她一眼，给了她一袋米，一小袋杂粮。杂粮是玉米碴子，黄黄的，硬硬的，煮成粥，拉嗓子。可有的吃就不错了。后头排队的人，眼巴巴地望着那点粮食，像望着一座金山。
九月一日，伪市政府布告，规定全市饭馆酒肆营业时间为下午五时至晚上十一时，舞场营业时间不得超过晚上十二时。
陈大栓的饭馆，本来就开得晚，这回倒是不影响。可生意越来越差了。不是手艺不好，是老百姓兜里没钱了。一顿饭的钱，够买好几斤米的。谁还下馆子？
九月九日，伪江苏省省长、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被日军毒死。
这个消息，是周默生带回来的。
那天晚上，他回来得很晚。陈醒已经睡了，迷迷糊糊听见门响，睁开眼睛，看见他站在床前，手里夹着根烟，烟头的火光一明一暗的。
“默生？”她坐起来，“哪能了？”
“李士群死了。”他说，声音很低。
陈醒愣了一下。李士群，七十六号的头，汪伪特务机构的掌门人。这个人，手里头沾了多少中国人的血，数都数不清。可他在日本人面前，也是一条狗。狗不听话了，主人就把他毒死。
“哪能死的？”她问。
“日本人下的手。”周默生在她旁边坐下来，“他在江苏省省长任上，搞了些小动作，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日本人不高兴了，就——”
他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陈醒沉默了一会儿。
“对侬有影响伐？”她问。
周默生摇了摇头。
“影响是有，不大。我的关系，已经不在他这条线上了。”他顿了顿，“可七十六号，要变天了。”
陈醒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凉的。
“不管哪能变，”她说，“侬小心些。”
他点了点头。
九月十四日，上海开始实行凭户口证购食盐。
陈醒拿着户口簿去盐店，排了好长的队。轮到她了，柜台后头的人翻了翻户口簿，在一张表格上画了个钩，递给她一小包盐。盐是粗盐，灰扑扑的，带着一股子苦味。可有的吃就不错了。
十月五日，全市开始对肥皂、火柴等日用品实行配给。
陈醒回到家，把肥皂和火柴放在桌上。李秀珍拿起来看了看，叹了口气：“肥皂只有这么小一块，够洗啥？”陈醒说：“省着点用。裤衩洗了，水别倒，再洗袜子。”
李秀珍点了点头，把肥皂小心地收进柜子里。
九月二十九日，陈公博致电各区公署，要求推行随田赋带征军警米。规定不论产米区和非产米区，一律以每亩征米一升五合。
陈醒在报上看到这条消息，心里头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军警米——给当兵的，给警察的。老百姓种出来的米，先征走一部分，剩下的才能吃。征走的那些，够不够当兵吃的，她不晓得。可她晓得，老百姓碗里的粥，越来越稀了。
十月一日，伪市保甲委员会颁发《抽查各区户口暂行办法》。
陈醒把这条消息看了两遍，心里头发紧。抽查户口，就是挨家挨户地搜。搜什么？搜“可疑分子”。谁可疑？谁让他们觉得可疑，谁就可疑。没有标准，没有规矩，他们说你是你就是。
她跟家里人讲：“这段时间，不要随便出门。有人敲门，先问清楚是谁再开。不要留陌生人过夜。”
李秀珍的脸色白了，点了点头。
十月十日，原公共租界工部局学务处所属中小学及原法租界公董局所属学校，由第一、八区公署教育处接收，一律改为市立学校。
陈醒想起宝根。幸亏宝根走了。不然，他在上海念书，念的就不是他该念的书了。
十月三十日，汪伪商业统制审议委员会通过《棉花统买统配暂行办法》，在上海等地实行棉花统买统配。
陈醒把报纸摔在桌上。“统买统配——什么东西都要统，什么东西都要配。连棉花都不放过。以后做件棉袄，都要看日本人脸色。”
周默生从里间走出来，看见她气鼓鼓的样子，笑了。
“侬生气的样子，蛮好看的。”他说。
“侬——”她瞪了他一眼，可嘴角是弯的。
十一月八日，华商证券交易所经汪伪财政部和产业部批准复业。
陈醒在报上看到这条消息，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证券交易所复业，说明汪伪政府想靠股票来吸钱。老百姓手里的钱，不买股票，还能做什么？买米？米价涨得比股票还快。存银行？银行里的钱，说贬值就贬值。
她把报纸递给周默生：“侬看，证券交易所复业了。”
他接过来看了看，没说话。
十一月十六日，上海实行计口配售火柴，每人每月一盒。二十日，实行计口售皂，每人每月限购一块。
陈醒把火柴和肥皂领回来，放在桌上。火柴是小小的红盒，肥皂是黄黄的硬块。李秀珍拿起那块肥皂，掂了掂，叹了口气：“一个月一块，哪能够？一家子人，洗脸洗脚洗裤衩——”
“省着点用。”陈醒说，“裤衩洗了，水别倒，再洗袜子。袜子的水，还能擦桌子。”
李秀珍苦笑着点了点头。
十一月，上海煤、炭、木柴等燃料一致狂涨，激起物价全面暴涨。
陈醒站在灶台边，望着那炉火。火是小火，蓝幽幽的，锅里的粥咕嘟咕嘟冒着泡，可那泡越来越稀，粥越来越薄。她想起小时候在南市弄堂里，也是这样，粥稀得能照见人影。她以为搬到法租界就好了，可如今，又回到了从前。
十二月一日，第三期清乡开始，范围为川沙、浦东南、浦东北三个区。修筑封锁线五十六公里。因煤炭缺乏，全市实行限量供电。
陈醒坐在屋里，望着那盏灯。灯是黄的，昏黄昏黄的，像快要灭了的一只眼睛。以前晚上还能看看书，如今只能早点睡了。不是不想看书，是灯不够亮，看久了眼睛疼。
十二月七日，煤球每担涨至三百元。
陈大栓坐在桌边，手里拿着烟斗，可没点。不是不想抽，是烟丝也贵了，舍不得。他坐在那里，望着外头的天黑下来，一句话也不说。
陈醒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来。
“阿爸，饭馆那边，哪能样了？”
“不好。”陈大栓闷声说，“米贵，菜贵，什么都贵。客人来吃饭，点一个菜，两个人分着吃。挣的钱，刚够买米。再这样下去——”
他没说完。可陈醒懂。
“阿爸，”她说，“实在不行，就关了。等太平了再开。”
陈大栓摇了摇头。
“再撑撑。”他说，“关了，你姆妈在家没事做，要闷出毛病来的。”
陈醒没再劝。她晓得，父亲不是舍不得那个饭馆，是舍不得母亲。母亲忙了一辈子，闲下来，会老的。
十二月底的一天，天冷得厉害。
陈醒下了班，没有直接回家。她先去了一趟菜市场，买了一条鱼，一块肉，几样青菜。菜市场里人不多，摊贩们缩着脖子，哈着白气，有气无力地吆喝着。她付了钱，拎着菜，快步走回爸妈家。
今天是家里聚会的日子。
陈玲和周家明也回去吃饭。周默生也答应早点回来。
灶披间里，李秀珍已经在忙了。锅里的油烧得热热的，葱姜蒜爆香，一股子香气在狭小的空间里弥漫开来。陈大栓坐在桌边，手里拿着烟斗，今天倒是点了，抽着，烟雾在昏黄的灯光里散成一团一团的。
“姆妈，我买了条鱼。”陈醒把菜放在灶台上。
“好。”李秀珍接过鱼，刮鳞，开膛，动作麻利得像年轻时一样。
陈醒帮着洗菜、切菜。母女俩在灶台边忙活着，谁也不说话，可那种默契，比说话还暖。
门开了，陈玲带着周家明走进来。
“姆妈，阿爸，阿醒。”陈玲笑眯眯的，手里提着两瓶黄酒，“家明非要买，讲天冷，喝点酒暖暖身子。”
周家明在后头笑着，点了点头。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坐坐坐。”李秀珍从灶台边探出头。
陈玲坐下来，帮着剥蒜。她比从前胖了些，脸上有了肉，气色也好。婚后的日子，虽然不富裕，可周家明对她好，家里的事体都是两个人商量着来，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糟心事。
“阿姐，姐夫，最近饭馆哪能样？”陈醒问。
“还行。”周家明说，“客人不多，可老客还在。凑合着过。”
“那就不错了。”陈玲接话，“外头多少饭馆都关了。我们家能撑到现在，不容易。”
正说着，门又开了。
周默生走进来，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领口竖起来，脸上带着从外头带回的寒气。他手里提着两盒点心——老大房的，纸盒包装，红红绿绿的，喜气洋洋的。
“姆妈，阿爸，阿姐，姐夫。”他一一打招呼，规规矩矩的。
“默生来了，坐坐坐。”李秀珍笑得合不拢嘴，接过点心，放在桌上。
周默生在陈醒旁边坐下来。陈醒替他倒了杯热茶，他接过来，喝了一口，长长地吐了口气。
“外头冷得不得了。”他说，“风刮在脸上，像刀子。”
“多穿点。”陈醒说。
“穿了。”他笑了笑，“穿了四件。”
陈玲在旁边看着，抿着嘴笑。她看得出来，妹妹跟妹夫的感情，比以前好了。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是那种细细的、慢慢的、像小火炖汤的。
菜上来了。红烧鱼，糖醋排骨，腌笃鲜，炒青菜，一碟花生米，一碟咸菜。菜不多，可热气腾腾的，香味在狭小的空间里弥漫开来。
一家人围坐在桌边，端起碗，喝汤。汤是咸的，鲜的，烫的。喝下去，从嘴里暖到心里。
“来来来，喝酒。”陈大栓举起酒杯。
几个人都举起杯子，碰了一下。黄酒是温过的，热热的，带着一股子甜味。李秀珍也开始了催生。
“阿爸，姆妈，”陈玲放下杯子，“我跟家明商量好了——等太平了，再要孩子。”
李秀珍愣了一下。
“哪能了？现在不能要？”她问。
陈玲摇了摇头。
“姆妈，侬看看外头。米贵，煤贵，连肥皂都要凭票。生了孩子，拿啥养？奶粉？买不到。牛奶？喝不起。孩子跟着我们遭罪。”
她顿了顿，看了周家明一眼。
“我跟家明商量好了。等太平了，再说。”
陈醒端着酒杯，手顿了一下。
她望着姐姐。陈玲坐在那里，腰背挺得笔直，脸上没什么表情，可那双眼睛，亮亮的，笃定的。
陈醒忽然觉得，姐姐变了。
从前的陈玲，是那种典型的传统女性——听父母的话，听丈夫的话，听别人的话。别人说“你该嫁人了”，她就嫁人。别人说“你该生孩子了”，她就生孩子。她从来不会想“我愿不愿意”，只会想“别人是不是这样做的”。
可如今，不一样了。
她说“等太平了再说”。不是“我不要孩子”，是“我要在好的时候要孩子”。她知道现在的日子不好，知道自己给不了孩子好的生活，所以她等。这不是自私，这是清醒。
“阿姐，”陈醒说，“侬想通了？”
陈玲转过头，望着她，笑了。
“不是想通，”她说，“是——活明白了。”
陈醒的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满满的，涨涨的。
李秀珍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她晓得，大女儿说的有道理。现在的日子，确实不适合要孩子。
可她的眼睛，还是忍不住瞟向陈醒。
“醒醒，”她开口了，“侬呢？”
陈醒愣了一下。
“我哪能了？”
“侬跟默生——啥时候要孩子？”
陈醒的脸，腾地红了。
“姆妈——”她低下头，“现在说这个，太早了。”
“早啥？”李秀珍放下筷子，“侬都二十一了。我二十一的时候，都生侬大哥了。”
陈大栓在旁边抽烟，没说话，可嘴角弯了一下。
陈玲在旁边笑，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周默生低着头，夹了一筷子青菜，慢慢嚼着，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姆妈，”陈醒端着杯子，喝了口黄酒，压了压惊，“现在的日子，不稳定。生了孩子，也是让孩子跟着遭罪。阿姐说得对——等太平了再说。”
李秀珍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周默生，叹了口气。
“你们啊，”她说，“一个两个的，都不着急。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
“姆妈，”陈玲打断了她，“侬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什么年头？打仗，死人，米贵，煤缺，连饭都快吃不上了。生孩子？拿啥养？”
李秀珍不说话了。她晓得，女儿们说的都对。可她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空落落的。她想抱孙子，想听孩子叫“外婆”，想给孩子们做小衣裳、小鞋子——这些念头，在从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体，可如今，成了奢望。
陈醒低下头，望着碗里的汤。
她在想什么？
她在想——她和周默生的结合，是因为任务。不是真的。虽然两个人互相有些好感，可还没到那个地步。平时最多就是拥抱，亲亲脸，这怎么生孩子？
再加上，两个人心里头都有各自的任务。每天看着同胞们受苦，看着报上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哪有心情想这个？
她抬起头，看了周默生一眼。
他正低着头，喝汤。侧脸的线条，在昏黄的灯光里，很柔和。
她的心，轻轻地动了一下。
吃完饭，陈玲和周家明先走了。李秀珍送他们到弄堂口，拉着陈玲的手，说了好一会儿话。陈大栓坐在桌边抽烟，陈醒帮着收拾碗筷，周默生也帮着擦桌子。
忙完了，两个人走出灶披间，沿着弄堂往外走。
夜风凉丝丝的，吹在脸上，像有人拿湿毛巾轻轻擦了一下。路灯昏黄昏黄的，照在石板路上，亮晃晃的。
两个人并肩走着，谁也不说话。
走到弄堂口，周默生忽然停下来。
“阿醒。”
她停下来，抬起头，望着他。
路灯的光照在他脸上，把那副金丝眼镜照得反光，看不清眼睛。可她晓得，那眼镜后头的眼睛，是亮的。
“阿醒，”他说，声音有些低，“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多久。”
陈醒望着他。
“我也不知道，我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平平的，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体。可陈醒听得出来，那平平的声音底下头，有什么东西，沉的，重的，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往下看。
“可我想问侬——”他顿了顿，深吸一口气，“侬愿意跟我一起走下去吗？不管前路怎样——等待黎明到来？”
陈醒望着他。
他的脸，在路灯的光里，有些红。不是喝了酒的那种红，是——紧张。一个在七十六号那种地方摸爬滚打的人，手上沾过血，见过死人，连死都不怕的人，此刻站在她面前，像个毛头小伙子一样，问她愿不愿意跟他一起走下去。
她忽然笑了。
那笑，不是客气的，不是敷衍的，是一种——敞亮的、痛快的、像一朵花终于开了的笑。
“默生，”她说，“我当然愿意。”
她往前走了一步，离他更近了些。
“我是真的喜欢你。”
她的声音不高不低，可那平平的声音里头，有什么东西，滚烫的。
他愣住了。
就那么站在那里，望着她，嘴巴微微张着，眼睛一眨不眨。那表情，不像七十六号的特务，倒像一个被老师点了名、站起来回答问题、可一个字都答不出来的学生。
然后他笑了。
那笑，跟刚才不一样。不是紧张的，不是小心翼翼的，是一种——欢喜的、如释重负的、像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到家的笑。
“阿醒。”他叫她的名字，声音有些抖，可那抖里头，是欢喜。
他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他的手，暖的，干的，稳当当的。不是那种试探性的、小心翼翼的握，是笃定的、像早就想好了的握。
她没有抽回来。
两个人就这么牵着手，站在弄堂口。夜风吹过来，凉丝丝的，吹得她的头发飘起来。路灯的光洒在他们身上，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叠在一起，像一幅画。
“走吧。”她说，“回家。”
“好。”他说。
接下来的日子，上海的冬天越来越深了。
可陈醒觉得，这个冬天，没有那么冷了。
不是天气不冷了——天气还是冷，冷得钻骨头。煤球还是贵，米还是缺，外头还是不太平。可她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暖了。
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暖。不是炉火的那种暖，是——心里头有一个人，那个人跟你站在同一条路上，往同一个方向走。你们不说话，可你们知道彼此在。这就够了。
每天早上，她起来做早饭，他坐在桌边看报纸。她盛一碗粥，放在他面前，他接过来，喝一口，说一句“烫”。她说“烫就凉一凉”。他笑一笑，低下头继续喝。
每天晚上，他回来，她在灯下看书。他换了拖鞋，走过来，在她旁边坐下来，问一句“今天哪能样”。她说“还好”。他点点头，不再问。
有时候，他会从外头带一束花回来。不是玫瑰，不是百合，是那种细细碎碎的、叫不出名字的小花，插在瓶子里，能开好几天。她把花放在桌上，每天早上换水，剪枝，像照顾一个婴儿。
有时候，她会做他爱吃的菜。红烧肉，糖醋排骨，腌笃鲜。他吃得不多，可每道菜都夸一遍：“好吃。比外头的馆子还好吃。”她嘴上说“侬就会说好听的”，可心里头像吃了蜜一样甜。
他们之间的那层薄薄的冰，化了。
不是突然化的，是一点一点化的。像春天来了，河面上的冰开始裂，先是一道缝，然后两道，三道，然后一整块一整块地漂走，最后剩下清凌凌的水，映着天，映着云，映着两个人。
陈醒有时候想，这算不算爱情？
可如今，她知道了。
爱情不是轰轰烈烈的，不是山盟海誓的，不是“我爱你你爱我”的。爱情是——你每天回来，我看见你，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轻轻落下了。你不在，我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悬着。你在，我就安心。
就这么简单。
一九四三年的十二月，快要结束了。
上海的天还是灰蒙蒙的，风还是冷的，可陈醒觉得，那风里，有了一丝春天的气息。不是真的春天，是——她心里头的春天。
她站在窗前，望着外头的弄堂。路灯昏黄昏黄的，照在石板路上，亮晃晃的。没有人，连猫都不见了。
身后头，传来脚步声。周默生走过来，从后头抱住她。
“哪能还不睡？”他的声音有些哑。
“在想事体。”她靠在他怀里。
“想啥？”
“想——明年。”
“明年哪能了？”
“明年——”她顿了顿，“明年会更好。”
他笑了。那笑，在夜色里，像一盏灯。
“会的。”他说，“一定会的。”
窗外头，风呼呼地吹着。
可她的心里头，是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