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不要。
2、
第六天，我约了律师见面。
文件签好了，退婚书和断绝关系书，一式三份。律师帮我做了公证，具有法律效力。他问我：“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我说：“不用了。”
我还在同一天委托了移民中介，办理海外永居手续。那个中介是个女人，四十多岁，姓林，我叫她林姐。她看了我的资料，说：“你条件很好，移民不难。你想去哪个国家？”
我说：“越远越好。”
她看了我一眼，没多问。做这行的人，见惯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有的人为了孩子，有的人为了钱，有的人为了自由。我是为了离开。
第七天，我开始收拾东西。十八年前从养父母家被接回沈家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旧书包，里面装着两件换洗衣服。现在我二十五岁了，在这个家住了七年，东西反而更少了。不是没买过，是不敢买。我怕买多了，走的时候舍不得。现在才知道，舍不得的不是东西，是人。人让我失望了，东西就只是东西了。
我把要带的东西装进一个行李箱，不大，二十六寸，够用。其他的——衣服、书、化妆品、别人送的礼物——全部处理掉。捐的捐，扔的扔，送人的送人。我想起小时候在养父母家，每次被打了，我就缩在被窝里，抱着一个破布娃娃，那是唯一属于我的东西。后来被接回沈家，那个布娃娃我带了七年。上个月扔了。
因为我不需要抱着它哭了。我连哭都不想哭了。
第十天，我把退婚书寄了出去。
收件人是陆司珩的公司地址。我算过时间，他会先看到。我没有选当面给，因为我怕他看到我的脸，会说出一些让我心软的话。不是他的话多打动我，是我怕我还没死透。我不是怕他挽留我，我是怕自己还想被挽留。
寄出去之后，我关了手机。
一个人去了海边。
不是散心，是告别。
我跟自己说：沈念，你在这个城市活了二十五年，被抛弃过一次，被接回来一次，被冷落了无数次。够了。可以走了。
我失踪了两天。
第三天早上，打开手机，一百多个未接来电。有父母的，有陆司珩的，有他家人的，有我不认识的人。
我挑了一个打回去。是陆司珩。
“你在哪？”他的声音很沉，像压着什么东西。
“海边。”
“退婚书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写的那个意思。”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风声很大，我能听到他在呼吸。以前我会等他说话，现在我等他挂了。他没有挂。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小，小到像在自言自语。
“你认真的？”
“嗯。”
“沈念，”他叫我全名，以前他叫我“念念”，后来跟别人一样叫我“修远”，清晚来了之后，他叫我“沈念”，“你一定要这样吗？”
一定要。因为不这样，我就会一直留在原地，看着你们一家人和和美美，永远没有我的位置。
我没有说这些。说了也没用。他懂，他什么都懂。他只是不想懂。
“我挂了。”我说。
“等等。你什么时候回来？”
“不回来了。”
我挂了电话。关机。把手机扔进包里，像扔一件不用的旧东西。
3、
不知道是谁找到了我的位置。
第二天下午，海边来了很多人。不是游客，是来找我的。陆司珩第一个走过来，穿着黑色的大衣，脸色很难看，下巴有青色的胡茬，像是好几天没睡觉。他身后是我的父母——沈国良和李婉清。李婉清眼睛红红的，沈国良眉头紧锁。再后面是一些我不认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