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那天，天还没亮。张不言站在书院门口，把那件防刺服穿在长衫里面，又隔着布料摸了摸，确认穿好了。电棍在腰间别着，手电筒在左边衣袋，防狼喷雾在右边衣袋，扎带在腰间缠了一圈。浑身上下挂满了东西，但外面罩着长衫，看不出来。陈文远站在院门口，提着一盏灯笼，橘黄色的光把他的脸照得半明半暗。他手里捧着一本书，是张不言写的《新学入门》，翻了又翻，合上了，想说什么，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只说了四个字：“先生保重。”张不言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话。他托付给陈文远的，不只是书院——孩子们的书要接着教，周氏的粥要接着煮，槐树下的石凳要接着坐。每一件，都比去泰山重要。
赵大虎已经把三轮车推到了巷口。车斗里装着行李、干粮、水囊，还有备用的电棍电池和那摞《五年高考三年模拟》。马三和丁老六骑在马上，一人牵一匹备用马，以防路上马匹累倒。四个人，一辆三轮车，两匹马，趁着夜色出了青石县北门，往泰安府的方向去了。从青石县到泰山，走官道的话要七八天。张不言选的不是官道，是小路——近一些，五天的路程，但也难走一些。
出了青石县地界，路边的景象开始变了。大片大片的田地荒着，没有人耕种，野草长得齐腰深，风一吹沙沙作响。偶尔能看到一两块有人耕种的田，庄稼稀稀拉拉，秆子细得像火柴棍，穗子小得可怜。赵大虎指着路右边一片荒地说，这里以前是良田，种稻子能产三石。现在没人种了，人都跑了。逃荒去了，卖儿卖女去了，饿死了。死了的人埋在田埂下面，活着的人不知去了哪里。张不言蹬着三轮车，没有说话。
中午路过一个村子，他们停下来歇脚，想找户人家讨碗水喝。村口第一家，门是关着的。赵大虎敲了半天没人应，推开门，院子里长满了草，灶台塌了一半，铁锅锈穿了底。赵大虎又敲了第二家，一个老太太开的门，满头白发，背驼得像一张弓。她看着张不言，又看了看那辆三轮车，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惊恐。赵大虎陪着笑脸说“大娘，我们是过路的，想讨碗水喝”，她犹豫了很久，才侧身让他们进去。
院子里收拾得很干净，但没有什么东西。灶台旁边的水缸是空的，只有缸底还有一点水。老太太把最后那点水倒进碗里，一人一碗，不多不少，刚好够润喉咙。赵大虎喝完水，从怀里掏出一小块碎银子放在桌上，老太太看到银子，眼眶一下子红了，嘴唇哆嗦着说“这怎么使得”，赵大虎说“大娘，您拿着，买点粮食”。她没有再推辞，把银子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张不言问她村里的情况，她说年轻人都跑了，去府城找活路，去北凉投亲靠友，实在跑不动的，像我这样的，留在家里等死。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不是在抱怨，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好像人老了就该等死，好像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张不言把碗里的水喝完，站起来，说了声“多谢”，带着赵大虎他们离开了。他蹬着三轮车，脑子里一直转着老太太的那句话——“人老了就该等死”。不是这样的。人老了不该等死，人老了应该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儿孙满堂，鸡犬相闻。他蹬得更快了。
第二天，他们路过一个集镇。集镇上有一家酒楼，挂着红灯笼，里面人声鼎沸。他们把三轮车和马车停在酒楼门口，赵大虎进去打听消息。酒楼里坐满了人，有商人，有掮客，有穿着号衣的衙役，还有几个腰挎长刀、满脸横肉的汉子。赵大虎一眼就认出了那些人——是黑风山漏网的土匪。他从黑风山跑了，跑到了这里，大摇大摆地坐在酒楼里喝酒吃肉。旁边坐着的不是别人，是当地衙门的差役，穿一样的号衣，挂一样的腰牌，称兄道弟，推杯换盏。不是勾结就是同伙。赵大虎没有声张，装作什么都没认出来，退出了酒楼，把看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张不言。
张不言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句“走吧”，上了三轮车，继续北上。不是不想管，是管不了。赵大虎也上了车。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家酒楼，记住了那个地方。
第三天和第四天，他们赶了很长的路。经过的几个县城，情况比青石县更糟。青石县至少还有周明远这样的清官，还有张不言这样的人，还在修路、挖渠、安置流民。这些县城，什么都没有，只有豪强和贫民，官匪勾结，横行乡里。张不言没有说话，只是拼命蹬车。链条在巨大的扭矩下嘎嘎作响，车轮碾过碎石路面，扬起满天尘土。赵大虎想替他骑一会儿，他摇头，不让。
第五天傍晚，泰山的轮廓出现在地平线上。远看像一堵墙，横亘在天地之间，黑黢黢的，沉默而威严。离约定的日子还有十天。他要在十天之内熟悉泰山的地形，选择对战的场地，布置好一切。不是要设陷阱，是要利用地势，让自己多几分胜算。
他们把三轮车和马车停在山脚下的一家客栈里，安排马三和丁老六看守，张不言带着赵大虎上山。
到泰山了。十天之后，剑圣柳白会在这里等他。他不知道自己是赢是输，是生是死。但他知道，他来了。他没有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