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八，寅时三刻，天还没亮。张不言被赵大虎从床上拽起来的时候，整个人像一截木头，脑子还没从梦里拔出来。昨晚翻来覆去地烙饼，到了后半夜才迷迷糊糊睡过去，感觉刚闭眼就被叫醒了。他坐在床沿上，揉了揉眼睛，打了个哈欠，然后站起来，用冷水洗了把脸。冰凉的井水扑在脸上，激得他打了个哆嗦，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下，瞬间清醒了。
他换上了那身洗得发白的长衫——不是官袍，是读书人的装扮，青色，布纹粗糙，但很干净，没有褶皱。周氏昨晚用熨斗给他烫过了，每一道褶子都熨得服服帖帖。他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木簪别住，又在铜镜前照了照。镜子里的人，眼眶下面有一圈青黑，那是没睡好的痕迹，但精神还好，眼睛里有光。
赵大虎端了一碗粥进来，还有两个馒头、一个咸鸭蛋。张不言几口喝完粥，把馒头塞进嘴里，一边嚼一边把咸鸭蛋揣进袖子里。赵大虎帮他收拾考篮——笔、墨、纸、砚、水囊、干粮，还有那本《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书不能带进考场，但路上可以看。他翻了翻，又合上了。不是不想看，是看不进去了。该背的都背了，该记的都记了，再翻也翻不出什么新花样了。
从客栈到贡院，走路要小半个时辰。张不言没有坐车，想走走，让脑子清醒清醒。赵大虎提着考篮跟在后面，马三和丁老六远远地缀着，不靠近也不远离，像两条影子。街上已经有很多人了，都是赶考的秀才和童生，有的步行，有的坐车，有的骑马，三三两两，行色匆匆。有人在低声背诵，嘴里念念有词；有人在检查考篮，翻来覆去地看，生怕漏了什么；有人在跟同伴说笑，笑声很大，像是在给自己壮胆。
贡院在府城的东北角，占地很大，灰色的高墙像一道屏障，把里外隔成两个世界。门前有一个广场，铺着青石板，能容下几千人。此刻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像一大群蚂蚁。有人在排队，有人在找熟人，有人在角落里蹲着啃干粮。巡场的士兵穿着号衣，手按刀柄，在人群中来回走动，目光警惕地扫视着每一个人。
张不言站在人群里，没有挤，也没有找熟人。他就那么站着，看着贡院的大门。大门很高，朱红色，上面钉着铜钉，门楣上挂着一块匾，写着“贡院”两个大字，字迹端庄有力，像是用刀刻出来的。门是关着的，要到卯时才开。他等了大约半个时辰，听到里面传来三声鼓响，鼓声沉闷而悠长，在清晨的空气中回荡。然后大门缓缓打开了，里面走出一个穿着官袍的考官，站在台阶上，念了一通规矩——不许夹带，不许交头接耳，不许左顾右盼，不许损坏试卷，违者取消考试资格，严重的还要治罪。
念完了，开始进场。考生们排成几列，依次通过大门。门口有差役搜身，搜得很仔细，从头到脚，从里到外，连头发都要解开检查，鞋子也要脱下来看。有人被搜出了夹带的小抄，当场被赶了出去，哭着喊着求情，被两个差役架着拖走了。张不言排在队伍中间，不急不慢地往前挪。前面的人一个个地进去，有的顺利，有的被搜了半天，有的被问了几个问题，紧张得满头大汗。
轮到他的时候，他深吸了一口气，走到门口。两个差役，一左一右，虎视眈眈。一个搜上身，一个搜下身。张不言张开双臂，让他们搜。搜上身的那位摸到了他衣袋里的东西，眉头一皱，掏了出来——是那个充电宝。
两万毫安，罗马仕的，外壳摔了一道裂缝，但指示灯还能亮。差役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又掂了掂分量，眉头皱得更紧了。这东西黑不溜秋的，分量不轻，摸起来像铁的，但又不像铁那么硬，表面有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质感，不是木头，不是石头，不是金属，不是陶瓷。他在贡院门口干了十几年，搜出过各种各样的夹带——纸条、书册、墨盒、砚台、毛笔，但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
“这是什么？”差役的声音很严厉，像在审犯人。
张不言的心跳加快了一拍，但面上不动声色。他不能说是充电宝，说了也没人知道是什么。不能说是铁块，铁块不能带进考场。他脑子里飞速转了一圈，灵机一动，说：“暖手宝。天冷了，手容易僵，写字写不好。这个暖手宝，搓一搓就热了，能暖手。”
差役将信将疑，又看了看那个充电宝。张不言伸手接过来，在手里搓了几下——当然不会热，但他的手刚才一直缩在袖子里，本来就是热的，搓了搓之后，把充电宝递给差役，说：“你摸摸，是不是热的？”差役接过去，摸了摸，确实是热的——被张不言的手焐热的。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觉得不对，想说什么，张不言已经从袖子里摸出一小块银子，塞进他手里。
“军爷辛苦，一点茶钱，拿去喝茶。”
差役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银子，又看了看张不言，目光里的严厉消退了一些，但还是有犹豫。张不言又说：“军爷，这东西真的就是个暖手宝，不是什么夹带。您要是不放心，我放外面不带了。只是天冷，手僵了写不好字，考不中，府台大人问起来，我不好交代。”他把“府台大人”四个字咬得很重。差役的脸色变了一下。府台大人赵正淳，那是青州府最大的官，他一个小小的差役，得罪不起。他不知道张不言跟府台大人是什么关系，但既然提到了府台大人，他就不敢再拦了。
“进去吧进去吧。”差役把充电宝还给他，挥了挥手，又低声补了一句，“下次别带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让人看到了，我也难做。”
张不言接过充电宝，塞进衣袋里，迈步走了进去。身后传来差役搜下一个人的声音，粗声粗气的，带着不耐烦。他没有回头，加快脚步，走进了贡院。
贡院里面比外面看起来更大。一排排号舍整齐地排列着，像一个个鸽笼，每个号舍只有一席之地，转身都困难。号舍是用砖砌的，三面墙，一面开口，顶上盖着瓦片，但没有门。里面有一块木板，是桌子；有一块木板，是凳子；有一块木板，是床。考试期间，考生就住在这里，吃在这里，睡在这里，考三天，不出来。
张不言找到了自己的号舍，在靠边的一个位置，编号“地字第十七号”。号舍不大，他进去之后，伸直手臂能摸到两边的墙。木板有些脏，上面有墨迹、有刀痕、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留下的污渍，都是以前的考生留下的。他从考篮里拿出布巾，把木板擦了擦，又把凳子擦了擦，然后坐下来，把笔墨纸砚摆好。
天还没大亮，号舍里光线很暗。他从衣袋里掏出充电宝，放在桌上，又掏出一个手电筒——不是那个摔坏了的，是新的，从三轮车里刷出来的，小巧，亮度高，电池耐用。他没有打开，只是放在桌上备用。他看了看四周，其他号舍里的考生也在忙着收拾，有人在磨墨，有人在发呆，有人在低声祈祷。
卯时三刻，鼓声又响了。考官开始发卷。
卷子是一张很大的纸，折叠着，用火漆封住。张不言接过来，拆开火漆，展开。第一场，考的是四书五经。题目三道——一道出自《论语》，一道出自《孟子》，一道出自《大学》。他把题目看完，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睁开，提笔蘸墨，开始写。字不好看，但工整，一笔一划，清清楚楚。他不会用典，就直说；不会引经据典，就用大白话。他写的不是八股文，是议论文。有论点，有论据，有结论。结构清楚，逻辑严密，条理分明。这不是刘同知教他的，是《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教他的。
太阳从东边升起来，阳光从号舍的开口处照进来，照在桌上，照在他写的字上。他写得很快，但每一笔都很用力。手腕酸了，甩一甩；眼睛花了，揉一揉。饿了，啃一口馒头；渴了，喝一口水。他没有停，也不敢停。时间不等人，卷子不等人。
中午，考官让人送来了饭。一碗糙米饭，一碟咸菜，一碗白水。张不言几口吃完，继续写。下午，太阳偏西了，光线暗了下来。他打开手电筒，放在桌上，照着卷子。手电筒的光很亮，照得号舍如同白昼。旁边的考生看到这束光，都愣住了，有人探过头来看，被巡场的士兵喝止了。
考官也注意到了这束光。一个穿着官袍的中年人走过来，站在号舍外面，看着桌上的手电筒，眉头皱了一下，但没有说话。他看了几息，转身走了。张不言不知道他是谁，但他知道，这个人没有没收他的东西，也没有问为什么。也许是懒得管，也许是不想惹麻烦。不管怎样，他感激这个人。
天黑之后，考试继续。手电筒的光一直亮着，像一盏不会熄灭的灯。其他号舍里的考生有的点了蜡烛，有的点了油灯，有的什么也没有，在黑暗中摸索。张不言偶尔抬起头，看到那些在烛光下埋头写字的影子，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们都是读书人，读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书，为的就是这一场考试。考中了，改变命运；考不中，继续苦读，等下一次。他不知道他们中有多少人能考中，但他知道，大部分人考不中。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是因为名额太少了。
夜深了，张不言写完了最后一道题，放下笔，揉了揉发酸的手腕。他把卷子收好，放在桌子的最里面，用砚台压住，怕被风吹走。然后他靠在墙上，闭上眼睛。号舍里很冷，夜风从开口处灌进来，吹得他直哆嗦。他把外衣裹紧，把充电宝从衣袋里拿出来，握在手心里。充电宝不发热，但他需要一样东西来握着，让自己觉得不是一个人。
他想起小虎借给他的那颗绿色的玻璃珠，还放在衣袋里。他把手伸进衣袋，摸到那颗珠子，冰凉的，圆润的。他攥了一会儿，松开，然后闭上眼睛。明天还有两场。一场经义，一场策论。他要养足精神，明天继续写。不能输。不能辜负周明远的期望，不能辜负赵正淳的推荐，不能辜负流民营那些孩子的期待，不能辜负小虎借给他的那颗玻璃珠。
他慢慢地，呼吸变得均匀了。在冰冷的号舍里，在昏黄的灯光下，在墨香和汗味交织的空气中，他睡着了。手电筒还亮着，照在他脸上，照在他微微皱起的眉头上。光很亮，但他的梦里，全是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