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和外戚、宦官、朝臣一样，都是皇权的扶手，陡然废掉哪个，最终都会收获意想不到的反弹。
而从政治属性上，佛教的危害其实比其他几个小得多，因为朝廷本能地抗拒有着聚众能力的民意代表掌握实权，那样很容易就会掀翻现有的政治格局，也会改变目前利益团体的构成；
而佛教所需要的是更多的信众和信众的资源财富，以及为了吸引信众而需要朝廷颁发的认可，这样危害的就只有朝廷的劳动力和收取的赋税。
这一点固然麻烦，但比起其他三驾马车会夺取的权力而言，已经是影响最轻微的了。
虽然会减少收入，但朝廷公卿们挠挠头，晚上冥思苦想，再找个加税的借口便好了，百姓的需求和朝廷的利益在此刻并不一致，至少在还能维持统治的时候，朝廷的权力可以小小的任性一下。
与这代价相比，扶持宗教所换来的抚慰人心的作用，则是许多国家都切实需要的，它们甚至能平等地抚慰皇帝到奴隶，每个阶层的每个人都能获得精神安慰，从性价比和效果来说，确实是最不该脱轨的帮手。
宇文邕能废掉佛教，是因为他消灭了宇文护，成功掌握国家实权，有足够的威望这么做；
若他还有漫长的时间稳定局势，也能扶持起新的宗教，将灭佛的影响徐徐消除。
然而天不假年，他没保养好身体应对接下来的挑战，把自己磕成核动力早早去世，于是他的儿子宇文赟就只能仓促上阵，不论是否真的有才干，最终宇文赟在史书上的定论都是“昏虐君临，奸回肆毒”，以一个失败者的形象黯然落幕。
有趣的是，在宇文赟登基的二十八个月后，宇文赟就“初复佛像及天尊像”，老爹还没死三年就把灭佛这项大国策给推翻了，高殷能和他相比的，也就只有登基之后停摆一切大工程，还有睡小妈。
不过考虑到宇文赟在位也没到三年，也不能在这方面和高殷比。
而宇文阐在第二年的六月就彻底恢复了佛教和道教，当初在禁教时期仍坚持信仰的旧道士和沙门，在调查后就把他们送回寺庙道观。
此时周国的国政已经完全被杨坚所把持，所以这道命令也是出于杨坚的意志，宇文赟和杨坚都意识到要争取宗教的支持，最终佛门是倒向了杨坚。
有些政治斗争是看不见痕迹的，胜者自会将他们抹去，就像曹操麾下有大批人曾经是袁术的部下，但已经投奔了新主子，就要将他们的污点抹去，比如刘晔：
“晔睹汉室渐微，己为支属，不欲拥兵，遂委其部曲与庐江太守刘勋”，但实际上刘晔就是袁术的部下，“策攻康，拔之，术复用其故吏刘勋为太守，策益失望”。
还有把唐初的大批官员墓志给挖出来，可以发现人人都说是自己劝高祖和太宗起兵，也许在那几天，李家府邸前的整条大街都站满了来劝反的人。
不重视史料的细节，就很难察觉其中的诡谲，尤其政治的较量是最高层也是最阴暗隐秘的，胜者又有足够的权力将其遮掩，唯有关注当时的环境与格局，以时人的视野代入，才能体会到凶险。
宇文邕走了一步险棋，他走得了，宇文赟却跟不上老爹的步伐，继而使大周灭亡；好在这一世他不需要承担这么重的担子，高殷可以受些累，将这两国二百一十一州扛在肩上，替中华北方探索未来三百年的出路。
介于周国的下场，高殷是无论如何都不会选择灭佛的，三武一宗灭佛，可他们的朝代都灭亡了，佛教依旧在宋元明清乃至现代繁荣昌盛，说明宗教就是赶不尽而杀不绝，用政治稳固性来换取资源的同时，也要承受宗教无尽的反扑。
那么就只剩改造一途了，这其实是历朝历代一直在做的事情，稳固的皇朝之所以重用儒教，正是因为儒家推崇的仁政、礼制、王道等思想有着强烈的入世参政之执念，能够将皇权抬至无以复加的地步。
道教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主动退居二线，虽然仍讲究修行成仙，但同时也特别强调儒家的伦理道德观，个人内在的挣扎和觉醒不能超越礼制，哪怕你注定会羽化飞升，也要讲忠君、孝亲的儒家基本法。
虽然这种无条件地向当权者妥协会造成一个滑稽的后果，那就是婊子史观。譬如历代衰弱时，为什么各地的神佛和得道高僧不出来挽救旧王朝？
因为皇权仍是皇权，但掌握皇权之族已经变化，天命已经转移，神佛领受天意，所以不会去挽救注定衰亡的旧代，而是迎接即将到来的新朝；
这就使得它对乱世人的指导作用大大减弱，毕竟大家都不是笨蛋，只要神佛不出来帮场子，那么谁赢了神佛就帮谁，失败就是反贼，成功就是新朝雅政。
宗教只能维护当权者，当此时的统治阶层衰弱，而新生阶级强势崛起的时候，他们就会迅速抛弃旧主，在新主身上贡献力量并继续发育，所以高王乃是转轮圣王下凡，所以大隋皇帝乃月光童子转世。
在齐国统治还未深入人心的此刻，贸然对佛教赶尽杀绝，只会逼得他们去投奔他国，乃至鼓动齐国内部的崇佛势力作乱，让高殷平定天下的难度大大提升。
而改造一途，就能够把作为整体的佛教切割成一个个僧人、教团、寺庙，从一个庞大的宗教势力变成各据山头的世俗势力，任高殷的心意扶持或废黜，如此，他们便只能竞相讨好高殷，以争取自己在这场宗教吃鸡大赛中成为新的冠军。
后世对于明朝有着一个名为文官势力的刻板印象，明粉认为明朝是被文官集团拖累甚至窃取了，而明黑则觉得文官集团不过是明粉掩饰朱家皇帝无能的背锅侠，捏造出来的虚构集团。
其实这两种想法都太极端了，文官集团确实存在，经过唐末黄巢对世家秩序的破坏，以及宋元传承下来的对士大夫的厚待，使得科举士子与官员们自动结合在了一起，以同乡、同年、师生等关系形成一个个官僚派系，所以明朝的确有着所谓的文官集团。
可它、或者说它们的势力并没有明粉们想象的那么庞大，就像一个鸡蛋里有着双蛋黄甚至三蛋黄，当皇帝或其他势力威胁到作为文官整体的“鸡蛋”时，他们就会团结起来保卫鸡蛋；
但若是只威胁到其中一个蛋黄时，其他的蛋黄派系又会幸灾乐祸的作壁上观，甚至帮助政敌对同为蛋黄的他派落井下石，希望把另一个蛋黄彻底消灭，好让己方的蛋黄有继续壮大的空间。
异端往往比异教徒更加可恶。
因此，即便东林党击败了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的宣党、江苏昆山的昆党，这些党派的残余势力也不会妥协，后来又聚集到魏忠贤麾下，形成更加庞大的阉党，和东林党继续斗法。
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这就是真实政治的底色。无论是晋阳勋贵、武川集团、岭南武人还是高殷麾下的天策三河天龙八部，都会呈现出时而凝聚、时而内部排挤的状态，变化的倾向取决于每个成员自身的利益是否会被侵犯和能否扩张，以及成员们是否有舍身保卫利益的勇气。
当危害到党派多数人利益时，“文官集团”就出现了；当切割的范围足够精准时，文官集团又美美隐身了。
就好像高殷现在要废除整个天策府的编制和待遇，那就又会涌现出一批“天策集团”抵制高殷辜负他们的行为，即便不能和至尊正面抗衡，他们也会对乾明朝失望，继而在其他高殷看不见或无能为力的领域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