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高殷的第一个反应，是高润真要谋反？怕自己事后调查，打算先下手为强？
可他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忍不住自嘲：自己的疑心病真是太重了，也许高润只是想款待自己，感谢自己的救命之恩而已。
接着他又想入非非起来：莫非可以在冯翊王府中，见见那位赫赫有名的郑大车？
这个想法也被丢弃，高殷觉得自己还真是贪心，总想这些有的没的。
“多谢阿叔好意，但政务繁多，朕这几日脱不开身，待有空时再去府上叨扰。”
高润唯唯诺诺：“是了，臣没想到这介，倒是臣冒昧了。”
你确实挺貌美的。
高殷拍了拍他的肩膀：“来日方长，总有时间，这次叫阿叔过来，是有件事要说。”
“至尊请言。”
全然不知此刻严肃的高润已经做好了献出母亲的准备，高殷思索片刻，缓缓道：“阿叔觉得，我齐境内的释教如何？”
什么叫如何？至尊是想让我说什么？
高润一时迷糊。他第一反应便是至尊对如今的佛教有所不满，但想了想，觉得也不是如此，毕竟至尊登位，也靠着佛教做了不少宣传，如今至尊乃月光王降世的传说在齐国各地广泛传播，这自然离不开佛教的帮助，很难想象至尊会对佛教有什么恶感。
不过他毕竟是皇帝……既然问出了如何，自然是对佛教如今的地位有所质疑，那么结果也只有两个，是觉得还不够，或是已不配。
为了不触怒至尊，高润小心翼翼地回应：“我齐佛寺众多，光邺就有四千佛寺，全齐境内约有二百万的僧众，说是天下佛国也不为过。”
先报一报数据，再从至尊的反应中进行揣测，许多官话看上去是废话，就是这个原因，要先打探出上级的深意，才好顺杆往上爬。
“天下佛国……嘿。”高殷想起一件事，是所谓的五行异象。
高洋曾在东山设宴，投杯震怒，下诏西伐，也是“投杯而西人震恐”的出处；然而不久之后，他又哭泣着对群臣说：“黑衣非我所制。”
当时有术士称亡高者黑衣，于是从高欢之后，每每出行，不想见佛僧，因为他们是黑衣，某次高洋自晋阳反邺，又有疯僧阿秃师称“阿那瓌终破你国”，洋子以为这阿那瓌就是柔然可汗，郁久闾阿那瓌，所以屡屡征伐柔然至其衰亡，而后人又附会到了背叛高纬投周的权臣高阿那肱身上，说肱字世人都读作瑰，与阿那瓌音同。
这明显是后人的附会手段，若是齐国以另一种形式胜利或灭亡，则又会有别样说法，而操控这些说法的最大一股势力就是宗教，也就是此刻盘踞在齐国身上吸血的佛教。
对这条寄生虫，高殷心情复杂，一方面既需要他们来辅佐自身的皇权以稳固帝位，在自己坐稳皇位后，它们也随之生长成庞然大物，轻易割舍不得，一如高氏皇权和晋阳勋贵之关系；
削弱了某方势力，权力会进入短暂的真空期，但这不会太久，很快就有新玩家入局，而胜者则要背负败者的怨恨和世人的指责。
宗教尤其如此，它们抚慰人心的功能不是高高在上的皇权可以比拟的，或者说，皇权可以笼罩并控制住朝廷和官署的影响范围，可天下如此之大，不能全部覆盖，总有更广阔的天地，而皇权只在十步以外、千里之内，出了这片领域，影响力就会大大削弱。
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皇帝其实就是部落首领+大祭司的统合，是神权国家中作为神的代表，是神的人间体。然而这人间体太过亲近俗世，身边的妃嫔、大臣总能察觉到这现人神的人面，发现其弱点；
再加上国家动乱，帝位传承和朝代更替影响了这份不该变动的神力，大大降低了皇帝作为“天子”的解释力度，因此历代皇朝都要和宗教合作，以换取世人在精神世界的认可，其中最大的区别，便是佛教没有一个在人世间的真神，保持了神的神秘性。
某种意义上，像日本这样以天皇为吉祥物的国家反而保持了天皇家族的神秘性，一旦人事有什么差错，天皇也接不到真正的黑锅，都是作为辅政的臣子们所犯下的罪责。
有些人意识不到这点，认为“教皇他有几个师”，信仰的力量比不上武器的批判；可说这话的人死在自己的粪尿里，其国家也早早灭亡了，而教皇与教廷仍在、且将一直延续下去。
同样的道理，后世人认为三武一宗灭佛利大于弊，否定佛教对于皇权的支持力度，但那不过是因为另一股一神教的势力取代了佛教的地位，本质上是一个宗教对另一个宗教的驱逐。
历史上的宇文邕灭佛，既有经济矛盾和利益冲突，在隐秘的民族角度上，也有着争夺儒家正统、进行华夷之辩的意义。
周国是鲜卑之国，且是一个为了能在中原建立长久统治、稳固政权而进行了“崇复周礼”，以汉化掩盖其鲜卑民族特色的国家，将麾下将帅姓氏改姓可以说成是民族融合，但改成的是鲜卑旧姓，掩盖不了其恢复鲜卑旧俗的精神底色。
好端端的一个中国人张三，非要改名成辛格、希瓦姆、穆罕默德、赛多、哈桑、史密斯，那多少有些挂羊头卖狗肉了。
而佛教是西域传来的“戎狄之教”，汉化值本就不足的周国更需要通过废除这个宗教来显示自己已经是汉文明了，是华夏正统和儒学正宗，所以宇文邕才会说出“朕非五胡……所以废之（佛教）”。
而梁朝不仅崇佛，梁武帝还四次舍身同泰寺，到后来的陈朝，陈霸先也这么爽玩了几次，根本没有吸取萧衍教训的意思，佛教依然在陈国大行其道。虽然也有一些反佛言论，但更多的是主张教权对皇权让步，并没有彻底废除佛教的打算，梁帝陈帝也不会说什么“朕非五胡”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话，毕竟都是土生土长的南朝汉人。
有一个很有趣的段子，就是李世民也有突厥血统，那么如何分辨他的民族属性？答案是看他被攻击得多不多，多的话就说明是汉人，被小部分民族主义者当做正统的汉人君主来敌视，若是像爱玄烨、爱弘历那样的铁血纯满，反而会被大力歌颂，当做民族融合的典范。
一样的道理，非汉才要强调自己非五胡，强调恰恰是对自己民族属性的不自信，毕竟人往往都有一种逆反心理，就是不重视自己有的东西而去追求从未得到之物，若是还有着利益关系的牵扯，这种皈依者狂热就会变得更加虔诚。
所以宇文邕可以灭佛，因为在他的处境下，需要吸取一定的齐国崇佛而亡的教训，需要夺取寺庙经济以补充国力，需要听取反扑的道教势力的进言，还需要表现自己作为中华正统，与戎狄之教不共戴天的决心。
然而宇文邕在574年灭佛，577年灭齐后在齐地推行灭佛，周国便在四年后以极盛的姿态被杨隋所篡夺，时间只比秦始皇死后的秦朝慢上一年。
假设宇文赟虽然是个昏君，但水平好歹也有一些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在登基第三年，以二十二岁的高龄突然病危暴崩呢？
宇文赟在登基第二年，就传位于长子宇文阐，为什么？
“宣帝于邺宫传位授帝”，为什么是在北齐的国都邺城传位，而不是宇文家的国都长安？
齐国曾经也有过同样的操作，那就是高湛提前传位给高纬，自己做太上皇，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能将皇位落实到自己儿子身上，让他提前积攒皇帝的威望，而齐国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此前已经有了皇权不稳的严重案例，所以宇文赟为什么学这个？
有没有可能，便是周国的皇权，也遇到了不稳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