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衮衮诸公确实有些贱骨头，还是多吓吓得好，免得他们居安不思危，吃得满嘴流油，让各地百姓瘦骨嶙峋，最后集合起来找他这个皇帝算账。
其实这也是邺都士人开始发力，对他这个汉儒皇帝的投资。虽然高殷已经表现出不是传统意义上垂拱而治的纯儒模样了，但到底还是孝文帝以降、目前各国中表现得最出色的皇帝之一，跟着他混很可能蹭到一个大一统新朝的开国鼎位。
儒生们可以不计较资财得失，这在儒学体系中是被放在末位的，虽然个人的想法不一定如此；但生前身后名绝对是最重要的，可以流芳百世，为此努力绝对不会吃亏，对明主贤臣励精图治共荣江山的美好幻想激发了他们的渴望，使得他们在这个不受限制的舞台大大活跃。
至尊的确打落了杨遵彦，杀了不少勋贵，但反过来说，这也体现了至尊不独以家世和旧勋用人的一面，只要能对齐国的霸业有所帮助，他就不吝重用和厚待，无论是文林馆、天策府还是天龙三河军，都体现了这种难得的阶级流通性，使得大量二线世家和官员们都摩拳擦掌，希望能在君王跟前搏一个好印象。
而让高殷和高洋划分开区别、使人们认为乾明的举措是可以接受的改革而不是暴政的原因，则在于乾明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从乾明二年开始，光是春季一个季度的收入就达到了四百万石，这不是农业的收入，因为齐国乃至整个北方的农业普遍是一年一熟，也有这个时候气温下降不利于植物生长的原因，南方倒是可以做到一年二熟，岭南部分地区甚至可以一年三熟，也是陈霸先的岭南集团可以崛起的部分因素。
因此粮食税的征收时节往往在秋收以后，一般在九月至十一月，此时秋收结束，百姓也有余力缴纳，朝廷往往会在夏秋间启动年度核算与催征，具体的实物入库和转运则在秋末至初冬，这时候农事活动基本停止，也便于大规模运输，运往中央的垦租开始调运至京城，各地州郡仓库也会完成义租的清点储备。
而春季的收入则往往来源于各地的桑蚕税，也就是“棉”、“丝”、“絮”这一块。根据制度，每年春天各州县需普查桑蚕生产情况，刺史甚至会亲自到田头验收，这些普查结果直接关系到秋季“调”的征收数量，为后续征税提供了依据，从根源上保障了国家财源。
同时还有税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等商业活动税，也是在春夏之间开征的，这不仅是适合人类活动的气候舒适期，部分产业也是在这时候才开始进行，而其中的盐铁、酒榷是高殷初登基时经济改革的重头戏，符合国家需要和时代发展的政策在此时也迎来了丰沃的收获。
绢帛入库，经过官府的折算与售卖，同时部分流入市场或达官贵人的府中，便能转化为高达二百多万石的财政收入。
盐池受朝廷垄断，且不受季节限制，便使得盐利甚厚，官府垄断煮盐、出售销售权来获得更高利润，并通过控制铁矿冶炼、对铁器交易征税以及官府成立酒会，与酒户定契，均定每斛酒价，唯官营酒楼可售卖，三项加在一起，也达到了一百一十万的收入。
还有南来北往的商队通过关卡所缴纳的关津税，以及在固定的店铺里做买卖，官府则根据店铺的规模等级征收营业所需的邸舍税，零零总总加在一起，也有个七八十万，合计四百余万。
此外，还有一个公廨本钱的收入。
公廨本钱是刚登基时，高殷为了收买人心而进行的改革，简单来说就是设立一个公廨部门，典史从皇帝手中拿钱分给各部，让各部去放贷，不管他们如何放的，最后都要收回本钱和一成利息，而各部门就自己开动脑筋了，想法子怎么搞创收了。
高殷自己在里面所得并不多，而且高洋也没有给他留下一个丰厚的产业，乾明元年正月那会儿，能拿出一亿钱都够呛了，一亿钱是二十万石粟，而当时朝廷的国库也不到百万石，他还有各项事务要开展，不可能拿出太多钱来操办这件事，最终也只拿出了三千万钱。
这毫无疑问是加剧了天保末年的经济困难，但当时的高殷也无可奈何，毕竟他没有足够的威望和资本收买更多朝臣来对抗娄氏，只能把包袱往下丢，以此来实现短时间的地位巩固。
历史上的公廨本钱也是在南北朝时期开始的，到唐朝发展强盛，在税收不足以支撑庞大官僚体系时，朝廷通过拨付本钱经营生息，获取的利息用以充作官员俸料和办公杂费，得以渡过帝国建立统治初期的经济困难；
虽然最终也会使得百姓的负担加剧，但由此保障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使得朝廷能够提供给臣民秩序和保障，这总比乱糟糟的割据和经济导致政治混乱要好得多，属实是“两权相害取其轻”的做法。
然而它的本质就是高利贷，最终总要有人因此家破人亡，高殷知晓，但也只能权且忍让，也许是作为现代人，为数不多的良心因此作祟，让高殷放不开手在这方面赚大钱，拿出的本金也就小得多，造成的损害也小得多。
而这两年下来，高殷已经坐稳了位子，又通过经济改革为朝廷带来了足够的财政收入，这公廨本钱的经济属性就不够看了，按理来说，高殷便可以叫停公廨制度，避免继续迫害。
但作为一项存活到唐朝，乃至发扬光大的政策，公廨本钱的确有其可取之处。
对分摊到的某些部门来说，它可以合理合法地进行放贷，并吸引商人入仕，能大大扩充部门财力和人脉，自己的腰包也能装得鼓鼓囊囊的，从而使得部门运转顺畅，继而对实行这项政策的至尊充满感激，而这正是高殷所需要的；
同时，公廨典史主管相关事宜，而每个有分摊的衙署则又有捉钱令史，他们便能通过公廨钱进入到各衙署的部门经济中，表面是为衙署创收，实则有权力抽查复核部内账务，深入到各部门中，某种意义上已经是一个负责经济渗透与财政监察的审计部门了。
公廨本钱将利益与监察绑在一起，虽然仍十分粗糙，但继续培育下去，能够在未来成为高殷和后世齐帝探听各方衙署动向的情报网络，毕竟能让百官主动暴露财政秘密的，除了开战前的物资清点，便是利用公器赚取利益时的松懈。
如此一来，高殷不必另设耳目，他只需要握住本钱的源头，便能通过钱的流向大致掌握各部财政的虚实、官员的贪廉，继而掌握主要部门的经济动向，延伸到齐国上下官商勾结的隐秘网络中。
即便有衙署之人对捉钱令史等有所提防，但令史的背后可是他这位皇帝，只要略作请示，就有足够的权限进行大调查，统筹了各方情报的高殷作为枢纽，再命令不良人从其他方面进行渗透，总能发现或发明一个至尊需要的结果。
这条路线又与不良人所统帅的政治特务队伍区分开来，形成后世审计署的雏形，不至于再养出一个庞大的令人闻风丧胆的特务部门，而又能通过经济走向把握朝臣的举动。
虽然这不可避免地会舍弃掉一些受到迫害的商人和百姓，但只要让自己对国家的掌控更加凝练，从而阻止未来更多人遭受贪官污吏们的迫害，那么在高殷看来，便是值得的。
虽然残忍，可身处他这个位置，没有什么是不残忍的，他掀起的一粒沙，总会变成大山压在某个人身上，他能做的，只是以最小的代价，让大山压死更少的人，使更多人活在无知的幸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