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至尊开始公然表示对先帝某些举措的不满，朝臣们面面相觑，一方面认为至尊所言不错，先帝的确是做得过火了，另一方面，又感叹至尊已经开始将天保的痕迹抹除，大齐将彻底走入乾明的时代。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至尊不似先帝那般疑心暗鬼，对自己和臣下都有着足够的信赖，这和此前惩治罪臣的雷霆手段形成鲜明的反差，该说是舍我其谁的英雄气吗？总之，惩处虽然残暴，但还在规则内，只是会过激数倍，而不触犯至尊原则、不是自身造成的错误举动，至尊也不会勃然大怒，而是优先寻找一个妥帖的方案，把事情解决了再说。
这种氛围让朝臣们有所安心，至少不像以前那样充斥着不知名的规则怪谈，总是让他们提心吊胆；一旦接受了这种安全稳定的氛围，人心就会有所依恋，生出对秩序的渴望和荣誉感，继而采取实际行动维护这份统治，大齐便能够减少内耗，以更高的效率迈向繁盛的境界。
这就是儒家理想的圣王德治啊！
“朕记得此前改革过齐律，根据新律规定，每人每年出垦租二石，义租五斗，以备水旱灾害，如今三年下来，各地囤租有多少？”
高殷此言一出，朝堂略显轻松的气氛又骤然一紧，心又悬了起来。
虽然没有就灾异发难，但还是认认真真问起了赈灾的账目，这才是明君该有的样子，也让臣下感受到十足的压力，若度支部门没给出一个让至尊满意的答复，那至尊发怒也就合情合理了。
拜托，千万不要给至尊这个机会啊！
度支曹郎中忙不迭地从袖中抽出一卷帛书，展开念道：“回至尊，自元年实施新律以来，各州县义租入仓者，计有一百二十余万石。其中用于去年赈济青、兖、冀、沧诸州旱涝之灾，已支出九十余万石。现存各州郡义仓者，约余三十万石之数。”
高殷微微颌首，这个数据还算可以。齐国在天保时期的平均收入水准在八百万到九百万石之间，后期略有下降，到了七百万石左右，国帑所余也不多，使得洋子屡屡征调加税，天保末年的百姓因此而穷困。
古代的农业赋税征收的主要是夏秋二季之粮，如果仅仅只计算农业税，那么和天保年间相去不远，乾明元年也遭了几次灾，国家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农业改革，农业收入仍旧在八百万上下、接近九百万。
扣除掉朝廷和各地的支用，比天保剩的也不多，毕竟高殷上来停建了许多工程，但也兴修了许多学校、军队设施，这些也是大支出，只不过从利好皇家变成了利好军队和百姓，性质不一样，但消耗的资粮是实打实的。
这就不得不提到北魏逆天的税收制度，在献文帝拓跋弘上位的465~471年前，平均每户每年的户调是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外加地方征收的调外之费帛一匹二丈。且任意增加临时征调，动辄每户要交三十、五十石粟，加上当时官吏没有正式的俸禄，贪污、贿赂、高利贷公行，百姓的赋税极重。
不过人口就多了很多，全国户数达五百余万，比一统天下的西晋太康年间还增加一倍有余，即便如此，也不够魏朝使用。
直到孝文帝拓跋宏当政的太和八年，才开始参照古代标准，将天下户口分为九等，是为“九品混通”，每户租调是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这个赋税已经极重了，若以一户五口人来算，哪怕五人都能从事农业生产，也要缴纳二十石粟以上的年租调税，是现在实行的赋税的十倍！
不仅如此，还要另外交纳一匹二丈帛给州级仓库作为州调以外的费用。
你以为这就完了？朝廷的税是交完了，那官员的呢？作为你的父母官，你不上供奉养父母，还有没有孝道了？！
因此每户租税又增加帛三匹、二石九斗粟，作为朝廷官员的俸禄，而后调外的一匹二丈帛又增加至二匹。
也就是说，每户一年要缴纳的赋税总额为帛七匹、粟二十二石九斗以及絮、丝各一斤，若是丰年，平均每年缴纳一万五千至一万八千钱的赋税。
这还没算杂税、徭役和各地贪官污吏在其中吃拿卡要，而且九品混通听上去考虑到了各个阶层，实际上模糊的户等划分和官吏的私心，使得这一套在执行中漏洞百出，富人总有办法往下压成本，而这些成本还是转移到了最底层的平民身上。
因此百姓们不堪重压，纷纷依附豪强、隐瞒户口以避税，也就成了一个可以理解的选择。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太和九年又颁布了新的租调制，取消了原先以户为单位的征收方式，而是改成了一夫一妻为一床，只缴纳帛一匹、粟二石，用精确的“一床”取代了模糊的户口人数，同时确立了“垦租二石，义租五斗”的定额税率。
这一改革意义重大，不仅改变了以往以混乱的户为单位的征税方式，还通过均田制保证了农民有田可耕。
太和十年，孝文帝又设立了三长制，五家为邻，设一邻长；五邻为里，设一里长；五里为党，设一党长，三长直属州郡，负责检查户口，征收租调，征发兵役与徭役，让荫附于豪强地主的荫户将成为国家的编户，抑制地方豪强荫庇大量户口，朝廷直接控制的自耕农民大量增加。
虽然朝廷的赋税很重，但中间的官吏地主又加入了自己的盘剥，这些钱没进到朝廷的口袋里，那干脆以三长制打击这些地主豪强，取消中间商，自己赚差价，这样即便赋税很重，百姓也多少能轻松一些。
孝文帝的改革的确给国家财政带来了许多收入，但反过来，也为后来的变乱埋下了经济基础。
到了如今的齐国，若以两千万的户口来算，齐国至少应有三百万户，两个成年男女为一床、四个未成年男女为一床，那么三百万户应有六百五十万床，国家应有的收入则是六百五十万匹绢，一千三百万石垦租，三百二十五万石义租，合计接近三千万石，约等于一百五十亿文钱，以及丝、絮等杂物无算。
若真有这个收入，那齐国再来十个高洋祸祸也花不完，能一边对全天下开战一边纵情享乐，但这只是理论上的最高值，其中大部分都因民间藏私、地主隐匿人口、官吏贪污而消失了；
同时也不是所有人都在种田，许多商人、世家、士兵都不从事耕种、也不交农业税，反过来还需要朝廷提供俸禄，再加上时不时出现的天灾人祸，使得这理论上的峰值收入大打折扣。
齐国看似家大业大，但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实际上落到皇帝嘴里的没有几口，在账面上的最高收入仅有理论的三分之一。
所以作为理论峰值的近四成，义租能够有一百二十余万石，已经证明新政实行得足够出色了。
若是在一百万石以内，高殷定然要开骂，但这个成绩显然说明邺都的官员在政策落实方面下了一番大功夫，至少没给他这个皇帝拖后腿，也或许是他在邺都和晋阳展开的两次大清洗着实吓到了不少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