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一点二十分，沈晴和九里先到了。
欧洲纪录片团队已经在楼下准备设备。
一名导演。
一名摄影师。
一名录音师。
一名制片人。
还有英语日语口译。
器材不算多。
一台主机位。
一台辅助机位。
收音设备。
几盏小型灯。
没有把客厅改造成摄影棚。
这是胜一的要求。
“不要搬太多东西。”
昨天确认拍摄流程的时候，他说。
“家里本来什么样，就什么样。”
团队答应了。
两点前，所有人重新确认授权。
使用范围。
播出平台。
字幕翻译。
剪辑。
海外发行。
未来存档。
姓名公开。
影像公开。
胜一一项一项听完。
最后签字。
导演没有立刻开机。
而是坐到他对面。
“谢谢您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口译把话翻成日语。
胜一点点头。
“你们从欧洲跑到广岛，也挺远。”
导演笑了。
“所以我们想听值得走这么远的故事。”
胜一听完，也笑了。
“那我不知道我的故事值不值得。”
导演摇头。
“这个不是我们替您决定的。”
沈晴站在旁边。
听到这句话时，抬眼看了一下。
九里也在。
他今天不是采访对象。
甚至严格来说，这场采访也不需要他参与。
但纪录片团队此前采访过他关于新馆建筑与空间理念，这一次希望补拍一些新馆开馆后的内容。
他上午结束自己的部分以后，没有离开。
胜一知道他是新馆的建筑师。
只说了一句：
“那就留下吧。”
于是九里站在客厅靠墙的位置。
没有进入镜头。
下午两点零八分。
摄影机开机。
导演没有问：
1945年8月6日，您在哪里？
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不从原爆开始，您最想从哪里讲自己的人生？”
口译翻译完。
胜一愣了一下。
然后转头看了沈晴一眼。
沈晴忍不住笑。
昨天他才回答过差不多的问题。
胜一也笑了。
“最近怎么大家都这么问。”
导演不知道前一天发生过什么。
口译简单解释。
房间里的人都笑了。
笑声过去以后，胜一慢慢说：
“那就从我年轻的时候说吧。”
“我以前喜欢滑雪。”
摄影机安静地拍着。
胜一说长野。
说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雪。
说年轻的时候觉得别人能从山上滑下来，自己也应该可以。
说右腿明明不好，朋友都劝他不要学。
他偏要试。
摔倒。
再起来。
再摔。
说到这里，他自己笑得很开心。
导演也笑。
没有人打断。
接着是工作。
第一次拿工资。
出差。
东京。
居酒屋。
朋友。
下班以后喝酒。
他们讨论工作。
抱怨上司。
谈喜欢的人。
导演问：
“那个时候，身边的人知道您是被爆者吗？”
胜一想了一会儿。
“有人知道。”
“有人不知道。”
“重要吗？”
导演问。
胜一沉默了几秒。
“有时候重要。”
“有时候不重要。”
“喝酒的时候，不重要。”
房间里安静了一下。
胜一继续说：
“你不会每次跟别人喝酒，都先说，我是被爆者。”
“那样怎么喝。”
大家又笑了。
沈晴站在镜头外。
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到胜一的时候。
那时候，她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更不知道以后自己会坐在他的家里，看一支欧洲纪录片团队采访他。
她只记得那个老人。
记得他的腿。
记得他说去医院。
记得后来她才知道，他右腿里有三根钢钉。
记得他提起东京居酒屋的时候，比说起许多沉重的过去更有精神。
再后来，他们一起吃御好烧。
胜一告诉她：
以前那些人总问八月六日。
问火。
问黑雨。
问伤。
问母亲。
问姐姐。
很少有人问：
后来呢？
而现在，这个来自欧洲的导演，真的在问后来。
胜一开始讲妻子。
导演问他怎么认识她。
胜一依旧说：
“别人介绍的。”
“第一次见面没觉得怎么样。”
“她嫌我瘦。”
“我嫌她说话太直接。”
口译翻译到这里时笑了一下。
导演问：
“那后来为什么结婚？”
胜一想了想。
“可能见得多了。”
“觉得这个人在旁边也不错。”
这一次，连摄影师都笑了。
胜一也笑。
可他说着说着，神情慢慢安静下来。
他说妻子做煎鱼很好吃。
年轻时脾气很大。
后来年纪大了，反而比他温和。
他身体不好的时候，她陪他去医院。
后来她病了，就换他陪。
导演问：
“您觉得那是爱吗？”
胜一停住。
这个问题没有马上回答。
他看向窗外。
下午的光落在窗边。
过了一会儿，他说：
“年轻的时候，不会想这些。”
“就是一起过日子。”
“后来她身体不好，我就希望她不要痛。”
“希望医院能把她治好。”
“如果可以替她痛一点，可能也会愿意。”
他笑了一下。
“不过也替不了。”
沈晴站在旁边。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了两张照片。
静子。
和美。
胜一的母亲和姐姐。
她第一次真正看到那两张照片的时候，曾经盯了很久。
照片上的人不会知道很多年以后，有人会在另一个时代、另一座新馆里重新谈起她们。
也不会知道那个当年受伤的孩子，会活到八十八岁。
会工作。
会结婚。
会有孩子。
会去东京喝酒。
会跑去长野看雪。
会在医院里做完漫长的治疗以后，笑着说自己“毕业了”。
导演问：
“您的母亲和姐姐呢？”
胜一没有立刻回答。
房间里一下安静下来。
沈晴看见他的手轻轻放在膝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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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秒，他说：
“母亲叫静子。”
“姐姐叫和美。”
这两个名字从他的口中出来时，很轻。
导演没有追问灾难现场。
只问：
“您现在还会想她们吗？”
胜一点头。
“会。”
“想什么？”
胜一低下头。
“想她们如果活下来，会变成什么样。”
沈晴的呼吸顿了一下。
胜一继续说：
“姐姐如果活下来，应该也会结婚吧。”
“可能会有孩子。”
“母亲如果活得久一点，应该会变成很爱唠叨的老太太。”
他说到这里笑了一下。
眼睛却没有笑。
“人死得太早，就没有后来。”
导演没有说话。
口译也没有立刻开口。
摄影机继续转着。
没有人催。
胜一过了一会儿才又说：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我后来活的这些年，也像是替她们看了一点。”
“不是替她们活。”
他立刻纠正。
“谁也替不了谁。”
“只是……”
他想了一会儿。
“我看到了很多她们没看到的东西。”
“战争结束。”
“城市重新建起来。”
“电车。”
“电视。”
“新干线。”
“后来还有手机。”
“世界变化太快了。”
他笑起来。
“如果我母亲看到手机，可能会吓一跳。”
屋里的人也轻轻笑了。
沈晴却没有笑。
她忽然明白，为什么“后来”这么重要。
不是为了让一个悲剧显得完整。
也不是为了给灾难加上希望。
而是因为那些活下来的人，真的继续生活了。
而那些没有活下来的人，失去的并不只是某一天。
他们失去的是本来可能拥有的几十年。
工作。
恋爱。
婚姻。
孩子。
朋友。
旅行。
老去。
争吵。
吃饭。
生病。
康复。
无聊的下午。
普通的星期三。
所有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
才是灾难真正夺走的部分。
纪录片采访进行了一个半小时。
中途休息一次。
最后一个问题，是导演临时加的。
“如果有一个二十岁的欧洲年轻人看到这部纪录片，您希望他记住什么？”
胜一想了很久。
比之前任何一个问题都久。
最后他说：
“不要只记住我经历过原爆。”
导演看着他。
胜一继续说：
“记住那件事当然重要。”
“但如果只记住那个，我的人生就太短了。”
“我后来活了很久。”
“也有很多开心的事。”
“认识很多人。”
“有喜欢的人。”
“有家人。”
“工作。”
“喝酒。”
“去旅行。”
“身体不好。”
“身体又好一点。”
“朋友一个一个变老。”
“我也变老。”
他低头笑了。
“这些也都是我的人生。”
导演没有再问。
摄影机又停留了几秒。
然后关闭。
红灯熄灭。
采访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