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点二十五分，采访重新开始。
这一次，胜一自己说：
“你们是不是还是得问八月六日？”
沈晴看着他。
“您今天想讲吗？”
“讲一点也行。”
“好。”
“反正讲过很多次。”
他说得很平静。
然后，时间第一次往回走。
1945年。
八月。
广岛。
母亲静子。
姐姐和美。
火。黑雨。
受伤的腿。
那些内容并不新。
至少对于过去采访过胜一的人来说，不新。
可这一次，它没有出现在故事最前面。
在八月六日以前，录音里已经有了长野的雪。
东京的居酒屋。
年轻时候的工作。
妻子做的煎鱼。
孩子、朋友、工资、上司。
还有一张暂时不能公开的滑雪照片。
八月六日终于出现时，它不再是定义这个人的第一句话。
它只是他八十八年人生里，一个无法绕开的巨大断面。
沈晴第一次真正理解，他们为什么坚持不要从那一天开始。
不是为了弱化它。
恰恰相反。
当一个完整的人生先存在以后，那一天夺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反而更加清楚。
采访到四点零五分，沈晴主动结束。
胜一还有话想说。
“下次吧。”
她说。
“你不是说不赶？”
“所以才下次。”
胜一笑了一声。
“行。”
佐藤关闭录音。
第一次正式采访总时长不到两个小时，中间休息一次。
没有完成采访提纲的一半。
甚至很多问题根本没问。
但没有人觉得不完整。
沈晴在采访记录上写：
第一次访谈完成。
受访者状态良好。
本人同意后续继续。
然后合上文件。
“还有一件事。”
胜一看她。
“又要签同意书？”
“今天先不给您签。”
“那是什么？”
沈晴从另一个文件袋里拿出一份资料。
欧洲纪录片团队的正式采访企划。
对方按照馆方要求，把内容重新整理过。
日文翻译也已经完成。
项目目的。
制作团队。
预计播出地区。
采访主题。
拍摄形式。
预计时长。
素材保存与使用范围。
是否可能剪辑。
是否可能制作字幕及翻译版本。
未来二次使用需要怎样处理。
全部写清楚。
第一页的采访主题是：
「1945年8月6日之后——被爆者如何继续生活」
胜一戴上老花镜。
慢慢往下看。
沈晴没有替他们推销。
只是解释：
“这是上次跟您提过的欧洲纪录片团队。”
“嗯。”
“他们已经把正式企划发来了。”
“动作挺快。”
“他们确实很感兴趣。”
采访问题没有要求胜一重新完整复述八月六日。
前几个问题反而是：
战争结束以后，您什么时候第一次觉得生活正在重新开始？
您后来如何工作？
建立家庭以后，您怎样理解自己的生活？
有没有一些事情，是过去关于被爆经历的采访从来没有问过您的？
现在八十八岁，您希望年轻人知道的，是八月六日，还是八月六日之后的人生？
胜一看到最后一个问题，停了一会儿。
“这个问题不好答。”
沈晴说：“可以不答。”
“还没采访你就让我不答。”
“这是原则。”
胜一继续往下看。
看到生活部分的参考问题时，他忽然笑了。
“真有喝酒。”
“我没有骗您。”
“还有旅行。”
“嗯。”
“他们怎么知道老人喜欢这些？”
“可能因为他们想采访的是人。”
话出口以后，沈晴自己停了一下。
胜一也抬起头。
过了一会儿，他重新低头。
把企划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
看得很慢。
差不多十分钟。
最后他说：
“可以。”
沈晴没有马上收文件。
“可以看企划，还是可以采访？”
胜一看她。
“你现在越来越麻烦了。”
“要确认。”
“可以接受采访。”
“您确定？”
“确定。”
“可以拍摄影像？”
胜一想了想。
“他们是纪录片，不拍脸怎么拍？”
“也可以只录声音。”
“不用。”
胜一说，“拍吧。”
“姓名呢？”
“可以。”
“采访内容会经过剪辑。”
“知道。”
“可能翻译成其他语言。”
“知道。”
“播出以后，已经公开的部分无法完全撤回。”
胜一点头。
“这个刚才看到了。”
沈晴又问：
“需要家属一起确认吗？”
“不用。”
“那我把您的同意转达给他们，但正式拍摄以前，他们自己的授权文件还需要再和您确认一次。”
胜一叹了口气。
“又要签同意书了。”
“对，又要麻烦您签同意书了。”
“行。”
沈晴这才拿出手机。
没有把胜一的电话号码发出去。
她只给纪录片团队的制片人发了一封邮件：
胜一先生已阅读采访企划，并明确表示愿意接受采访。可接受影像拍摄及实名采访。正式授权仍需由贵方在采访前与本人单独确认。请提供可安排时间。
邮件发出去。
沈晴把手机放在桌上。
“好了。”
胜一问：“他们什么时候回？”
“不知道。”
“欧洲现在几点？”
沈晴算了一下。
“团队现在还在广岛，不用算欧洲时间。”
“哦，对。”
不到一分钟。
手机震了。
沈晴低头。
制片人回复了。
只有很短的一行：
Thank you. We would be honored to speak with him.（谢谢，我们真诚希望能与他交谈。）
下面紧跟着：
Would tomorrow afternoon be possible?（采访时间定在明天下午怎么样？）
沈晴看着屏幕。
胜一问：“怎么了？”
“回了。”
“这么快？”
“嗯。”
“说什么？”
“他们很高兴。”
沈晴把日文翻译给他。
“他们说，非常荣幸能够和您谈。”
胜一笑了一下。
“外国人说话这么客气。”
“然后问您明天下午可不可以。”
胜一愣住。
“明天？”
“对。”
“这么急？”
沈晴也笑了。
“刚才是谁问他们什么时候回？”
“问归问。”
“所以您可以拒绝。”
胜一看了一眼墙上的日历。
明天下午没有安排。
他想了几秒。
“几点？”
沈晴又发邮件询问。
对方几乎又是立刻回复。
2:00 p.m., if that is comfortable for him.（下午2点，如果他时间合适的话。）
“下午两点。”
胜一点头。
“行。”
沈晴确认：“真的可以？”
“可以。”
“今天已经采访快两个小时，明天身体没问题？”
“我八十八，不是一百零八。”
“八十八也要确认。”
胜一摆摆手。
“可以。”
沈晴回复团队。
Tomorrow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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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p.m. works for him.（已同意明天下午两点接受采访。）
这一次，对方的回复更快。
Wonderful. Thank you very much. We will prepare accordingly.（完美，非常感谢！我们马上准备。）
下面还多了一句：
Please tell Mr. Katsuichi that we are deeply grateful for his trust.（请帮忙转告胜一先生，我们深切感谢他的信任。）
沈晴念给胜一听。
胜一安静了一下。
然后说：
“信任谈不上。”
沈晴看他。
“先聊聊看。”
他笑了一下。
“聊得不好，下次就不让他们来了。”
沈晴也笑。
“这个权利您一直有。”
“你明天来吗？”
“如果您希望我在，我会来。”
胜一想了想。
“来吧。”
“好。”
“万一听不懂他们说什么。”
“有口译。”
“那你也来现场，有你在我更安心。”
“好。”
事情就这么定了。
没有庆祝。
没有谁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国际传播机会。
也没有人立刻开始想纪录片播出以后会带来多少关注。
第二天下午两点。
欧洲纪录片团队。
胜一。
一台摄像机。
一名口译。
还有一个刚刚讲完自己第一次正式口述的八十八岁老人。
离开以前，沈晴重新把今天的采访资料收好。
胜一那张年轻时在长野雪地里的照片，被单独放回相册。
没有带走。
它已经获得数字化保存许可。
但还没有公开许可。
所以现在，它仍然留在胜一家里。
沈晴站在门口穿鞋。
胜一忽然问：
“今天讲的那些，有用吗？”
沈晴抬头。
“什么？”
“滑雪啊，居酒屋啊，我老婆做的煎鱼很好吃。”
“有用的。”
“这些也算历史？”
沈晴停了一下。
她原本可以说当然。
可以说这正是他们做这个项目的意义。
可最后，她只是回答：
“如果没有这些，我们记住的就只有您受伤的那一天。”
胜一没有说话。
“可您后来又活了八十多年。”
她说。
胜一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右腿。
过了一会儿，他笑了一下。
“也是。”
沈晴走出门。
门在身后合上。
她站在走廊里，低头看了一眼今天的采访记录。
第一次正式采访没有从1945年开始。
它从长野开始。
从雪开始。也许是他7岁时经历了大火与黑雨，被灼伤的皮肤提醒他往冰凉的地方去。
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看见别人从山坡上飞快滑下来，觉得自己也想试一试开始。
八月六日没有因此变得更轻松。
它只是终于不再独占一个人的全部人生。
而明天下午，来自欧洲的镜头也会来到这里。
这一次，他们不是为了让胜一再一次证明自己曾经经历过灾难。
至少在企划书上，他们问的是另一件事：
灾难以后，一个人究竟怎样继续活下去。
沈晴不知道明天胜一会从哪里讲。
也不知道纪录片最后会留下哪几分钟。
但她第一次没有因为“海外传播”这四个字感到警惕。
因为镜头也可以有不同的方向。
有的镜头只寻找最剧烈的一刻。
有的镜头，却愿意在那一刻过去以后，继续等。
等一个人重新工作。
爱人。
成为父亲。
去喝酒。
去旅行。
去看雪。
去医院。
然后老去。
如果他们真的愿意听这些——
那么这一次，门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