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认识当地任何一个胥吏，不认识任何一个世家大族的人，他们只知道自己手里有一份盖着玉玺的差遣文书和一份物资清单，并且知道自己的任务是——把物资发到该发的人手里，把灭蝗的组织工作落实到每一片田地上。
效果是明显的。第一周之内，山东三州便上报了灭蝗的初步战果——焚烧成虫数千斤，翻土灭卵的田亩超过两万亩。数据本身不算惊人，但真正让沈清宴在意的是另一件事——他收到了从两处不同州县送来的密报，内容如出一辙：朝廷差遣官到达之后，当地原本"找不到人"的胥吏系统突然开始运转了，原本"无人值守"的仓廪突然有人开门了，原本"不知如何灭蝗"的乡老们突然学会了翻土烧虫。
沈清宴看完密报之后搁在案上，沉默了很久。他知道这种现象说明什么——那些胥吏不是不会做事，他们只是在等。等朝廷的指令到底是从天上落下来还是从地上绕过去。
如果他只发一道灭蝗令而把执行权完全交给地方，那些胥吏大可以拖着不办、等着看风向、甚至暗中配合"天谴论"给灭蝗制造阻碍。但他绕过了他们。他派了二十个没有门阀背景的年轻人，直接把物资和指令送到了田埂上。那些胥吏们发现朝廷真的可以绕过他们做事的时候，才慌忙开始动了起来。说句不好听的，这些人就是欺软怕硬，看着年轻官员没有经验，好拿捏，结果人家完全不给他们机会接触。
七月底的时候，宋璟从山东发回了一封长信。信中说蝗灾最严重的三个州已经全部开始大规模灭蝗行动，焚烧的烟柱在十里之外都能看见。他说他亲眼看见一队农户在田里用火把驱赶蝗虫，火光照亮了他们被烟灰熏黑的面孔，每个人都在拼命地挥动工具，但那些被烧焦的蝗虫堆起来之后他们会蹲下来数一数，然后露出疲惫而满足的笑容。宋璟在信的最后写了这样一句话："陛下，臣在田埂上看见了灭蝗令。那些农户不一定认得字，但他们认得出烧蝗虫的烟。他们知道有人在让他们做事，他们就知道朝廷还没有放弃他们。"沈清宴看完这封信，没有写回信。他把信纸折好放进了抽屉里，又拿出那本私录，翻到最新的一页写了一行字："开元四年秋七月，山东蝗灾。姚崇主战，崔氏主和。朕兼取之。斋戒以安士论，灭蝗以救黎民。"
八月初，蝗灾的势头终于被遏制住了。大规模的飞蝗群被分割、驱赶、焚烧，翻土灭卵的工作也在各个受灾州县全面展开。虽然秋粮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三省至少有四成的田亩绝收或减产——但大规模的饥荒被避免了大半，流民的数量被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但在这场灭蝗战的背后，另一场借势而起的权力博弈正在悄然改变着朝堂的格局。二十名朝廷差遣官在救灾结束之后没有全部撤回京城，其中有八人被沈清宴以"就地任职"的名义留在了当地州县，补入了县衙编制。
这些人原本是低品阶的京官，有些甚至只是候选待缺的寒门士子，但经过这一次救灾历练，他们手里有了实际的工作经验、有了与地方胥吏打交道的经历、也有了一份可查的政绩记录。沈清宴在八月下旬的一次私下议事中对姚崇说了一句话："朕这一次让二十个人下去，回来的时候只回来了十二个。那八个人留在了地方上，从此以后，那几个县的账目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年年照抄旧底册了。"
姚崇闻言，沉默了片刻，然后低声道："陛下这一步棋，走得比灭蝗本身还要深远。"
沈清宴没有接话。他站在窗前看着院中那几株被夏末余热晒得有些蔫的牡丹，心里清楚得很——蝗灾过去了，但真正的仗才刚刚开始。那些在朝堂上主张"天谴论"的士族门阀们，不会因为皇帝的斋戒一日就真的满意了。他们想要的更多。他们想要皇帝承认"新政太急、改制过繁、动摇古礼"，想要皇帝在一切涉及赋税、选官、地方治理的制度变革上放慢脚步甚至掉头折返。
蝗灾被灭了，但"天谴"这个叙事却被他们留在了朝堂里。他们还会用别的方式来继续施压。
但沈清宴也不打算退。因为蝗灾让他看清楚了一件事：那些门阀士族对地方治理的垄断，靠的不是能力，而是信息的不对称。他们让朝廷相信"地方上的事只有他们能办好"。而蝗灾恰恰证明了另一点——只要有一条绕开他们的通道，朝廷的指令就能直接落到田埂上，而且能办成事。
沈清宴在想，下一次再有什么需要落实到地方的大事，他不会再等着地方胥吏层层转报、再等着那些门阀子弟在朝堂上争论三个月了。这一次的二十个人只是一个试探。下一次，他会派出更多的人、更远的距离、更深的地方，直到那些门阀发现——朝廷不需要他们的配合也能把事做成的时候，他们手中那些看似不可撼动的筹码，便会像蝗虫一样在烈日下自己枯萎掉。
开元四年的秋天就这样到来了。蝗灾的余波还在各地缓缓平复，灭蝗的烟柱早已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被翻过的土地上那层薄薄的新绿——那是补种的荞麦和晚豆，虽然赶不上正常的秋收，但能在入冬前长出一茬来，好歹给挨饿的百姓添一口嚼谷。
沈清宴在九月初的时候收到了宋璟从山东发来的第二封信，说大部分受灾州县的赈济粮已经发放到位，流民陆续开始返乡，灭蝗翻土的田亩数据已经汇总造册送交户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