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一棵树下，背靠树干，眼睛睁着，身上没有外伤，但目光涣散，对周围的呼唤毫无反应。像一尊被抽走了灵魂的雕塑。
社区医生检查后说，是急性应激障碍。方言远远地看了一眼老钱被担架抬出来的时候的样子，心里忽然产生了一个极其不安的念头。老钱说的那句话，“谁都以为自己只是旁观者，但雪崩的时候，每一片雪花都觉得自己无辜”，现在听起来，像是一句自我辩护。他在四十年前告诉自己，他只是旁观者。他签了字，但他告诉自己，他只是被迫的。他用四十年的时间重建了一个“无辜”的自我形象。然后赵美兰在舞台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他那句自我辩护变成了台词。四十年辛苦建造的形象，在那一瞬间崩塌了。
方言决定离开社区几天。他需要一个更安静的视角。
双河公社中学，现在是双河镇中心小学。
校园早已不是四十年前的样子。原来的灰色教学楼拆了，盖了新的四层教学楼，操场铺了塑胶跑道，升旗台上不锈钢旗杆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只有操场边缘那棵大槐树还在。树冠遮天蔽日，树干粗得两个成年人合抱不住。方言站在树下，抬头看着那些虬结的枝杈，想起照片上的那棵树，就是这一棵。四十年了，什么都变了，只有这棵树还是原来的样子。
他蹲下来，看树根旁的泥土。不知道哪一块土下面，曾经埋过一个叫土龙的孩子。
方言在镇上走访了一整天。大多数老人已经过世或搬走，年轻人都没听说过四十年前的事。下午四点，他在镇口一家茶馆歇脚的时候，终于遇到了一个愿意开口的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姓范，以前是公社的邮递员。
“土龙？”范大爷想了想，“好像记得。是不是那个聋哑娃？脑子有点问题那个？”
“对，就是他。”
“那个娃娃可怜得很。爹妈死得早，村里人轮流养，后来就自己跑了。经常跑到公社中学去玩，捡些剩饭吃。学生们有时候欺负他，往他身上扔石子，他也不躲。他以为那是游戏。”范大爷摇头叹了口气，“后来听说掉崖摔死了。好像是1984年夏天的事。”
“他是怎么摔死的？”
“具体不清楚。当时说是他自己跑到后山玩，失足掉下去的。那天学校放了暑假，大部分学生都回家了，只有几个实习的老师还在。他们帮忙把尸体抬上来的。”
“那些实习的老师，村里人怎么看这件事？”
范大爷沉默了。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杯在手里转了好几圈才放下。
“有人说，”他终于开口，声音压得很低，“有人说那个娃娃不是摔死的。是被推下去的。”
“谁说的？”
“不知道。传了很多年了，谁都说不是自己说的，但谁都说听说过。”范大爷看着方言，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警觉，“你问这个干什么？都四十年了，谁还翻这些旧账？”
“那个孩子有没有家人？”
“好像有个姐姐。叫什么不记得了。土龙死了之后，那个女娃娃就消失了。有人说她去城里打工了，也有人说她疯了，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不知道，谁都不知道。”范大爷站起来，“我说得太多了。四十年了，这些事就让它烂在土里吧。翻出来对谁都没好处。”
方言走出茶馆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小镇的傍晚安静得只有远处的狗吠声。他回头看了一眼那所小学的方向，那棵大槐树在暮色中只剩下一个黑黢黢的轮廓。四十年前，一个又聋又哑的孩子经常跑到那所学校里去，人们往他身上扔石子，他以为那是游戏。他摔死了，或者说被推下了山崖，然后一群年轻人统一了口径，签了字，证明那是一个意外。
然后他们各奔东西，成了教授、干部、工程师、社区模范老人。
方言在小镇上的招待所住了下来。当晚，他又给老马发了条信息，让他帮忙查一件事：土龙有没有姐姐。她的名字、她的去向、她是否还活着。
老马这次回得很快：“查过。他有一个姐姐叫王招娣，土龙死后三个月离家，下落不明。四十年来没有任何社保记录、婚姻登记、房产登记。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方言看着这条信息，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王招娣十六岁离家，四十年杳无音信。如果她不存在于任何官方记录中，那她以什么方式活着？她用什么身份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一个人在法律意义上不存在，那她就可以成为任何人。成为任何一个你想不到的人。
他把手机放在床头，望着天花板，心里把晚晴社区里所有活着的、死了的、出现过的、没出现过的人，一个一个地排了一遍。
然后他重新拿起手机，给老马发了一条信息：
“查一下晚晴颐养社区所有工作人员和长期住户的名单。不是查他们的简历。查他们的出生地、原始户籍所在地、母亲的姓氏。查每一个人的来历。我要知道四十年前从双河公社消失的那团气息，飘到了哪里。”
老马回了一个字：“好。”
方言放下手机，关了灯。窗外，小镇的夜色浓稠如墨，只有远处几点灯火星子，像时间的缝隙里漏出来的光。
他闭上眼睛的时候，脑子里反复回响着赵美兰在剧本里圈画的那句话：
“秘密如同老鼠，总会从死人的嘴里爬出来。”
三只老鼠已经爬出来了。还剩两只。
老钱疯了。还剩最后一只。
而那只老鼠，或许正站在暗处，看着所有人。
第六章第四种身份
方言在双河镇待了三天。
这三天里，他走访了镇上所有能找到的古稀老人，翻阅了镇派出所档案室里积满灰尘的旧卷宗，甚至找到了当年公社卫生院的旧址，现在是一家摩托车修理铺。修理铺的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听说方言要打听四十年前的事，笑了半天，说这房子他爹二十年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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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下来了，以前的事一概不知。
但方言并非全无收获。
第三天傍晚，范大爷又来了。这次他没在茶馆里坐着，而是直接找到了方言住的招待所。老头站在房间门口，手里拎着一瓶高粱酒，也不说话，只是把酒瓶子晃了晃。
方言让开门，从床头柜上拿了两个一次性杯子。
酒过三巡，范大爷的话明显多了起来。他从土龙说起，说到那所学校，说到那几个实习老师。大多数内容方言已经听过了，直到范大爷忽然提了一个他没听过的名字。
“要说起来，那帮实习老师里，有个姓周的姑娘。”范大爷眯着眼睛回忆，“不爱说话，见人就低着头，走路贴着墙根。长得倒是白白净净的，就是太闷了。其他几个老师经常一起去镇上赶集，她不去的，就一个人在宿舍里待着。”
“姓周？”方言的心跳加快了，“全名叫什么？”
“记不得了。只知道是师范学院来的，学美术还是学什么来着。哦对了，她有一台照相机。那种老式的海鸥牌，挂在脖子上，宝贝得不得了。她给学校拍过不少照片，有时候也给村里人拍。但有意思的是，她从来不给别人拍她自己。有人要给她拍一张，她就像见了鬼一样躲开。”
方言想起了赵美兰说过的话：“台下那个人负责记录一切，却从不让自己被记录。”
拍照的人。姓周的姑娘。永远躲在镜头后面的人。
“这个姓周的老师，土龙出事之后怎么样了？”方言问。
范大爷端着酒杯想了好一会儿。“记不太清了。好像是提前走了，比其他人走得都早。也可能是跟其他人一起走的？四十年了，谁还记得清楚。”
方言又问了几个问题，但范大爷再也想不起更多细节。夜深了，老头把剩下的小半瓶酒揣进怀里，摇摇晃晃地走了。
方言一个人坐在床边，把笔记本摊开，在纸上画了一条时间线。1984年7月，土龙死亡。六个实习老师，陈树生、孙明义、刘建国、赵美兰、老钱，加上这个姓周的拍照者，都在场。他们签了字，证明那是意外。然后各奔东西。其中五个人后来功成名就，成了“老天使”。第六个人呢？姓周的那个姑娘，后来去了哪里？她为什么从不在任何照片里留下自己的影像？
方言在纸上写下一行字：
拍照的人。周姓。师范学院美术系。海鸥牌相机。从不被拍摄。提前离开或同时离开。此后下落不明。
他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在旁边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第二天一早，方言退了房，开车回翠屏山。路上他给老马打了个电话，把姓周的女老师的情况说了一遍。
“师范学院美术系，1984年前后在双河公社中学实习，姓周。”老马在电话那头重复了一遍，“这信息量太少了，而且时间太久了。不过我可以试着联系一下那所师范学院的校友会，看看有没有留存的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