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三年七月初三，傅善祥在东王府领到了一项新的任命。杨秀清把那道任命状推过来的时候，没有多说什么。黄纸上写着几行字，字迹工整，墨色浓黑，末尾盖着东王府的朱红大印，印文是“太平天国东王府印”。她升官了，从东王府女簿书升为“恩赏丞相”，辅佐东王处理民政事务。这是一个不低的官职，杨秀清把这个官职给她，既是认可，也是试探。“你那个女学的折子，本王看了。”杨秀清靠在椅背上，手里端着一盏茶，茶烟袅袅，模糊了他的表情。“写得不错。但写得好不够，要做得好。本王给你三个月，在天京城里办三间女学。办成了，女学就推开来办。办不成，折子上的那些话，就当没写过。”“三个月。”傅善祥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她没有说“不够”，没有说“太紧”，没有说“请东王宽限几日”。她只是把任命状折好，放进袖子里，行了一个礼。杨秀清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外，端起茶盏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他皱了皱眉，放下茶盏。他的手指在桌上叩了一下，像在打拍子。“三个月，三间女学。她办得成吗？”站在旁边的侍从没有回答，不敢回答。杨秀清也没有指望他回答。他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傅善祥走出东王府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夕阳把天边烧成了暗红色，云朵像一块块被烧红的炭，边缘还泛着橘色的光。她站在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七月的风是热的，吹在脸上像被人用手掌捂住了口鼻，闷得喘不过气。她的袖子里揣着那道任命状，纸被她的手汗洇湿了一小块。她没有拿出来看，不需要看。上面的每一个字她都记得。她走在回傅宅的路上，脚步很快。她在心里盘算——三间女学，每间女学至少需要一位先生、一间屋子、几十套纸笔、几十本课本，还有桌椅板凳、笔墨砚台、油灯蜡烛。先生从哪里来？屋子从哪里来？纸笔从哪里来？课本从哪里来？每一个问题都是一座山。她要一座一座地翻。她走到傅宅门口，推开门。院子里，陈安和陈宁正蹲在石榴树下写字。陈安用树枝在地上画了一个“天”字，端端正正的，一横平，一竖直。陈宁画了一个“人”字，撇太短，捺太长，像一个站不稳的人。傅柳坐在旁边，手里拿着针线，正在缝补一件旧衣裳。她看见傅善祥进来，放下针线，站起来。“善祥，吃了没有？”“还没有。”“刘婶留了饭，在灶房里温着。我去端。”傅善祥走进正厅，把那道任命状从袖子里取出来，放在桌上。傅柳端着饭菜进来，看见了那张黄纸，没有问。她把饭菜摆在桌上，一碗米饭，一碟咸菜，一碗青菜汤。菜汤上飘着几片菜叶子，绿油油的，很好看。傅善祥端起碗，吃了一口，嚼得很慢，咽下去了。“姑姑。”“嗯。”“我要办女学了。”傅柳正在擦桌子，手里的抹布停了一下。“女学？”“教女子读书的学堂。东王让我办三间。”傅柳沉默了一会儿。她把抹布叠好，放在桌角，在傅善祥对面坐下。她看着傅善祥，看了很久。傅善祥的脸在油灯的光里显得很瘦，颧骨微微凸起，眼窝比几个月前深了一些。她瘦了，但她的眼睛是亮的，亮得像东边天际那颗最早出现的星，不大，不刺眼，但你一眼就能看见它。“你办。姑姑帮你。”傅柳说。
办女学的第一件事，是找先生。读书识字的男子不难找。天京城里有很多落第的秀才、失业的塾师、逃难的文人，他们需要的只是一口饭吃。但傅善祥不想找男先生。不是男先生教不好，是——她怕。她怕那些男先生站在讲台上，对着几十个从未读过书的女子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她怕那些男先生在课堂上讲“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讲完了还问一句“你们听懂了吗”。她怕的不是男人，是那些看不见的、摸不着的、藏在骨头里的偏见。她找了三天。三天里，她见了十几个人，有男有女。男的一听是教女子读书，有的摇头，有的笑，有的说“女子读书有什么用”，有的说“教女子读书，传出去不好听”。一个老秀才甚至直接对她说——“傅大人，不是我不愿意，是怕坏了名声。”她找到了第一个先生。不是找到的，是找上门来的。钟秀英——女科榜眼。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褙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用一支银簪别住，站在傅宅门口，像一株刚从水里捞起来的荷，干净，挺拔，不沾泥。她对傅善祥说：“我在女馆住着，没事做。你办女学，我来教。”傅善祥看着她，没有问“你行吗”，没有问“你教过书吗”，没有问“你愿意吗”。她只问了一句——“你想教什么？”“读书。识字。做人的道理。”钟秀英的回答很短，短得像一把刀，一刀见骨。傅善祥点了点头。“好。”她找到了第二个先生。是在粥厂里找到的。王秀英——那个报名时背《三字经》的女子，那个在考场上写着“天父天兄，真皇帝也”的王秀英。她每天来粥厂领粥，领完了不急着走，蹲在灶房门口，用手指在地上写字。她写“人”，写“天”，写“大”，写“小”，写她认识的所有字。她写得很慢，一笔一划的，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学迈步。她写完了，用脚抹掉，重新写。傅善祥蹲在她旁边，看了一会儿。“秀英，你想不想教书？”
王秀英的手停了一下。“我……我教不了。我识的字不多。”“你识的字，够用了。教那些不识字的人，够用了。”王秀英沉默了很久。她的手指在地上画了一个“人”字，又画了一个“大”字，又画了一个“天”字。她看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好。我教。但我教不好，你别怪我。”“不怪你。”她找到了第三个先生。是林丽花——女科探花。林丽花住在女馆，每天帮女馆的人写信、记账、读告示。她的字写得很慢，但每一笔都很稳，像她这个人。她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她是一个认真的人。傅善祥找到她的时候，她正在给一个老妇人写信。老妇人不识字，絮絮叨叨地说了半天，说了儿子在哪儿当兵，说了女儿嫁到了什么地方，说了家里的鸡下了几个蛋。林丽花一一写下来，字迹工整，一笔一划。写完了，念给老妇人听。老妇人听着听着哭了，说“写得真好，比我说的还好”。傅善祥站在旁边，等她写完了，才开口。“林姐姐，我想请你教书。”林丽花抬起头，看了她一眼，没有问“教什么”，没有问“在哪儿教”，没有问“给多少工钱”。她只说了一个字——“好。”三个先生找到了。傅善祥把她们请到傅宅，坐在正厅里，每人面前放了一碗茶。钟秀英坐在左边，腰背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一个等待点兵的将军。王秀英坐在中间，低着头，手指在膝盖上画字，画了一个“人”又画了一个“大”，画了又抹，抹了又画。林丽花坐在右边，双手捧着茶碗，茶已经凉了，她没有喝，就那么捧着。傅善祥站在她们面前，把她的计划说了一遍。三间女学，每间收三十个学生，教识字、教读书、教算账。三个月之内，要让学生能读通《千字文》，能写出自己的名字，能算清日常的账目。
“三个月，够吗？”钟秀英问。她的声音不大，但很稳。“不够也得够。”傅善祥说。钟秀英看着她，没有再问。
第一间女学设在傅宅旁边的一座空宅子里。空宅是清查组查出来的——一个富户跑了，房子充公了，空着没人住。傅善祥去找了管事的李师爷，李师爷翻了翻册子，说“这宅子空着也是空着，你拿去用吧”。她谢过李师爷，拿了钥匙，带着傅柳、刘婶、陈安、陈宁去打扫。宅子不大，两进，正厅可以当教室，后院可以当先生的住处，厢房可以放杂物。屋子里积了厚厚的一层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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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角有蜘蛛网，窗户纸破了，风灌进来，吹得破纸哗哗作响，像人在叹气。傅善祥带着大家从第一进开始扫。她扫地，傅柳擦窗，刘婶刷墙，陈安搬杂物，陈宁用小扫帚扫角落，人小，扫帚大，扫起来东一下西一下的，像在画符。刘婶烧了一大锅水，把桌椅板凳一张一张地擦，擦了三遍，水换了三锅。第一锅水是黑的，第二锅是灰的，第三锅是清的。桌椅摆好了。没有黑板。傅善祥找了一块木板，刷上墨汁，晾干了挂在墙上。墨汁刷得不均匀，有的地方黑，有的地方灰，像一张长了斑的脸。但能用。纸笔备好了。纸是太平军发下来的黄纸，粗糙，发黄，一面光一面毛。笔是傅善祥用自己的俸银买的，湖笔，最便宜的那种，一支笔十几文钱，笔锋不尖，写出来的字有些发虚。但也够用。课本用的是《千字文》，傅善祥抄了三十本。她每天晚上在油灯下抄，抄到手指发僵，抄到眼睛发涩，抄到天快亮。一本一本地抄，字迹工工整整，一笔一划，像印上去的。张婉如听说她在办女学，从女营调了五个女兵来帮忙。女兵不会教书，但会站岗。她们站在门口，腰里别着刀，比任何告示都有用。第一天贴招生告示的时候，围观的人很多，但报名的人很少。告示贴了三天，只有十几个人来报名。有人站在门口往里看，看了半天不敢进。有人来了又走了，走了又来了，在门口徘徊了好几趟，最后还是走了。傅善祥站在门口，看着那些徘徊的人。她没有喊，没有劝，没有拉。她站在那里，像一个门神，不笑，不怒，不说话。第七天，一个老太太来了。她手里拉着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小姑娘低着头，脸红红的，不敢看人。老太太走到傅善祥面前，上上下下打量了她好几眼。“你是状元？”“是。”“你办了女学？”“是。”“我孙女能来吗？”“能。”老太太从袖子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几十文钱，铜板磨得发亮，一枚一枚地数。她把钱塞进傅善祥手里。“这是学费。不够我再凑。”傅善祥看着手里的铜板。铜板很薄，有些已经磨得看不清字了。她把铜板包好，塞回老太太手里。“不收学费。”
老太太愣了一下。“不收钱？那你怎么吃饭？”“朝廷发俸银。”老太太又看了她一眼，这一眼比刚才长。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她拉着孙女的手，走进了那扇门。那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一个年轻女人，二十出头，穿着灰布衣裳，头发用白布扎着。她站在门口，犹豫了很久，终于走进来。她走到傅善祥面前，跪下，磕了一个头。傅善祥蹲下来，扶住她。“你磕头做什么？”“我想读书。我爹不让。我爹说女子读书没用。我偷跑出来的。你收下我，我给你做牛做马。”傅善祥看着她。她的额头上有一块淤青，青紫色的，像是被什么东西打过。她看见了，没有问。她伸出手，把那个女人扶起来。“来读书就行。不用做牛做马。”那个女人的眼泪掉了下来。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一间女学开张的那天，收了十九个学生。从八岁到三十八岁，有不识字的小姑娘，有不识字的少妇，有不识字的寡妇。她们坐在那张用墨汁刷过的黑板前，手里攥着笔，手在抖。钟秀英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一本《千字文》，翻开第一页。“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她念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念得很清楚。学生们跟着念，声音参差不齐，有的快，有的慢，有的念成了“天地方黄”，有的念成了“宇宙红荒”。钟秀英没有纠正，没有笑，没有皱眉。她重新念了一遍，再一遍，再一遍。“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声音从傅宅旁边的空宅子里传出来，传到了街上。路过的人听见了，有的驻足听了一会儿，有的摇头走了，有的站在门口往里看，看了半天，走了。但第二天，那扇门里又多了几个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