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善祥的官场，比她想的难走。女学的事，在天京官场里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人沉默。反对的人很多，理由也很多——“女子读书，荒废家务。”“女子识字，容易学坏。”“女子有了学问，就不安分了。”这些话说得冠冕堂皇，像一件件熨得平平整整的官服，穿在身上，谁也挑不出毛病。傅善祥坐在东王府的议事厅里，听着这些话，没有说话。她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叩着，一下一下的，像是在打拍子。杨秀清坐在上首，手里拿着一份文书，像是在看，又像没在看。“傅丞相，你说说。”傅善祥站起来，环顾四周。那些人有的低着头，有的看着窗外，有的闭着眼睛。没有人看她。她知道，他们不是不想看她，是不敢看。他们怕看到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太亮了，亮得让他们不舒服。“女子读书，不是为了荒废家务，是为了更好地操持家务。一个识字的母亲，能教孩子读书；一个识字的妻子，能帮丈夫记账；一个识字的女儿，能照顾父母。女子识字，不是坏事。”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像钉子钉在木板上。“荒唐。”一个老臣站起来，胡子气得发抖。“女子读书，牝鸡司晨。自古以来，女子无才便是德。你让她们读书，是想让她们造反吗？”傅善祥看着他的眼睛。那眼睛里有愤怒，有恐惧，有不安。他不是反对女子读书，他是怕。怕女子读了书，就不再听话了。怕女子读了书，就不再跪着了。怕女子读了书，就不再是他认识的那个世界了。“大人，”她说，“您家里的女儿，识字吗？”
老臣愣了一下。“……识。”“您家里的妻子，识字吗？”“……识。”“您家里的母亲，识字吗？”老臣不说话了。他站在那里，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了好几下，说不出话来。傅善祥没有乘胜追击。她坐下来，端起茶盏，喝了一口。茶是凉的，苦的。她喝完了，放下茶盏，继续听那些人说话。那些人还在说，越说越大声，越说越激动，像一群被捅了窝的马蜂，嗡嗡嗡地叫。她听着，不动声色。她知道，他们不是反对女学，他们是反对她。一个十八岁的女子，站在他们面前，穿着官服，手里拿着任命状，说“我要办女学”。她站在那里，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冒犯。张婉如站在议事厅外面，听着里面的动静。她的手握着刀柄，指节发白。傅善祥出来的时候，她问了一句。“要不要我进去？”“不用。”“他们说你了？”“说了。”“你不生气？”“生气。生气有用吗？”张婉如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但她知道，水底下有东西在动。“善祥。”“嗯。”“你变了。”“哪里变了？”
“你以前不会忍。”傅善祥沉默了一会儿。风吹过来，带着七月的暑气，热得让人喘不过气。她抬起头，看着天空。天很蓝，蓝得像假的。“不是忍。是在等。”“等什么？”“等他们自己闭嘴。”张婉如看着她，看了好一会儿，松开了刀柄。“行。我陪你等。”她等到了。不是等他们闭嘴，是等女学的学生们自己说话。开学半个月后，一个学生的丈夫找到了傅善祥。他站在傅宅门口，脸涨得通红，手里攥着一封信，激动地说不出话。傅善祥以为他是来闹事的，让女兵拦住了他。他着急地说——“不是，不是。我是来谢你的。我妻子以前不识字，现在会写信了。这是她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你看，她写的。”他把信递过来。纸很皱，字歪歪扭扭的，但她认得——那是王秀英教的标准楷书，一笔一划，端端正正。信上写着——“夫，我在女学很好，勿念。你在军中要保重身体。妻，秀英。”就这么几行字，不到三十个字。但那个大男人站在门口，看着那封信，哭了。傅善祥看着那封信，沉默了许久。她把信还给那个男人。“你妻子的字写得很好。你回去告诉她，继续练。下次写长一点。”
那个男人走了。傅善祥站在门口，站了很久。第二件事，是一个老太太带着一篮子鸡蛋来。老太太是来替女儿谢她的。女儿嫁了人，不识字，不会算账，被婆家欺负。上了女学，学了算账，能把家里的账目算得清清楚楚。婆家不敢欺负她了，婆婆还夸她“以前不知道你还有这个本事”。老太太的红薯地里还带着泥，鸡蛋还温热着。傅善祥不收，老太太不走。她只好收下了两个鸡蛋，把一篮子退回去。老太太走的时候，一步三回头，嘴里念叨着“好人会有好报的，好人会有好报的”。这些事像风一样，在天京城里传开了。传到了那些反对女学的官员耳朵里。有人不说话了，有人还在说，但声音小了许多。有人开始打听女学的事——“你们的课本是什么？”“你们的先生是谁？”“你们还收不收学生？”傅善祥听见了，没有高兴，也没有不高兴。她知道，这不是“他们懂了”，这是“他们觉得这件事对他们有好处了”。懂不懂不重要，有没有好处才重要。她不介意。只要能办成事，她不在乎别人是因为什么原因来支持的。
办女学的第三个月，暗礁浮出来了。第一块暗礁，是钱。太平天国的财政吃紧，军饷都不够，哪有余钱办女学？傅善祥去找了管钱粮的官员，官员两手一摊，说“傅丞相，不是我不给你，是真的没有”。她又去找了林凤祥，林凤祥批了一笔银子，不多，够买纸笔，不够修房子。她去找了杨秀清，杨秀清说“你自己想办法”。她想了办法。她把自己的俸银拿了出来。半个月的俸银，够买三十支笔、十刀纸。不够。她去找了张婉如。张婉如把她的俸银也拿了出来。不够。她去找了钟秀英。钟秀英没有俸银，但她把自己陪嫁的一对银镯子拿了出来。“拿去当了。”钟秀英把镯子放在桌上，镯面上的兰花在阳光下微微发亮。“这是我娘留给我的。我娘说，留着应急用。现在就是急。”傅善祥看着那对银镯子，看了很久。她没有说“谢谢”，没有说“我不能要”，没有说“你自己留着”。她把镯子收下了。第二块暗礁，是人。女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三间女学不够用了。傅善祥想再开两间，但先生不够。钟秀英、王秀英、林丽花三个人，每人每天上四个时辰的课，累得嗓子都哑了。王秀英的嗓子哑得最厉害，她不会省力，每一句话都用尽全力喊，喊到声音劈了，喊到喉咙像被砂纸磨过。傅善祥让她少讲一点，她说“不多讲，她们听不懂”。傅善祥开始找新的先生。她找了很多人，男的不要，要女的。识字的女子本来就不多，识字的愿意教书的女子更少。她找了半个月，找到了两个。一个是女馆里的老妇人，六十多岁了，以前是大户人家的丫鬟，跟着小姐识了字。她教不了《千字文》，但她会教《三字经》。一个是年轻寡妇，二十七八岁，丈夫是秀才，她跟着丈夫读了几年书，丈夫死了，她没有地方去。傅善祥找到她的时候，她正在女馆里帮人写信。“你会教书吗？”“会。”“教过吗？”“教过我儿子。”“你儿子多大了？”“三岁。”“……”“他认识二十几个字了。”傅善祥看着她，想了想。“行，你来。”
第三块暗礁，是规矩。女学的学生们开始学写自己的名字。有人写了三天还不会写，有人三天就会写一百个字。有人回家被丈夫打了，因为“读书读得忘了做饭”。有人被婆婆骂了，因为“读书读得眼睛瞎了，连衣裳都缝不好”。有人被邻居笑话了，因为“这么大岁数了还去读书，丢不丢人”。傅善祥一个个地处理，不是用权力，是用办法。那个被丈夫打的，她让张婉如派了两个女兵去她家“家访”。两个女兵站在她家门口，腰里别着刀，跟她丈夫说“傅丞相说了，你妻子在女学读书，是朝廷的事。你打她，就是打朝廷。你看着办”。丈夫的脸白了，从此不敢打了。那个被婆婆骂的，她让钟秀英去跟婆婆谈。钟秀英坐在婆婆面前，不卑不亢，把朝廷的政策说了一遍，把女学的规矩说了一遍，把“妨碍女子读书的后果”说了一遍。婆婆听完，说了一句“那她也不能不干活”。钟秀英说“她干。她的活，她和您一起干。您帮她分担一点，她帮您分担一点。一家人，不分彼此”。婆婆不再骂了。那个被邻居笑话的，她让王秀英去处理。王秀英不会说大道理，她只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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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把那个邻居的女儿也招进了女学。问题没有全部解决，但在一个一个地解决。像补衣服，破了一个洞，补上。又破了一个洞，再补上。补丁摞补丁，不好看，但能穿。傅善祥每天晚上坐在书桌前，把当天遇到的事一件一件地记下来，后面写上解决办法。记满了一本，又一本，再一本。这些本子，后来成了太平天国女学的第一套管理手册。她没有想过要编手册，她只是怕忘。事情太多了，她记不住。
十二月，杨秀清来视察了。
他没有提前通知，没有带随从，只带了两个侍卫，骑马来的。傅善祥正在第二间女学的教室里听课。钟秀英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一本《千字文》，正在讲“果珍李柰，菜重芥姜”。学生们跟着念，声音参差不齐，但比三个月前整齐多了。三个月前，她们连“天”字都不会写。现在，她们能读《千字文》的前八句了。杨秀清站在教室门口，没有进去。他看着那些女子——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梳头的，有缠头的，有穿绸的，有穿布的。她们坐在那里，手里拿着笔，在纸上写着字。字歪歪扭扭的，有些比她们还歪。但她们在写。他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傅善祥追出来，在院子里追上了他。“东王。”杨秀清停下脚步，转过身。“办得不错。”就四个字。没有说“好”，没有说“行”，没有说“继续努力”。但“办得不错”，从他嘴里说出来，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他看着傅善祥，目光里有一种东西，不是赞赏，不是认可，是一种更深的、更沉的、像秤砣一样的东西。他在称她的斤两。他知道她很重，但他想知道她有多重。“女学的事，继续办。明年，天京城里要有十间女学。”傅善祥没有说“好”，没有说“行”，没有说“东王放心”。她说：“粮呢？钱呢？人呢？”杨秀清看着她，忽然笑了。他很少笑，笑起来也不好看，嘴角往一边歪着，像在嘲笑什么。但他是真的笑了。“你去找林凤祥。粮，他给你。钱，本王想办法。人，你自己找。找不到本王不管。”傅善祥行了一个礼。“谢东王。”
杨秀清上了马，走了。马蹄声渐渐远了，消失在巷口。傅善祥站在院子里，看着他的背影。风吹过来，带着十二月的寒气，冷得她打了个哆嗦。她把棉袄裹紧了一些，走回了教室。教室里，钟秀英还在讲课。“果珍李柰，菜重芥姜。李柰是李子和柰子，都是水果。芥姜是芥菜和生姜，都是蔬菜。古人把最好的水果和最好的蔬菜放在一起，说明吃什么都很重要……”学生们听着，有的在记笔记，有的在发呆，有的在偷偷看窗外。傅善祥站在教室后面，看着那些学生的背影。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坐在傅家的书房里，听爹爹讲《论语》。那时候她不知道什么叫“机会”。她只知道，爹爹的声音很好听，书上的字很好看，阳光从窗户纸里漏进来，落在书页上，光斑明晃晃的，像碎金子。现在，这些学生也有机会了。她们也许不知道什么叫“机会”。她们只知道，钟先生的声音很好听，黑板上的字很好看，教室里虽然冷，但比家里暖和。她转身走了出去。那天晚上，傅善祥坐在书桌前，研墨，铺纸，提笔。她要写一份新的折子——《请推广女学以开民智疏》。她在折子里写——“臣女闻之，国之兴衰，系于人才。人才之盛衰，系于教育。教育之广狭，系于女子。女子识字数，则母能教子，妻能助夫，女能自养。一家之中，有一识字之女子，则三代受益。一国之中，有十万识字之女子，则天下太平。”她写完最后一个字，放下笔。窗外的月亮很圆很亮，照在院子里，白晃晃的一片。石榴树的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桠伸向天空，像一只干枯的手。但树下，陈安和陈宁白天在地上写的字还在——“人”“天”“大”“小”“女”“子”。她看着那些字，看了很久。风吹过来，把地上的字吹散了。陈安写的“人”字，一撇被风吹歪了，一捺还在。陈宁写的“女”字，两个笔画都被风吹没了，只留下一个小小的墨点，像一颗种子。她低下头，继续写。“臣女傅善祥，谨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