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六年秋天的那场环保风暴,是从省城刮来的。
文件是省环保厅发的,红头黑字,盖着公章。县环保局的人拿着文件下来,一家一家地查。不达标的企业,一律关停整顿。达不了标的,一律取缔。建军的酸枣加工厂就栽在这份文件上。
他的厂子叫"建鑫果品加工厂",在县城西郊的工业园里头,占地五亩,有二十来个工人,一条洗枣、烘干、分装的生产线。他干了十八年,从一九九八年开厂到现在,经历过苹果滞销、经历过资金链断裂、经历过合伙人撤资,可都挺过来了。他原以为自己跟那些暴起暴落的小老板不一样,他是从国企里出来的,有管理经验,有市场眼光,有政商关系。可他没想过,自己会被一份环保文件拍死。
检查组来的那天,建军正好在厂子里头。他穿着那身常年不换的灰西装,袖口已经磨出了亮,领子上有油渍,站在车间门口,看着两个穿制服的人手里头拿着仪器进进出出。
半小时后,领头的一个人走过来,递给他一张纸。纸上头写着:废水排放超标,粉尘浓度超标,噪声分贝超标。结论:责令停产整顿。
建军接过那张纸,手没有抖。他只是低头看了一眼,然后把纸折好,塞进了西装的内兜里。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是平静,是一种被抽空了以后的发木。
他在车间门口站了一下午。工人们三三两两地从车间里头走出来,有人问他:老板,还干不?他说:干。先回去歇两天。有人问:工资呢?他说:月底发,一分不少。
工人们散了。车间里头空了。机器停了。那条他亲手设计的生产线,从洗枣池到烘干窑到分装机,在昏暗的日光灯底下投下一道道沉默的影子。他站在车间中央,像一尊被挖空了泥胎的塑像。
他知道,所谓的"停产整顿"只是个说法。他的厂子根本改不起,要上污水处理设备,要装除尘系统,要重新做隔音降噪。算算下来,投入得一百多万。他账上只有二十来万流动金。银行贷款?他已经欠了三十万。民间借贷?利息压得他喘不过气。
他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沙发是一只破了皮的旧沙发,里头的海绵已经塌陷了,人坐上去像是坐在一个坑里。他从茶几底下摸出一瓶白酒,是本地产的竹叶青,十五块一瓶,拧开盖,对着瓶嘴灌了一口。酒是辣的、烧的、从喉咙管一路烫到胃里。他灌了半瓶,然后趴在茶几上,睡着了。
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回到了盐化厂,回到了一九八八年的那个车间。车间里头灯火通明,机器轰鸣,他穿着崭新的工装,手里拿着扳手,站在车间中央,看着盐池里白花花的盐从输送带上源源不断地流下来。他的身边站着拴柱,十八岁的拴柱,个子瘦高,脸上带着怯生生的表情,手里攥着一把扳手,像一个刚进门的学生。
师傅。梦里的拴柱叫他。声音年轻、清脆、带着一种被岁月洗磨之前的天真。
他想说:我不是你师傅了。可他嗓子里头发不出声。
他猛地醒了。办公室里一片漆黑。窗外的路灯从窗户纸透进来,在墙上投下一个昏黄的光斑。他趴在茶几上,嘴角还挂着口水,脸上压出了一道深深的红印子。
他直起腰来,抹了一把脸,从兜里摸出手机。手机是三年前的款,屏幕上已经有了裂纹。他翻开通讯录,找到一个名字:拴柱。
他想了想,又把手机放下了。
他不知道怎么打这个电话。他欠拴柱的太多了。欠的不光是钱,零二年那回,拴柱给他扛了三个月的酸枣,工资到现在还没结清。欠的也不光是情,零零年他爹住院,拴柱把身上仅有的一百八十块钱塞到了他的手里。他欠的是一份信任。他把拴柱当徒弟带进了厂,后来又当雇工使了半辈子,到头来,连工资都发不起。
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跟前,推开窗户。夜风吹进来,冷飕飕的,带着一股子酸枣的酸味,那是从他厂子后头发酵池里头飘出来的。他皱了皱鼻子,把目光投向远处。
远处是县城的夜景。南环路上的路灯连成了一条线,像一条黄色的项链,挂在黑黢黢的夜空中。更远的地方,有几栋高楼,楼顶上闪烁着红色的航空警示灯,一闪一闪的,像是谁在天上打信号。
他想起他年轻的时候,二十岁的年纪,站在盐化厂的车间里头,看着老厂长视察工作。老厂长穿着四个兜的干部服,背着手,在车间里头转了一圈,然后说了一句让他记了一辈子的话:小刘啊,好好干。厂区里头有你的前程。
那时候他的前程是确凿的。转正、提干、当车间主任、评先进、分房子。一条笔直的路摆在他的面前,他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踩上去。可他没踩。他下了海。他以为自己比那条路聪明,比那条路走得快。可结果呢?
他站在这个黑黢黢的办公室里,站在这个即将倒闭的厂子里,站在他四十八岁的人生当口。他在想:如果当初没有下海,现在会是什么样?他大概还会在那个车间里,穿着工装,手里拿着扳手,每个月拿着固定的工资。他可能买不起小轿车、盖不起小楼、喝不起好酒,可他能稳稳当当地走到退休。退休后,每个月有退休金,有不低的医保,有每年一次的职工体检。他可以像老根师傅那样,虽然老根师傅后来晚景凄凉,可那是后来的事。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老根师傅是有尊严的、有身份的、有依仗的。
而他呢?他从一个国企的正式工,变成了一个破产的小老板。身份降了,尊严没了,依仗垮了。他的老婆,第二任老婆,去年和他离了婚,带着孩子去了太原。他的房子,在县城东头的那套小别墅,已经抵押给了银行。他的车子,那辆买了五年的大众,下周就得卖掉抵债。
他想起他最近一次见到拴柱,是在二零一五年的冬天。那时候他的厂子还在运营,虽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他在街上碰见了拴柱,拴柱正在帮秀莲拉一车白菜往市场送。那时候的拴柱穿着破洞的棉衣,手裂着口子,可脸上有一种他看不懂的平静,不是认命的那种平静,是压根就不去和命运争的那种平静。
他当时还跟拴柱说:你呀,就是太老实。你要是有我一半的机灵,也不至于混成这样。
拴柱笑了笑,没接话。拴柱的笑容里头有一种他当年读不懂、现在终于明白的东西,那叫"不跟命较劲"。
他关上窗户,转过身来,从那瓶竹叶青里头又倒了一杯酒。酒是冷的、涩的、带着一股子工业酒精的味道。他端着那杯酒,对着空气举了举。
他想说啥。想对自己说点啥。可他啥也说不出来。他的舌头像是被胶黏住了。
他端着那杯酒,一仰头,灌了下去。然后他把杯子往桌上一扣,杯子在桌面上打了一个旋,停住了。
他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的那片天。天是黑的,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只有远处城市的光污染把天边染成了一种暗暗的紫红色。他看着那片紫红色,想起了一件事——他已经有三年没有回过洼里村了。从他二婚以后,他就道洼里村和他没关系了。那个村子里头有他不愿面对的人——拴柱、彩霞、姚三娘,还有那些看着他长大的老人们。他一直想,等他发达了再回去,穿一身名牌、开一辆好车回去,给他们每人发一条好烟。可现在呢?他连一身像样的西装都买不起了。
他把头仰过去,靠在沙发的靠背上。靠背是硬的、冷的、散发着一股子霉味。他闭上眼睛,眼角有一丝热热的东西在往外涌。他把它憋回去了。他不想让任何人看见,尤其是他自己。
第二天早上,他来到拴柱的院子里。
院子还是老样子。土墙、破自行车、空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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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晾衣绳。拴柱正在院子里劈柴,斧头在半空中一起一落,柴应声裂成两半。他听见了脚步声,抬起头,看见了建军。
建军站在院门口,穿着那件灰西装,袖口磨亮了、领子有油渍。他的头发长了,胡子也冒了出来,脸上带着一种说不清的灰败,像是被人从头到脚泼了一盆脏水。
拴柱放下斧头,站直了身子。他没有立刻说话。他只是看着建军。看了很长时间。
然后他说了一句:来了?
来了。建军的声音是哑的、干的、像破锣。
拴柱点了点头,没再问。他从院里拿了个小马扎,拍了拍上面的灰,递给建军。建军接过来,坐下。小马扎很矮,他一米七七的个子窝在上头,膝盖顶到了下巴。
拴柱接着劈柴。斧头在半空中扬起,落下,扬起,落下。院子里头只有劈柴的声音:咔嚓、咔嚓、咔嚓。节奏很稳,一下是一下的。
建军坐在小马扎上,看着拴柱劈柴。他发觉,这个他带了三十年的徒弟,这个他从来没有真正放在眼里的徒弟,比他活得踏实。拴柱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存款,可他有根。那根扎在这个院子里、扎在地里、扎在他每天劈的柴禾和种的菜里头。而他呢?他有了房子也有了车,可在环保风暴刮来的那个晚上,他趴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唯一的依靠就是一张被工商查封的营业执照。
他张了张嘴,想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些年来拖欠的工资,对不起这些年来没把你当人看的使唤,对不起他自己这辈子追逐名利却一无所成。
可他没说。他说的是另一句话:
我厂子倒了。
拴柱的手停了下来。斧头在半空中顿了一下,然后稳稳地落在柴墩子上。他直起身,看着建军。他的眼睛里头没有惊讶、没有幸灾乐祸,也没有虚假的同情。那眼神是平的,像是一口深井的水面,你能从水面上看见自己的倒影,但你看不见水底下沉着什么。
嗯。拴柱应了一声。知道了。
他知道了。他当然知道了。环保风暴的风吹了好几个月,电视里头天天播、广播里头天天放。他早就听说了,西郊的果品加工厂让封了。他只是没想到建军会来找他。
建军又在石头上坐了一会儿。两个人都没说话。远处传来鸡叫声,不知道是哪家的鸡打鸣了,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是一个睡糊涂了的人在说话。
拴柱把劈好的柴码在墙根底下,码得整整齐齐。码完以后,他拍了拍手上的灰,从兜里摸出烟杆,装了一锅烟叶子,点上。他吸了一口,把烟杆递给建军。
建军接过来,抽了一口。烟是辣的、呛的、带着一股子土腥味的。他咳嗽了两声,抬起头,看着天上。
天是灰白的,太阳还没出来,只有一道暗暗的亮光从东边的塬背后头透过来。那道光很弱,像是一根随时要断掉的线。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把烟杆还给了拴柱。然后他站起身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我走了。他说。
干啥去?拴柱问。
不知道。建军笑了笑。那笑容是在脸上硬拉出来的,拉得很难看,嘴角都歪了。先活着吧。
拴柱看着他,没说话。他看着建军转身走出院门,走上那条土路。建军的背影还是直的,肩膀没塌、腰没弯,可拴柱知道,这个人的里头已经空了。像一棵被虫子蛀光了心的老树,外头看着还立在那里,可风一吹就倒。
他看着那个背影一步一步地走远,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塬的死红色里。
他低下头,拿起斧头,继续劈柴。咔嚓、咔嚓、咔嚓。火星子从柴里溅出来,落在他的布鞋上,烫出了一个个小黑点。
他没有抬头。他只是劈着柴,一下是一下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