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张的军训结束，医学生的第一个考验从解剖课开始。
开学第一周，课表发下来的时候，我们几个围在一起看。张卫国指着星期四上午那栏，念出声来：“系统解剖学，四节课，地点——基础医学楼三楼。”
“解剖？”李雪健的声音都变了调。
“对，解剖。”周明远推了推眼镜，语气云淡风轻，“临床医学的必修课，早晚得上的。”
这话说得轻巧，等真到了那天早上，李雪健的脸色比白大褂还白。
我跟他并排走在去基础医学楼的路上，他手里的书捏得死紧，指节泛白。九月的哈尔滨已经凉了，他额头上却冒出一层细汗。
“老七，你没事吧？”我问。
“没、没事。”他咽了口唾沫，“六哥，你说……那味儿是不是特别冲？”
我知道他说的是福尔马林。上一届的学长跟我们说过，那玩意儿能把人眼泪呛出来，一个星期都散不掉。
“怕啥？”张卫国在后头走，脚步咚咚响，“不就是尸体嘛，又不是没见过死人。”
“你见过？”林文斌问。
“俺们村有个老人，俺小时候见过他出殡，躺在棺材里，脸上盖着黄纸——”张卫国说到这儿，自己也打了个哆嗦，“算了不说了，说得俺自个儿都瘆得慌了。”
老二马俊才今天出奇地安静，跟平时那个“我要挣大钱”的劲头判若两人。他走在队伍最后面，脸上的表情介于紧张和不屑之间，但攥着书包袋子的手出卖了他。
赵志远走在最前面，从背影看跟平时一样稳，但我注意到他换了好几次手拿教材，手心估计全是汗。
七个人，没有一个不紧张的。
基础医学楼是全校最旧的楼之一，灰砖外墙，窗户小小的，楼道里的灯管老化了，忽明忽暗。越往三楼走，空气里的味道越奇怪——不是臭，是一种让人鼻子发酸、眼睛发涩的气味，说不上来是什么。
“就是这儿了。”老三赵志远停在302教室门口。
门是那种老式的双开木门，上面嵌着一块磨砂玻璃。透过玻璃能看到里面白晃晃的灯光，但看不清具体有什么。
周明远第一个推门进去了。
我跟在他后面。
教室里头的灯光白得刺眼，跟走廊里的昏暗形成强烈对比。空气中那股气味浓了十倍，我的眼泪几乎是瞬间就涌了上来——不是想哭，是福尔马林熏的。
教室中央摆着七张不锈钢解剖台，每张台上盖着白布，白布下面隆起一个人形的轮廓。
七张台，七具遗体。
我知道这叫“大体老师”。开学典礼上，系主任专门说过，说他们是医学生的第一位病人，要用最尊敬的态度去对待。
但知道归知道，当你真的站在一张解剖台前，看到白布下面那双露出来的、蜡黄色的脚的时候，脑子里所有的“知道”都变成了空白。
李雪健站在我旁边，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地上，一动不动。
“上节课老师说的，每组一张台，咱们七个人正好一组。”林文斌的声音也有点发紧，但他还是尽量保持镇定，“咱们……咱们先把白布掀了吧？”
没人动。
“那我来。”林文斌深吸一口气，伸手捏住了白布的一角。
他掀得很慢，像是不忍心惊醒一个沉睡的人。
白布下面是一具老年男性的遗体，皮肤呈现出一种灰黄色，肌肉已经萎缩，肋骨一根根凸出来，像干涸的河床。脸部盖着一块小方巾，看不清面容。
教室里有女生小声哭了出来。
不是害怕的那种哭，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堵在心口的东西冲破了闸门。
“老师来了。”有人在门口喊了一声。
解剖学教授姓方，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厚厚的眼镜。他走进来的时候，那股从容劲儿跟我们形成了鲜明对比，就像一个人走进自家客厅一样自然。
“都到齐了？”方教授扫了一眼教室，“我看有不少同学脸色不太好。很正常，我第一次上解剖台的时候，吐了。”
教室里有人勉强笑了两声。
“但我跟你们说一个事。”方教授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这间教室里的每一位大体老师，都在生前签了遗体捐献志愿书。他们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你们，不是为了让你们害怕的，是为了让你们学会——怎么救人。”
教室里安静得能听到福尔马林溶液滴到地上的声音。
“开始吧。”方教授说，“今天的内容是认识人体骨骼和基本肌肉组织。每组一台，两个人负责操作，其他人配合。操作的同学戴上手套。”
我们七个人面面相觑。
“谁上？”林文斌问。
没人吭声。
“那我跟老六上。”张卫国一把扯过手套，往手上套，“老六你手稳，你主刀，我给递工具。”
我还没来得及说“我不行”，已经被他推到了解剖台前。
手套是橡胶的，戴上去之后手被裹得紧紧的，能感觉到橡胶上凉凉的滑石粉。我拿起手术刀的那一刻，手抖得厉害。
方教授走到我们这组，看了看我的姿势，伸手纠正了一下：“握刀不用攥那么紧，轻轻捏着就行。你不是在砍柴，是在做手术。”
我调整了一下握法，深吸一口气，把刀尖凑近了遗体。
皮肤。
切开皮肤。
我在心里默念着课本上的步骤，脑子里却一片空白。刀尖碰到遗体的那一刻，我的手指感觉到了一种奇怪的阻力——不像切肉，也不像切菜，介于两者之间，带着一种让人从骨子里不舒服的触感。
第一刀下去，切开了大概五厘米的口子。
黄色的脂肪层露了出来。
我的胃猛地翻了一下。
“继续。”方教授的声音在旁边响起来，不高不低，像一根定海神针。
我又切了一刀。
这一刀深了一点，露出了下面灰白色的筋膜。我的额头上全是汗，顺着鼻梁往下淌，滴在了手套上。
“六哥。”李雪健在身后突然开口了，声音很小，“你手上有血。”
我低头一看，刀尖上的福尔马林和□□混合物顺着手套流到了袖口上，在白大褂上洇开一片黄色的印子。
胃又翻了一下。
我把刀放下，摘下手套，弯下腰，干呕了两下。
什么也没吐出来。
“没事没事，第一次都这样。”方教授走过来，拍了拍我的后背，递给我一杯水，“喝口水，缓一缓，觉得差不多了再继续。不着急，慢慢来。”
我蹲在解剖台旁边，喝了两口水，冰凉的水顺着喉咙下去，把那股翻涌的恶心压了下去。
张卫国在旁边小声说：“老六你行不行？不行换俺来。”
“你行？”我抬头看他。
“……俺试试。”他接过手套，套上，拿起刀。刀刃刚碰到遗体，他的脸就皱成了一团，像被人从肚子里狠狠揍了一拳。
“算了，俺也不太行。”他把刀放下了，倒不逞强。
林文斌接过刀。他的手比我和张卫国都稳，第一刀切下去面不改色，第二刀、第三刀，一刀比一刀干脆。
“老大你以前练过？”马俊才瞪大了眼睛。
“没有。”林文斌眼皮都没抬，“就是心里跟自己说——这不是人，这是一张地图。”
“地图？”
“对，人体地图。你学地理的时候会对着一本地图册害怕吗？”林文斌终于抬起头来，看了我们一眼，“咱们以后要在这张地图上走一辈子，现在害怕，以后怎么走？”
方教授在旁边听见了这话，没说什么，但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那堂课整整上了四个小时。
等我们走出基础医学楼的时候，外面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我站在台阶上，大口大口地吸着新鲜空气，像是在水下憋了一百年。
李雪健靠着墙根，蹲在那儿，一直到所有同学都走光了，还没站起来。
“老七，走吧。”我去拉他。
“六哥。”他抬起头，眼睛里全是红血丝，“我刚才差点吐出来。”
“嗯，我也是。”
“我没吐，但我脑子里一直在转一个事儿。”
“啥事儿？”
“那具遗体，他生前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身体捐出来？他家里人同意吗？他会不会后悔？”李雪健一连串问了五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像一根针，扎在人心上。
我回答不了。
方教授后来在回教室的路上跟我们说了一段话，我一直记到了现在。
他说：“每一个代体老师，都是一个故事。他们可能是退休老师，可能是工人，可能是农民，可能是你走在街上擦肩而过的任何人。他们选择把自己交给你们，是因为他们相信——你们学了本事，以后能救更多的人。这是信任，天底下最大的信任。”
那天中午，我们七个人谁也没去食堂。
不是不饿，是吃不下去。
周明远从书包里掏出一袋饼干，拆开，一人分了两块。李雪健把饼干捏在手里半天，最后掰成一小块一小块往嘴里塞，嚼了二十多下才咽下去。
“老二，你怎么一直不说话？”张卫国问马俊才。
马俊才靠在墙上，望着天花板，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我在想，我以后开医院，能不能找到愿意捐献遗体的志愿者。”
“你要那玩意儿干啥？”张卫国没听懂。
“教学啊，培训啊。”马俊才说，“大医院的医生技术好，为什么好？因为人家有资源、有尸体练手。小地方的医生为什么不行？不是人不行，是没条件。要是我能搞一个培训中心，专门给基层医生练手——”
“你现在连解剖课都不敢动手呢，想那么远？”林文斌没好气地打断他。
马俊才的脸红了，但没反驳。
那天晚上的卧谈会，话题只有一个——大体老师。
“你们说，人死了之后，还会不会疼？”老七李雪健第一个开口，问了一个小孩才会问的问题。
但没人笑话他。
“不会的。”周明远说，“人死了，神经系统就停止工作了，什么感觉都没有。”
“那灵魂呢？”李雪健又问。
周明远张了张嘴，没接上这句话。
“有没有灵魂我不知道。”林文斌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很平静，像一潭深水，“但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能让别人记住，那他就还活着。那些大体老师，你们能忘记吗？”
不能。
谁都说不出“能”这个字。
“我以后也要捐。”赵志远突然说了一句。
寝室的空气一下子凝住了。
“老三你说啥？”张卫国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说我以后也要捐。”赵志远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我是学医的，我这条命是医生救的，我死了以后把这副皮囊还给医学，天经地义。”
没人接话。
不是因为不同意，是因为不知道怎么接。
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在第一节解剖课后，就决定了自己死后的归宿。这事儿怎么说都有点太远了，远得让人觉得不真实。
但赵志远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跟我平时听到的任何一次都不一样。
那是一种“我想好了，你们不用劝我”的语气。
“行，那三哥，到时候我帮你签字。”我说。
“我也签。”张卫国说。
“算我一个。”林文斌说。
“那我也……”李雪健的声音小了下去，但每个人都听到了。
“你们疯了吧？”马俊才终于忍不住了，“才十九岁，想什么死后的事？以后的路还长着呢，说不定过两年你们就后悔了。”
“后悔就后悔呗，又不是现在签。”周明远难得接了一句玩笑话。
我躺在铁架子床上，看着上铺的床板。那床板上不知道哪个学长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已经模糊了，但还能辨认出来——
“学医苦，学医累，学医一生不后悔。”
歪歪扭扭的字迹，像是一个深夜失眠的人，在孤独中给自己打气。
我伸出手，摸了摸那行字，心里默念了一遍。
不后悔。
我不后悔。
解剖课之后的那个周末，我们七个人第一次以寝室为单位，集体出了校门。
张卫国说要去买双新鞋，他脚上那双解放鞋底子磨薄了，走路硌脚。马俊才提议去中央大街逛逛，说来了哈尔滨还没好好转过。
我们从学校坐公交车，晃晃悠悠了四十分钟，到了中央大街。
九月的中央大街不像冬天那么热闹，但也不冷清。两旁的欧式建筑在阳光下发着暖黄色的光，面包石路面被磨得油亮亮的，踩上去有一种奇怪的踏实感。
“吃冰棍不？”马俊才看到马迭尔冰棍的招牌，停下脚步。
“那玩意儿不都是冬天吃吗？”张卫国不理解。
“你懂啥，马迭尔冰棍一年四季都好吃。”马俊才二话不说，买了七根，一人塞了一根。
李雪健拿着冰棍，愣了半天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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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咋了老七？不爱吃？”我问。
“不是。”他咬了一口，眼睛突然亮了，“六哥，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冰棍。”
我心里一酸。
我知道他没吃过的东西，远不止一根冰棍。
那天我们在中央大街上走了很久，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来。林文斌拿着相机给我们拍了好多照片，背景是圣索菲亚教堂、防洪纪念塔、松花江铁路大桥。
七个人站在松花江边，背后是宽宽的江面，秋水清澈，能看到对岸的轮廓。
“来来来，合个影。”林文斌把相机架在栏杆上，设定好自拍，跑回来挤进我们中间。
咔嚓。
快门声响的那一瞬间，风突然大了起来，吹得我的头发乱飞，李雪健的衬衫鼓成了帆。张卫国搂着我的肩膀，勒得我喘不过气。马俊才在后面踮起脚尖想显得高一点。赵志远难得地笑了，笑得不太自然，但很好看。周明远站在最边上，眼睛反光，看不清表情，但嘴角是上扬的。
后来这张照片洗出来，每个人都要了一张。
我的那一张，被我夹在课本里，一直带到了七台河，带到了市医院的办公室里。三十年后，照片泛黄了，边角卷曲了，但那张照片里的七个人，永远停留在了1986年的秋天。
年轻、干净、不知道天高地厚。
从中央大街回学校的公交车上，李雪健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
他睡得很沉，嘴巴微微张开，睫毛在微微颤动。我注意到他的梦里可能不太安宁，眉头一直皱着，偶尔还会抖一下。
“老六。”赵志远坐在我旁边，压低声音叫我。
“嗯？”
“你觉得老七以后会怎样？”
我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想了想：“不知道，但他不会差的。”
“为什么？”
“因为他在最难的时候，还在想着出国的事。”我说，“一个人有念想，就倒不了。”
赵志远没再问了，转过头去看窗外。
公交车的车窗开着一条缝，晚风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吹进来，凉飕飕的。车上的人在说着我听不懂的哈尔滨话，售票员在报站名，声音沙哑而亲切。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突然想起我妈送我上火车时说的话。
“建军，到了学校别想家，好好学。”
我想家了。
不是想七台河那个到处是煤灰的小城，是想我妈，想她站在站台上抹眼泪的样子。
但我不敢哭。
我是老六，我要是哭，老七就更撑不住了。
公交车在夜幕中摇摇晃晃地往前走，车灯照亮前方一小块路面。我不知道这条路的尽头是什么，就像我不知道四年后的自己会在哪里、四十年的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但那一刻，我身边坐着五个人——哦不，是六个人，老七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也算。
六个人。
够了。
回到寝室已经快九点了。
马俊才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突然“咦”了一声。
“门没锁。”
“你记错了吧？”张卫国说。
“不可能，我走的时候特意把锁别上了。”马俊才推开门，伸手摸到门边的灯绳，一拉。
灯泡亮了。
寝室里的景象把我们都看愣住了。
七张床铺被人重新整理过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摆得端端正正。地上的脸盆被摆成了一排，毛巾搭在盆沿上，一个方向。
桌子上放着一兜水果，苹果、梨、橘子，旁边压着一张纸条。
林文斌走过去拿起纸条，念出声来——
“五一七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你们对门518的，老生，在你们出去的时候帮你们收拾了一下。别多想，不是有毛病，就是看你们被子叠得太乱了，看不下去了。水果是老家寄来的，吃不了，分你们一点。有空来串门。落款：牛志国。”
“这个牛志国谁啊？”张卫国挠头。
“对面寝室的，我见过。”周明远说，“大三的，听说人挺好的，就是有点……怎么说呢……”
“洁癖。”赵志远说。
“对，洁癖。”
我们看着焕然一新的寝室，不知道是该感动还是该不好意思。
马俊才拿起一个苹果啃了一口，含糊不清地说：“人家好心，领情就行了。明天买点啥回礼，不能白吃人家的。”
“买啥？”我问。
“不知道，到时候再说。”
那晚我们吃水果的时候，李雪健剥了一个橘子，分了一半给我。
“六哥，今天谢谢你。”
“谢啥？”
“让我靠了一路。”他低着头，“我以前在村里赶集的时候，坐拖拉机，也是这么靠着别人睡的。但那个人不是咱家人，不好意思靠。今天靠着你，我睡得特别踏实。”
我摸了摸他的脑袋。头发出乎意料地硬，扎手。
“以后想靠就靠。”我说，“咱是兄弟，不分你的我的。”
李雪健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亮。
“真的？”
“真的。”
他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李雪健笑得这么彻底，不是那种赔着小心、压着声气的笑，是那种从心底里翻涌上来的、毫不掩饰的笑。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学医这条路，再苦再难，有这六个人在身边，我什么都不怕。
深夜，寝室里安静下来，只剩下此起彼伏的呼吸声和张卫国偶尔的鼾声。
我躺在床上，眼睛看着天花板，睡不着。
刚才吃橘子的时候，我在桌子底下摸到一张纸，不是牛志国留的那张，是另一张，被压在桌腿下面。
我抽出来看了看，上面只有一句话，字迹潦草得像是手抖着写的——
“来这里之前，我以为能改变世界。现在我发现，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谁写的？
什么时候写的？
我不知道。
但这行字像一根针，扎进了我心里最软的地方。
我把纸条重新塞回桌腿下面，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张卫国的鼾声越来越大了，马俊才在说梦话，含含糊糊的，听不大清，好像是“开医院”三个字。
我忍不住笑了。
黑暗中，我感觉到寝室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温度。不是暖气片散发的那种热，是一种从每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暖烘烘的东西。
大概就是他们说的“缘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