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册·双文并录
肃州城收复后的第七日，柴国柱在临时搭建的军帐中召集了幕僚。他将桑多涅与普隆尼亚的事迹口述给两名书吏，一名用汉文书写，一名用蒙古文书写。幕僚伏在矮案前，将总兵官的话逐句记下。
汉文书吏提笔蘸墨，在纸上写下第一行字：“肃州之役，有异域义士来援，非我族类，其心同义。”他的笔尖落在纸上，停顿了片刻，又写道：“桑多涅者，至冬国女子也，身形纤弱，然潜行暗杀之术精绝，如影入夜，所过之处敌卒未觉其至而刃已及喉。”他顿了顿，续道：“普隆尼亚者，其随从也，铁甲覆体，刀箭不入，蒙古劲卒弯刀斫之，铮然有声，唯留白痕而已。”
柴国柱坐在帐中，膝上搭着薄毯，目光掠过案上的文卷，听着幕僚的书写声。汉文书吏继续写道：“是日，蒙古兵七十余骑，持刀挟弓，围肃州民六百余口于土场中，复缚本镇总兵官柴国柱于木桩，欲以刀箭杀之。”他的笔触到这里时停了一下，又落下去：“时有至冬女子桑多涅，登屋脊潜行，如履平地，刺哨兵于暗巷，毙弓手于墙下，刃之所至，无声无息。其随从普隆尼亚，直入场中，挺身当众，蒙古刀斫其甲，如击石。”书吏写下这段后，将纸页稍作晾干，又提笔写道：“桑多涅自屋脊跃下，一剑斩蒙古酋首于场中，余众惊溃，弃弓弃刀，伏地请降。肃州遂解围，六百余百姓得全性命。”他写完最后一句，搁下笔，将纸页放在一旁晾干。
帐中靠窗一侧的矮案旁，另一名书吏正在用蒙古文书写同一事件。他的笔尖在纸上游走，写下回鹘式蒙古文的字母。在他的记录中，对事件的描述采用了不同的侧重点：“肃州城郊的土围子旁边，一个外邦来的女人和她带来的铁人击退了我们的兵。他们射出的箭没能拦住她，她跃下屋脊斩杀指挥官时没有发出多余的声音，也没有给她留下任何求援或释放信号的时间。在场的士兵无法及时做出反应，在指挥官倒地之后陆续放下了武器。战后她被带往肃州城内的官府驻地，由明军将领柴国柱接待。”这名书吏停笔看了一遍，继续写道：“柴国柱下令用羊肉款待她们。围坐的火堆前，双方没有太多的交谈。但当晚，柴国柱的幕僚记录了此事，其中也包括我们这一份，用我们自己的文字写下。柴国柱说他要将这段记载收入肃州的地方志中，备史官采录。”
汉文书吏在另一份纸页上继续书写：“至冬女将桑多涅，寡言少语，未尝自言其功，未尝自矜其能。既解围，未取一物，未索一赏。但曰：城中百姓无恙即可。”他写到这里笔尖悬停了一会儿，添了一句：“此其所以为义也。”他换了一张纸，写下总兵官柴国柱的批语：“肃州之围解，非独明军之力，异域义士之功，亦不可泯。若百年之后，后人但知此战而不知此战之由来，则史书有阙。故录其实，备史官采入志中。其名当与守城将士同列，使后来者知，大义不分疆域，死生不改其节。”
当柴国柱审阅完两份文稿后，他命人将纸页分别装入两只木匣中。一只木匣盛放汉文记录，随肃州地方志一并送交府库。另一只木匣盛放蒙古文记录，由被俘的蒙古文书携带返回漠北。在那份蒙古文记录被带走之前，柴国柱的一名幕僚向那文书提出了一个问题：“你既已降，为何还要用你的文字记下此事？”那名蒙古文书答道：“我的文字记得不只是战败，也记得战败的原因。如果后来的人读不懂那原因，他们还会再犯同样的错。”说完，他将木匣系在背囊外侧，翻身上马，沿着向西的土路离开了肃州。
此后数月内，两份记录各自经历了不同的传播路径。汉文记录被收录于《肃州卫志》的“兵防”卷中，此后又被转录入《甘肃通志》的“兵事”卷。在那些纸页之间，桑多涅的名字被以“至冬女将”的方式记入，“普隆尼亚”则以“铁甲者”的形式被保留。在这些条目中，他们的事迹被压缩成简短的段落。但史官的谨慎使他们没有删去细节——那个从屋脊跃下的身影，那锅在解围后架起的羊蝎子，那些被记录下来的瞬间，依然留在纸页之间。
蒙古文记录的传播路径不同。那名蒙古文书回到漠北后，它没有被立刻上交任何首领，而是被保存在一处帐篷的皮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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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个部落之间被传看。有人读完之后认为应该将它烧掉，因为它记录了战败的细节；但也有人认为应该保留它。一位上了年纪的牧人听完诵读后说：“我们落败的那天，他们架起那口大锅时，我就在场。那锅汤我后来也分到了一碗，盛在破碗里，天很冷，碗沿很烫。”他说完后，没有人再提出要烧掉那份记录了。那份纸页被缝入皮囊中保存，成了口述史的一部分。
多年后，一名明史官在编修《明史·西域传》时翻阅了肃州卫志的抄本，看到了那条关于“至冬女将桑多涅”的记载。他在批注中写道：“义士之名，不可不录。”同年，在漠北某处，蒙古部落的一部新编谱系中，出现了一条简短的附注：“那锅汤后来也被我喝到了，盛在破碗里，汤很烫。她喝完后把碗放在膝上，在那之前，她已经很多天没有吃过热食了。”
蒙古文记录（回鹘式蒙古文转写）：
肃州城郊的土围子旁边，一个外邦来的女人和她带来的铁人击退了我们的兵。他们射出的箭没能拦住她，她跃下屋脊斩杀指挥官时没有发出多余的声音，也没有给她留下任何求援或释放信号的时间。在场的士兵无法及时做出反应，在指挥官倒地之后陆续放下了武器。战后她被带往肃州城内的官府驻地，由明军将领柴国柱接待。柴国柱下令用羊肉款待她们。围坐的火堆前，双方没有太多的交谈。但当晚，柴国柱的幕僚记录了此事，其中也包括我们这一份，用我们自己的文字写下。柴国柱说他要将这段记载收入肃州的地方志中，备史官采录。
一位上了年纪的牧人听完诵读后说：“我们落败的那天，他们架起那口大锅时，我就在场。那锅汤我后来也分到了一碗，盛在破碗里，天很冷，碗沿很烫。”他说完后，没有人再提出要烧掉那份记录了。那份纸页被缝入皮囊中保存，成了口述史的一部分。
多年后，在漠北某处，蒙古部落的一部新编谱系中，出现了一条简短的附注：“那锅汤后来也被我喝到了，盛在破碗里，汤很烫。她喝完后把碗放在膝上，在那之前，她已经很多天没有吃过热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