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周的课排得很满。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数学分析，全是硬骨头。
其他人多少都有基础，奥赛选手们甚至学过一半以上的内容。赵天翔上课从来不记笔记，别人还在消化定理证明的时候，他已经在做课后习题了。
苏晚也是。她上课永远坐第一排，笔记记得整齐却不多，每一笔都在关键处。
我呢？
我从零开始。
不是真的零，但差不多。县城高中的数学教学大纲和大学数学之间，隔着一条银河。华罗庚的那本《数论导引》给了我一些底子，但系统性太差。
好在我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优势。
我学得快。
不是那种聪明人的快——聪明人是老师讲一遍就懂了。我是讲一遍没懂，但我会回去自己推，从头到尾把每一步推导写出来，推到凌晨三点，推到整面墙的草稿纸堆满垃圾桶。然后第二天，我不只是懂了，我能从三个不同的角度重新证明那个定理。
陈浩每天晚上被我台灯的光晃得睡不着，但他从不抱怨。
“兄弟你悠着点，别把自己搞崩了。”
“没事。”
第三周，周国强布置了一道课后思考题。
题目来自《美国数学月刊》上的一个公开问题，牵涉到解析数论和组合数学的交叉领域。他给了两周时间，说能做出来的期末加十分。
全班六十二个人，交作业的只有七个。
赵天翔交了，写了三页纸，方法漂亮，但最后一步差了一点，结论不完整。
苏晚交了，思路独辟蹊径，但在一个关键不等式的处理上出了偏差。
我也交了。
交作业那天是周五下午。周国强当场翻阅，一份一份看。
看到赵天翔的，他点了点头。
“思路不错，可惜功亏一篑。”
看到苏晚的，他停顿了一下。
“有想法，但不等式放缩的方向错了。”
看到我的，他没说话。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抬起头，盯着我。
“你用了什么方法？”
“我没有用标准方法。”我说，“我构造了一个辅助函数，把问题转化成了一个积分估计。”
“这个构造方法……你在哪里学的？”
“没学过。推了五天，试了十几种构造，最后这个能走通。”
教室里很安静。
赵天翔扭过头看了我一眼。
周国强把我的作业放在桌上，用一种很平静的语气说：“这道题全班只有林北一个人完整解出来了。”
下课后，赵天翔拦住我。
“你那个辅助函数的构造，能不能给我看一下推导过程？”
“可以。”
我把草稿本递给他。他翻了一会儿，脸色越来越难看。
“你试了十几种构造？”
“十七种。前十六种都失败了。”
“……你花了多长时间？”
“每天大概六个小时，连续五天。”
他把草稿本还给我，一言不发地走了。
陈浩凑过来。
“他什么表情？”
“不太好看。”
“活该。第一天就来给你下马威，现在被打脸了吧。”
“这不叫打脸。”
“那叫什么？”
“这叫数学。”
那晚我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北子，学校怎么样？”
“挺好的。”
“吃得饱吗？”
“吃得饱。”
“钱够花吗？”
“够。学校每月给两千补贴。”
她沉默了一会儿。
“你那个包工头……真是好人。”
“嗯。”
“你要是见到他，替妈谢谢他。”
我说好。
但我一直没见到他。
工地上的电话打不通了，问了好几个人都说包工头换了。原来那个姓周的头儿？走了，不知道去哪了。
姓周。
包工头姓周。
周国强也姓周。
我盯着手机屏幕，脑子里有一个念头在转，但还不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