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玲刚从病房出来。高云霄的恢复情况，比她预想的要好得多，伤口愈合得快，缝合线周围没有红肿，没有渗液，引流口也快长住了。她站在走廊里，把听诊器从耳朵上摘下来，挂在脖子上，正准备回宿舍歇一会儿，睡个午觉。
然后她听见了哭声。
不是从病房里传出来的。病房里的伤员都是成年人。像是婴儿的哭声。
黄玲的脚步停了一下。她侧耳听了一会儿。哭声从大门的方向传过来，模模糊糊的，被风吹得一截一截的，但能听出来那是一个很小的孩子。
她转身朝大门的方向走去。
大门在驻地的南侧，两扇铁栅栏门，漆成军绿色，门口站着两个哨兵，背着枪，站得笔直。门外跪着一个女人。
女人穿着当地农妇的衣裳，深蓝色的对襟褂子，黑色的宽腿裤，脚上是一双沾满红土的塑料凉鞋。头发用一块褪了色的头巾包着，她的怀里抱着一个孩子。
孩子很小，裹在一床薄薄的花布襁褓里，只露出一张小脸。
女人跪在铁门外面，膝盖磕在碎石和红土混合的地面上，低着头，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她的声音又急又碎，带着浓重的当地口音，哨兵听不太懂，但从她的表情和手势能猜出来，她在求他们救救她的孩子。
哨兵站在那里，脸上的表情很为难。他们的职责是守住这扇门，不让任何未经检查的人员进入。这是规定，是命令，是铁的纪律。但面前跪着一个女人，抱着一个病重的孩子，眼泪顺着黝黑的脸颊往下淌，一滴一滴地砸在红土地上，他们做不到无动于衷。
“同志，你等一下，我汇报一下。”一个哨兵拿起对讲机，按下了通话键。
“值班室，大门有情况。一个当地妇女，抱着个婴儿，说孩子病了，要进来找医生。”
对讲机里传来滋滋的电流声，然后是一个声音。“什么病？”
“不知道。妇女说不清楚，孩子一直哭。”
沉默了几秒。“等着。我去汇报。”
女人跪在地上，听不懂哨兵在说什么，但她看见哨兵拿着对讲机在说话，知道是在帮她联系。她抱着孩子，身体微微前倾，把孩子贴在胸口，嘴里还在说着什么，像是在哄孩子，又像是在求老天爷。
值班警卫队员接到消息，不敢做主。按照战时条例，任何地方人员进入驻地，必须经过严格审查，确认没有安全威胁之后才能放行。他拿起电话，拨了副队长刘凯的号码。
刘凯正在办公室里整理医疗物资的清单，电话响了，他接起来，听了两句，眉头皱了一下。
“婴儿？多大？”
“不到一岁。哨兵说的。”
“什么病？”
“不清楚。妇女说不清楚。但孩子哭得很厉害，嘴唇发紫。”
刘凯沉默了两秒。“我过去看看。你先别放人进来。”
他挂了电话，快步走出办公室。走到门口的时候，正好碰上队长张峻峰从外面回来。张峻峰个子不高，四十出头，脸被南疆的太阳晒得黝黑发亮，穿着一件作训服，腰里扎着武装带。他看见刘凯走得急，叫住了他。
“老刘，什么事？”
“大门来了个当地妇女，抱着个婴儿，说孩子病了，要进来找医生。”
张峻峰的脚步顿了一下。“什么病？”
“不清楚。哨兵说孩子嘴唇发紫，哭得厉害。”
张峻峰沉默了片刻。他的表情很严肃，眉头拧在一起，像是在做一个很艰难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