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玲从医院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她推开家门，屋里亮着灯，韩树青在客厅里看电视。听见动静他抬起头：“回来了？吃饭了没？”
“吃了。”黄玲应了一声，径直走进自己那屋。
关上门，她在床边坐下，没有开灯。
她坐在那里，脑子里反复闪过抢救室里的画面，那双微微睁着的眼睛，那个蹲在墙边肩膀一抽一抽的女人。
就差二十分钟。
如果她能在接到电话的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如果她不用等那趟慢吞吞的公交车，如果她不用跑到火车站去打车……
那个男人可能还活着。
可他没有。
他死了。
死在二十分钟的差距里。
黄玲慢慢弯下腰，双手捂住脸。
她不怪周明远，不怪那个值班医生，不怪任何人。他们已经尽力了。四十分钟抢救，三次电击，八支肾上腺素，能用的都用了，能做的都做了。
可她还是来晚了。
就差二十分钟。
好半天，她直起身，伸手拉开床头柜的抽屉。
里面放着一个铁盒子，是她从夜市上买来的，装饼干的。她把铁盒子拿出来，放在床上，打开盖子。
盒子里整整齐齐码着一沓钞票，有大团结，有炼钢工人，还有一些零散的毛票。最上面压着一个存折，蓝色封皮。
她拿起存折，翻开。
上面一笔一笔，有去年卖衣服的钱，四千一，还有这两个月的工资也都存在上面，总共九千八百二十六块。
九千八。这在八四年是巨款。
她看着那个数字，寻思着，应该够用了。
她想起前些天在街上看见的那辆小车。红色的，方头方脑，两个门，小巧玲珑，在满大街的自行车和公交车里格外扎眼。
她多看了两眼，旁边一个大爷告诉她：“这车叫菲亚特126P，进口的，最近街上跑的好几个。”
菲亚特126P。
这个名字她熟悉。前世听老一辈人说过，八十年代初进入中国，是最早进入普通家庭的私家车之一。排量小，油耗低，两个门，能坐四个人，样子像个小面包，但比面包车好看多了，他们管它叫“大头鞋”。
她当时只是看了看，没往心里去。现在想想，如果有一辆那样的车……
她就不用等公交车。
不用跑到火车站打车。
不用在接到电话的时候，站在马路中间拼命挥手，看着一辆又一辆车从身边驶过，没有一辆停下。
她可以跳上车，发动引擎，十分钟赶到医院。
那个男人可能还活着。
黄玲把存折放回铁盒子里，盖上盖子，推到抽屉最里面。
她确实需要一辆车。
不是为了摆阔，不是为了享受，是为了救命。
为了下一次，她不用眼睁睁看着一个人死在二十分钟的差距里。
第二天一早，黄玲照常去医院上班。
查房、写病历、看了两个门诊病人，处理了一个术后复查的支架患者。忙到十点多，她才抽出空来，往行政楼走去。
她要找的人叫老周，大名周桂清，是医院管理后勤物资的科长。医院里的大事小情，没有他不知道的。
老周的办公室在行政楼一楼最里头，门上的牌子写着“后勤科”。黄玲敲了敲门。
“进来。”
推门进去，老周正趴在桌上对着一堆单据打算盘，抬头看见她，愣了一下。
“黄医生？你怎么来了？”
黄玲在他对面坐下，开门见山：“周科长，我想跟您打听个事。”
老周放下算盘，看着她：“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