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小的公寓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发霉的味道和煮卷心菜的寡淡气息。
餐桌上那盏昏黄的灯泡偶尔闪烁一下，映照出约翰·拉贝满是疲惫的脸庞。
他手里正拿着一张早已泛黄的照片，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小字：“永远不要忘记”。
他想要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再次尝试寄给外交部，尽管他知道这可能会给他带来牢狱之灾。
“啪！”
一碗稀薄的土豆汤重重地顿在桌上，溅出了几滴浑浊的汤汁。
拉贝的妻子，多拉·拉贝，一位典型的德式家庭主妇，此刻正用红肿的眼睛瞪着丈夫。
“约翰，求求你了，把那些该死的照片收起来吧！”多拉的声音带着颤抖和压抑已久的怨气。
“多拉，这是证据。”拉贝的声音很低，但很固执，“那是几十万条人命，我不能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如果连我都沉默了……”
“可你已经尽力了！这里是柏林，你只是一个被警察盯上的可怜虫！”多拉打断了他，声音带上了哭腔。
“看看我们在吃什么？带皮的土豆和发苦的卷心菜！没有肉，没有黄油，连黑面包都要掺着木屑吃！
昨天米勒太太在楼下遇到我，她问我为什么你作为一个西门子的元老，连件像样的大衣都买不起！”
“多拉，那是暂时的……”
“暂时？已经两年了！”多拉捂着脸，肩膀剧烈耸动，“约翰，我也恨那些鬼子，我也同情中国人。
可是，我们得活下去啊！奥托他还在前线……如果警察再来一次，把你也抓走了，这个家就彻底完了！”
“收起来吧，约翰。算我求你，把那些中国人的事情忘了吧，
做一个普通的老人，安安稳稳地退休，不好吗？”
拉贝沉默了。
看着妻子花白的头发和那双为了生活精打细算的手，心中涌起巨大的愧疚。
他是个善良的人，这种善良让他在金陵保护了无数人，却让自己在柏林的妻子跟着受苦。
但他只要一闭上眼，就能听到那惨叫声。
“多拉，对不起。”拉贝轻轻握住妻子的手，语气温柔却依旧坚定。
多拉看着丈夫那双执拗的眼睛，最终长叹一口气，转身去厨房擦眼泪。
就在这尴尬而压抑的沉默中。
“笃笃笃。”
一阵极有节奏、且沉稳的敲门声突然响起。
屋里的空气瞬间凝固。
多拉的脸色唰地一下白了，她惊恐地看向门口，声音压得极低：“又是警察吗？”
拉贝的手也抖了一下，他迅速用报纸盖住桌上的照片，给了妻子一个安抚的眼神，然后深吸一口气，努力挺直已经有些佝偻的腰背，整理了一下旧西装的领口。
“别怕，多拉。我去开门。”
拉贝走到门前，沉声问道：“谁？”
门外传来的是一口标准得令人惊讶的柏林腔德语，但声音却有些陌生，透着一种东方特有的温润。
拉贝疑惑地打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年轻高大的东方男子。
他穿着考究的羊毛大衣，没带那些令人厌恶的红袖章随从，脸上挂着和煦的笑容。
而让拉贝和躲在他身后的多拉瞬间瞪大眼睛的是，这个年轻人的手上提着两个网兜。
左手，是两瓶虽然不认识牌子但看起来极其昂贵的瓷瓶白酒。
右手，是一只油纸包裹着的、还散发着诱人热气和浓郁油脂香气的——烤鸭。
“拉贝先生，初次见面。我叫祁同伟，一个……来自东方的商人。”
祁同伟看着这位即便生活困顿、即便面对威胁依然没丢掉良知的老头，心中肃然起敬。
他微微欠身，举起手中的烤鸭：
“我想，你的餐桌上应该不介意多加一副刀叉吧？”
（天冷啥都没写，绝对没有去拉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