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站了。”茅老说得轻描淡写，把桌上几支铅笔拢进笔筒里，“年底就退了，趁天还没冷透，先收拾收拾。在这儿待了快二十年，东西攒得比想象的多了不少。”
他把笔筒放进帆布包，又拿起桌上那个用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搪瓷缸，苏慕晴这才看清楚，那斑驳的陶瓷缸实际上白底红字，印着“救死扶伤”四个字。
苏慕晴的目光落在墙角那摞笔记本上。
那是一摞用牛皮纸封面装订的本子，大小不一，有厚有薄，边角都磨圆了，颜色从浅棕到深褐都有，一看就知道用了很多年。
最上面那本的封面上用钢笔写着几个字：骨关节损伤影像诊断图谱，下方还有一行小字：试编稿。
茅老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沉默了一会儿。
他把老花镜摘下来，用衣角慢慢擦着镜片，擦了好一阵才重新戴上。
“苏大夫，”他转过身，把那摞笔记本一本一本地拿起来，掸了掸上面落的灰，“这些东西，放在我这儿怕是到头了。”
他说话的语调还是那么不急不慢，带着一点南方口音，“不是什么正规出版物，拿出去也没人要，我看你在写东西吧，指不定用得上呢？”
苏慕晴小心地翻了几页。她学医多年，一眼就看出这些笔记的分量，这估计是茅老这么多年在影像学上工作的记录，只要有值得探讨的，他都记在上面了。
“继任的医生翻过年就到，就留在这里吧，你们没事翻翻，指不定能解决一两个疑难杂症。”
他站在桌前，看着那个已经空了大半的书架，又沉默了下去。
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窗外的操场上传来战士们训练的声音，口号声隔着玻璃传进来，闷闷的。
“二十年前我刚来这儿的时候，”茅老又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些，像是自言自语，“连像样的机器都没有，用的是部队缴获的一台旧机器，拍出来的片子模模糊糊，看半天才敢下诊断。后来条件慢慢好了，机器换了新的，可会看片子的人还是不多。”
苏慕晴只觉得自己手上的东西沉甸甸的。
“茅老，这些东西不该只放在我一个人的手册里。我们可以把它单独出成一本书。”她抬起头，看着茅老，“您这些笔记的体量和深度，完全可以单独编一本影像诊断图谱。我在手册里引用一部分，剩下的——”
“用不上用不上。”茅老摆摆手，“我这些东西不系统，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哪够格出书。”
他似乎是完成了今天收拾的工作，背着他那个小破背包，不听苏慕晴的挽留，就离开了。
苏慕晴低头翻着笔记，翻到最后一本的时候，一张对折的硬纸片从封底夹层里滑了出来，落在桌上。
纸片已经泛黄得厉害，折痕处磨得快要断开。
苏慕晴捡起来，小心地展开。
是一张军医证。纸张脆得轻轻一碰就会碎，上面的字迹是用钢笔写的，墨水已经褪成了淡褐色。
姓名一栏写着三个字：茅正声。中尉军医。发证日期是1940年。
照片上的茅老还很年轻，二十出头的样子，瘦瘦的，戴着和现在样式差不多的圆框眼镜，嘴角微微抿着，眼神直直地看着镜头。
苏慕晴捧着那张军医证的双手微微收紧。
她追了上去，茅老已经走到了卫生队大门口，苏慕晴喊他，他才回过头。
“茅老，您的军医证——夹在笔记本里了。”
茅老愣了一下，接过那张泛黄的硬纸片，低头看了好一会儿。他捏着军医证的边角，手指在“1940年”那个日期上来回摩挲了几遍。
“40年这本啊……”他把军医证翻过来看了看背面，“那时候还在学校，念了一半跑回来的。这条命本来就是捡的，能活到现在够本了。”
他收了起来，塞在口袋里，拍了拍，“解放后发了新的，旧的我还以为早就丢了。”
第二天一早，苏慕晴到卫生队的时候，天刚亮透。
她把茅老大部分笔记锁进了诊室的铁皮柜里，她坐在诊桌前，对着茅老最开始的那本笔记发了好一会儿呆。
方明霞端着搪瓷缸从走廊那头走过来，看见她诊室的门开着，探头往里看了一眼。
“一大早发什么愣？”她走进来，看见桌上那摞笔记本，伸手翻了翻，翻到一页股骨颈骨折的X线临摹图，手指停住了。“茅老给你的？”
苏慕晴点头。
方明霞把搪瓷缸搁在桌上，拉过椅子坐下来，一页一页地翻。
她看得很慢，看到标注密集的地方就把本子举近了细看，看完一页才翻下一页。
翻到一半，她把本子合上了。“他跟你说了吗？他以前的事。”
“没说多少，就知道他留过学，抗战的时候回来的。”
方明霞靠在椅背上，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
缸子里的热气升起来，模糊了她的表情。“他不是一般的留洋学生。他出去那年才十九岁，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念书，”
方明霞说：“那时候公派留学的医学生全国也没几个。”
窗外的晨光渐渐亮起来，走廊里有护士推着器械车经过的声响，铁轮子碾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赵小娥在外面喊了一声“方队长，器械消毒好了”，方明霞应了一声，却坐着没动。
“三七年打起来的时候，他已经在那边念了两年了。他导师想留他，说只要他愿意，可以进那边最好的医院，一路做到教授。”
“他同班的几个中国留学生，大半都选择留下来，他不是没犹豫过，太平洋上已经打起来了，回国的人脉也被切断了，远洋航线随时可能被袭击。”
“从出发到踏上国内的土地，走了将近四个月。一路上死了多少一起出发的人，他没说过，但每次喝多了酒就盯着墙上那张旧地图看。”
她放下搪瓷缸，“回国之后他直接去了西北，那里是游击区，条件极其恶劣，后面追着鬼子的骑兵，他在那种地方待了整整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