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强最终还是没有走。
我的眼泪，我的哀求，像一根无形的绳索，暂时捆住了他那颗已经奔赴刑场的决心。
他没有答应我。
也没有拒绝我。
他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回了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整个客厅，很快就变得烟雾缭绕。
像我们俩此刻迷茫而又看不到未来的心境。
我没有时间再跟他耗下去。
我胡乱地抹了一把脸，换了件衣服，抓起家里的户口本和我们俩的身份证，就冲出了家门。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找档案馆。
我只知道，我必须去。
我必须用尽一切办法，去抓住那最后一丝希望。
我不能让我的丈夫，为了儿子，去向那个他最鄙视的人低头。
那比杀了他还难受。
我跑下楼，拦了一辆出租车。
“师傅，去市档案馆！”
司机是个爽快的中年人，一脚油门，车子就汇入了清晨的车流。
一路上，我的心都在剧烈地跳动。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脑子里一片混乱。
我该怎么找？
我该跟谁说？
人家会搭理我这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凭着一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犟劲，往前冲。
四十分钟后，车子停在了一栋庄严肃穆的大楼前。
“到了，大姐。”
我付了钱，下了车。
站在“市档案馆”那几个烫金大字下面，我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渺小和无助。
这里，跟我以往去过的任何地方都不同。
它充满了威严和距离感。
我深吸一口气，给自己壮了壮胆，走了进去。
大厅里空旷而安静。
一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坐在咨询台后面。
我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
“同志，您好。”
“我想……我想查点东西。”
那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查什么？有介绍信吗？”
介绍信？
我愣住了。
“我……我没有介绍信。”
“我是来查一个以前的工厂的资料。”
“红星机械厂，十几年前倒闭了。”
工作人员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耐烦。
“没有介绍信，个人是不能随便查阅内部档案的。”
“这是规定。”
一句话，就把我所有的路都堵死了。
我的心，瞬间凉了半截。
“同志，求求您了。”
我的声音带上了哭腔。
“这关系到我们家的救命钱，真的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我把我和周国强遇到的困境，简明扼要地说了一遍。
那个年轻人听完，眉头皱得更紧了。
他或许有些动容，但更多的是为难。
“大姐，我真的很同情您。”
“但规定就是规定，我一个小职员，我做不了主。”
“要不，您去我们领导办公室问问？”
他给我指了指走廊尽头的一扇门。
那扇门上挂着“档案管理科科长”的牌子。
这对我来说，是唯一的希望了。
我千恩万谢地走了过去。
站在那扇紧闭的门前，我犹豫了很久。
我的手，抬起，又放下。
放下，又抬起。
我这辈子，没求过人。
更没求过当官的。
可今天，为了周国强，为了儿子，我必须进去。
我咬了咬牙，敲响了门。
“请进。”
里面传来一个浑厚的男中音。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办公室很大，很整洁。
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正坐在办公桌后批阅文件。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
“您是？”
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把刚才对那个年轻人说的话，又结结巴巴地重复了一遍。
他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
等我说完，他放下了手里的笔，十指交叉，放在桌上。
他的目光，很锐利。
仿佛能看穿我心里所有的慌张。
“你说，你们是红星机械厂的职工？”
“是，是！”我连忙点头。
“你爱人叫什么名字？”
“周国强。”
听到这个名字，那个科长的眼神，忽然变了一下。
那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神情。
有惊讶，有怀念，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
他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十几秒。
然后，他缓缓地站了起来，绕过办公桌，走到了我的面前。
他伸出手。
我以为他要跟我握手。
没想到，他说出了一句让我当场石化的话。
“徐惠珍，你还认识我吗？”
“我是吴刚。”
“当年，在厂里，我是周国强的徒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