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租界，1942年2月。
天还是冷的。
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戳在灰蒙蒙的天上，像一双双干枯的手。霞飞路上的行人不多，偶尔有一辆黄包车跑过去，叮叮当当的，车夫缩着脖子，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在冷风里散得很快。
陈醒站在灶披间的窗边，手里端着杯茶，茶已经凉了。她望着外头的弄堂，望着那些晾在竹竿上的衣裳，在风里飘来飘去，像一面一面投降的旗。
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两个多月了。
日本人在公共租界横冲直撞，可法租界这边，暂时还算平静。法国人跟日本人之间那点不清不楚的关系，让这片地方成了一座奇怪的“孤岛”——水面上是静的，水下头是急的，随时可能翻。度过了刚开始的风暴期，陈家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该开店的开店，该上班的上班。
陈醒放下茶杯，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本子，翻开。上头记着这几天的支出：米、面、煤球、肥皂、火柴，还有给宝根买纸笔的钱。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醒醒，吃饭了。”李秀珍在灶台边喊了一声。
“来了。”
她走过去，在桌边坐下来。桌上摆着几碗粥，一碟咸菜，两个杂面馒头。宝根已经坐好了，手里拿着勺子，眼巴巴地望着粥。
“吃吧。”陈大栓闷声说了一句。
一家人低着头喝粥，谁也不说话。外头弄堂里，传来顾太太跟人说话的声音，尖尖的，脆脆的，像炒豆子：“……听说了伐？公共租界那边，日本人查户口，查得可紧了。隔壁弄堂有个人，良民证上的照片不像，就被带走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李秀珍的手顿了一下，看了陈醒一眼。
陈醒低着头，继续喝粥，脸上什么都没有。
吃完饭，她帮着收拾了碗筷，然后走到窗边，又站了一会儿。
今天，她要去见胡为兴。
“姆妈，我出去一趟。”
“哪能这么早？”李秀珍从灶台边探出头。
“约了朋友。”
“早点回来。”
“晓得。”
她换了件深灰色的棉袍，头发用发夹别紧，对着镜子照了照。镜子里头的脸，白白的，眼睛底下头有一圈淡淡的青。她拍了拍脸颊，让气色看起来好些。
走出弄堂，叫了辆黄包车。
“兆丰公园。”
车子沿着霞飞路往西开，梧桐树一棵一棵往后倒退。她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头，转着这几天的消息。
上个月，组织上决定：法租界还是安全的，可以作为地下活动的重要区域。可同时，要开始有序撤离——能撤多少撤多少，能保一个保一个。
陈醒一家早就搬到法租界了，不用再搬。孙志成和赵爷爷他们，也早在刘春心帮忙下，搬到了法租界偏远的弄堂，房租便宜些，人也少些。听说最近房租又涨了，陈醒去送过两回钱，不多，可也能帮上一点。
“越到这时候，越不能慌。”胡为兴上次跟她讲，“慌就输了。”
她睁开眼睛。
车子在兆丰公园门口停下来。她下了车，付了车钱，走进去。
晨雾还没散，草叶上挂着露水，湿漉漉的。她沿着那条碎石路往里走，数到第三张长椅，坐下来。从包里掏出一本书，翻开，搁在膝盖上。
等了大约一刻钟，胡为兴来了。
他穿着一件灰布长衫，戴着顶旧礼帽，手里拎着个皮包。他在她旁边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烟斗，点上，吸了一口。烟雾在晨雾里散开，模糊了他的脸。
“阿叔。”陈醒望着前方的湖面，声音很低。
“嗯。”胡为兴应了一声，“有任务。”
陈醒的心跳快了一拍。
“什么任务？”
“接一个人。”胡为兴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得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日本人那边，有一个派遣中国特工的名单。很重要。可那份名单是加密的，需要密码破译人才。”
他顿了顿，弹了弹烟灰。
“我们找了一个。姓顾，叫顾远。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在重庆那边破译过日军密码。组织上把他调来上海，专门破译这份名单。”
陈醒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攥了一下。
“哪能接？”
“后天，下午两点，北火车站。他坐的是从南京过来的火车，车次是——”
胡为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递给她。她接过来，展开，上头写着一个车次，一个时间，还有一个名字。
“顾远，三十五岁，中等身材，穿灰色长袍，戴黑色礼帽，左手提一个棕色皮箱，右手拿一份《申报》。”
陈醒看了一遍，记住了，把纸条还给胡为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划了一根，把纸条烧了。灰烬落在石板路上，风一吹，散了。
“接头暗语？”
“侬问他：‘先生，请问去南京路哪能走？’他回答：‘我也刚到上海，不认得路。侬问问那边巡捕吧。’”
陈醒默念了两遍，记在心里。
“记住了？”
“记住了。”
“后天下午两点，北火车站。侬一个人去。接到人之后，不要直接带过来，先绕一圈，确定没有人跟踪，再带去安全屋。”
“安全屋在哪？”
“英租界，宁波路，一百二十一号。三楼，最里头那间。钥匙在门口地毯底下头。”
陈醒点了点头。
胡为兴站起来，拍了拍长衫上的灰。
“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体，保住自己。”
他转过身，沿着那条碎石路走了。布鞋踩在石子上，沙沙的，像风吹过树叶。
陈醒坐在长椅上，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雾里，坐了好一会儿。
然后她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走出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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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的时间，过得很快。
陈醒照常上班，照常做账，照常回家吃饭。可她的心里头像绷着一根弦，随时可能断。
她在地图上仔细研究了几遍路线——从北火车站到英租界宁波路，哪条路最安全，哪条路人多容易混过去，哪条路有巡捕房可能被查。她都算过了。
她还编了一套说辞：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去接一个远房表哥。表哥从乡下来，要在上海找工作，她帮着找住处。
听起来合情合理，挑不出毛病。
出发那天早上，她起了个大早。换了件藏蓝色的棉袍，不新不旧，不扎眼。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发夹别住。对着镜子照了照，镜子里头的脸，白白的，可气色还好。
“姆妈，我出去了。”
“哪能这么早？”李秀珍从灶台边探出头。
“去接一个朋友。从乡下来的。”
“哦，好。路上当心。”
“晓得。”
她走出弄堂，叫了辆黄包车。
“北火车站。”
车子沿着霞飞路往东开，转了几条马路，越往北走，人越多，越嘈杂。公共租界那边的气息，跟法租界不一样——法租界是安静的，有条理的，连梧桐树都种得整整齐齐。公共租界这边，乱，杂，什么人都有。
北火车站到了。
她下了车，付了车钱，站在广场上，四下望了望。
广场上人很多。扛着行李的，牵着孩子的，拎着皮包的——吵吵嚷嚷的，像一锅煮沸了的粥。几个穿黑色制服的警察站在入口处，检查来往行人的车票和证件。还有几个穿土黄色军装的日本兵，背着枪，在广场上巡逻，皮靴踩在水泥地上，咔，咔，咔。
陈醒深吸一口气，走进候车大厅。
大厅里人更多。空气浑浊，混着汗味、煤烟味、还有厕所里飘出来的臭味。她找了一个角落，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本书——不是真的看，是掩护。
她看了看墙上的钟。
一点四十五分。
还有十五分钟。
她的心跳得有些快。咚咚咚，像有人在胸口擂鼓。她深吸一口气，让心跳慢下来。
不能慌。一慌就输了。
她站在那里，目光扫过大厅里的每一个人。那些穿灰色长袍的，戴黑色礼帽的，左手提棕色皮箱的——她一个一个地看过去，一个一个地排除。
一点五十五分。
火车快到了。
她从角落里走出来，走到出站口，站在那里，手里拿着那本书，装作在等人的样子。
出站口的人越来越多。接站的，拉客的黄包车夫，卖香烟的小贩，还有几个穿着体面的先生太太，大概是来接人的。
她站在那里，眼睛盯着出站口。
两点整。
火车到了。
人流从出站口涌出来，像开了闸的水。她一个一个地看过去——这个男人太胖，不是。那个男人太年轻，不是。这个男人没有戴礼帽，不是。那个男人手里没有皮箱，不是。
她一个一个地看，一个一个地排除。
然后，她看见了他。
灰色长袍，黑色礼帽，左手提着一个棕色皮箱，右手拿一份《申报》。中等身材，三十五岁左右，脸瘦瘦的，颧骨有些高，眼窝深陷进去，可那双眼睛，沉静的，温和的，像一潭深水。
顾远。
她的心跳快了一拍。可她脸上，什么都没有。
她站在那里，等着他走过来。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十步，八步，五步——
就在这时，出站口忽然一阵骚动。
“让开！让开！”
几个穿黑色制服的警察推开人群，走了进来。他们身后头，跟着几个穿便衣的人——一个个面无表情，眼神阴冷，一看就不是好惹的。
陈醒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七十六号。
她认得那种眼神。那种看谁都不像好人、看谁都像嫌疑犯的眼神。她在周默生脸上见过，可周默生的眼神比他们温和些，这些人的眼神，像刀子，像钩子，要把人的皮肉一层一层剥开。
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那几个便衣走进出站口，开始一个一个地查问。他们看得很仔细，问得很详细——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住在哪里，找谁。
陈醒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
她不能冒险。如果顾远被查出来，一切都完了。如果她被认出来，也完了。
她站在那里，脑子里头飞快地转着。
就在这时，她看见了一个人。
那个人从候车大厅的另一头走过来，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没打领带，衬衫领口敞着两颗扣子。他走得不快，可每一步都稳当当的，像在自家院子里散步。
周默生。
陈醒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
他怎么会在这里？
她站在那里，望着他。他走过来，走到那几个便衣旁边，低声说了几句话。那几个便衣点点头，继续查问，可态度明显客气了些。
陈醒明白了。
这是七十六号的行动。周默生带队。
她站在那里，心里头像有一团火在烧。可她脸上，什么都没有。
她不能接头了。不管顾远是不是安全的，她都不能冒险。这是规矩——发现异常，立刻停止，不管代价多大。
她站在那里，看着顾远越走越近。五步，四步，三步——
她转过身，走了。
不是快步走，是慢慢地、不慌不忙地走。像一个人等不到要等的人，失望地离开。她走过候车大厅，走过那些扛着行李的人，走过那些卖香烟的小贩，走过那些蹲在墙根底下等活的黄包车夫。
她没有回头。
可她晓得，有人在看她。
那个目光，不是顾远的。是周默生的。
她感觉到了。那种沉沉的、稳稳的、像一只手搭在肩膀上的目光。
她继续走，没有回头。
走出火车站，站在广场上。冷风吹过来，凉丝丝的，吹得她脸上发紧。她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煤烟味、河腥味、还有火车站特有的、混杂着各种气味的浊气。
她叫了辆黄包车。
“法租界，霞飞路。”
车子沿着马路往南跑。她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头，全是刚才的画面——周默生从候车大厅走过来，穿着深灰色西装，不慌不忙，像在自家院子里散步。
他看见她了。
她晓得。
她从他那个“无意间”瞟过来的眼神里，看出来了。那一眼，很快，很轻，像蜻蜓点水，可她读懂了——那是让她放心的意思。
“侬放心，有我。”
她睁开眼睛，望着窗外头那些倒退的梧桐树、店铺、行人。她的心，还在跳，咚咚咚，可已经不像刚才那么快了。
她深吸一口气。
任务失败了。顾远没有接到。可她还活着，没有被发现。这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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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在霞飞路一条小马路口停下来。
她下了车，付了车钱，快步走进一条弄堂。穿过弄堂，从另一头出来，又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她走得不快，可每一步都稳当当的，眼睛四下扫着，看有没有人跟踪。
没有。
巷子里空荡荡的，只有几只野猫蹲在墙头，绿莹莹的眼睛望着她。
她走到巷子尽头，推开一扇小门，走进去。里头是一个小小的天井，堆着些破旧的木箱和煤球。她上了楼，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吱呀吱呀响。
二楼，最里头那间。
她敲了三下，停一下，又敲了两下。
门开了。
胡为兴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灰布长衫，手里拿着烟斗。看见她，眉头拧了一下。
“进来。”
她走进去，关上门。
房间里不大，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木板床，床上铺着薄薄的被褥。窗户用黑布蒙着，透不进一点光。桌上点着一盏油灯，昏黄的光在房间里散开，照出两个人的影子，一大一小，挨得很近。
“哪能样了？”胡为兴坐下来，望着她。
“失败了。”陈醒的声音很低，低得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火车站有七十六号的人。我看见周默生了。他们在那儿查人。”
胡为兴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像在数什么。
“顾远呢？”
“不晓得。我没有接头。看见他们，我就走了。”
胡为兴点了点头。
“做对了。”他说，“不管顾远有没有事，侬不能暴露。这是规矩。”
陈醒在床沿上坐下来，望着自己的手。手指细细的，白白的，在油灯的光里显得格外苍白。
“阿叔，”她抬起头，“顾远会不会——”
“不晓得。”胡为兴打断了她，“可能被抓了，可能没有。可不管哪能，侬不要管了。这件事体，我来处理。”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把黑布揭开一条缝。外头的天已经暗下来了，弄堂里静悄悄的，只有远处偶尔传来一声狗叫。
“周默生看见侬了？”他问。
“看见了。”陈醒的声音很轻，“他瞟了我一眼，很快，可我看懂了。他是让我放心。”
胡为兴放下黑布，转过身，望着她。
“侬信他？”
陈醒沉默了一会儿。
“信。”她说。
胡为兴没说话。他走到桌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凉了，有些苦。他放下杯子，手指在杯沿上慢慢转着。
“周默生这个人，”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他的身份，组织上一直没有确认。可上头的意见是——可以用，但不能全信。”
陈醒点了点头。
“我晓得。”
胡为兴望着她，望了好几秒。那双眼睛，在油灯的光里，沉沉的，像深不见底的井。
“侬记住，”他说，“不管他对侬多好，不管他帮了侬多少忙，侬的任务是——”
“我晓得。”陈醒打断了他，“我的任务，是完成任务。”
胡为兴点了点头。
“回去吧。”他说，“路上当心。”
陈醒站起来，走到门口，回过头。
“阿叔，顾远那边——”
“交给我。”胡为兴说，“侬不要管了。”
她拉开门，走出去。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吱呀吱呀响。她下得很慢，一级一级的，像怕惊动什么。走到天井里，夜风吹过来，凉丝丝的，吹得她脸上发紧。
她推开那扇小门，走进弄堂。
巷子很窄，两边是高墙，墙头有猫蹲着，绿莹莹的眼睛在黑暗里闪了闪，跳下去了。她加快脚步，走出巷子，拐进仁安里。
灶披间的灯还亮着。
她推开门，一股热气和着饭菜香扑面而来。
李秀珍在灶台边擦碗，看见她进来，问了一句：“哪能这么晚？朋友接到了伐？”
“没有。”陈醒说，“火车晚点了，没接到。”
李秀珍点了点头，没多问。
陈醒走进里间，拿出脸盆、毛巾、牙粉，走到水斗边，弯下腰，洗脸。水是凉的，扑在脸上，凉丝丝的。她洗得很慢，很仔细，像要把一整天的疲惫都洗掉。
可她晓得，有些东西，是洗不掉的。
她抬起头，望着镜子里的自己。
那张脸，白白的，眼睛底下头有一圈淡淡的青。她望着那张脸，望了好几秒。
脑子里头，转着今天的每一个细节。火车站的那些便衣，周默生从候车大厅走过来的样子，他瞟过来的那一眼——很快，很轻，可她读懂了。
“侬放心，有我。”
窗外头，夜色如墨。
可她知道，天总会亮的。
她闭上眼睛。
脑子里头，响起胡为兴说的话——“不管他对侬多好，不管他帮了侬多少忙，侬的任务是完成任务。”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
完成任务。
她想起沈伯安说的话——“天总会亮的。”
她嘴角弯了弯，又闭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