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醒病了。
说是病，其实也没什么大症状。不发烧，不咳嗽，就是浑身没力气，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那道裂缝，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干涸的河。她望着那道裂缝，能望一个钟头，眼睛都不眨一下。
李秀珍端了粥进来，放在床头柜上，摸了摸她的额头。“不烫啊，哪能脸色这么白？”陈醒笑了笑，说没事，可能是累着了。李秀珍叹了口气，把被子往上拉了拉，又端了一碗红糖姜汤进来，逼着她喝了下去。
宝根放学回来，趴在她床边，问她哪能了。她说没事，宝根就笑了，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从书包里掏出一颗糖，塞在她手里。“阿姐，吃糖，吃了就好了。”她把糖攥在手心里，糖纸是花花绿绿的，印着一只小白兔。她望着那颗糖，眼眶有些热。
第三天，她起来了。洗了脸，梳了头，换了件干净的棉袍，对着镜子照了照。镜子里的那个人，还是那张脸，可眼睛底下头，有一圈淡淡的青。她拍了拍脸颊，让气色看起来好些。
“姆妈，我去上班了。”
李秀珍在灶台边应了一声：“好。路上当心。”
她走出弄堂，叫了辆黄包车。车子沿着霞飞路往东开，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戳在灰蒙蒙的天上，像一双双干枯的手。她望着窗外，心里头像压了块石头，不重，可搁在那儿，硌得慌。
青年旅馆的事体，她没跟任何人讲。不敢讲，也不能讲。那个人从二楼掉下来的样子，血漫出来的样子，那张脸上的表情——像刀子一样，刻在她脑子里头，一遍一遍地回放。
她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可她晓得，那个人，跟沈伯安有关系。
沈伯安走了。上了火车，离开了上海。她送他的时候，天刚蒙蒙亮，他穿着灰色长衫，戴着黑色礼帽，提着棕色皮箱，走进人群里，不见了。她以为，这辈子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
可她没想到，他还会回来。
那是第四天的傍晚。
陈醒下了班，从公司出来，沿着霞飞路往南走。天已经暗了，霓虹灯一盏一盏亮起来，红的绿的蓝的黄的，照得人眼花。她走得不快，脑子里头还在转着账本上的数字，年底了，公司要结账，忙得脚不沾地。
走到一条小马路口，她拐了进去。这条路近，穿过去就是仁安里后门，能省五分钟。巷子不宽，两边是高墙，墙上爬着枯藤，风一吹，沙沙响。她走了一半，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
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不是那种正常的、赶路的脚步声。是——她快，它也快；她慢，它也慢。
她没有回头，只是加快了脚步。手伸进包里，攥住了那把剪刀——她随身带着的，防身用的。走到巷子拐角处，她猛地转过身，举起包就朝身后那人砸过去——
一只手抓住了她的手腕。力道不大，可稳当当的，像早就料到她会这么干。
“是我。”
那声音，低低的，沙沙的，像砂纸磨过木头。
她愣住了。
路灯的光从巷口照进来，落在那个人脸上。灰色长衫，黑色礼帽，帽檐压得很低，可那双眼睛，她认得。沉静的，温和的，像一潭深水。
沈伯安。
她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好一会儿，才挤出两个字：“表叔——”
他松开她的手腕，四下望了望，压低声音：“跟我来。”
她跟在他身后，穿过巷子，拐进另一条更窄的弄堂。弄堂尽头有一扇小门，他推开，侧身让她先进去。里头是一个小小的天井，堆着些破旧的木箱和煤球。他领着她上了楼，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吱呀吱呀响。
二楼有一个房间，不大，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木板床，床上铺着薄薄的被褥。窗户用黑布蒙着，透不进一点光。他划了根火柴，点着桌上的油灯。昏黄的光在房间里散开，照出两个人的影子，一大一小，挨得很近。
陈醒站在桌子旁边，望着他。她的心还在跳，咚咚咚，像有人在胸口擂鼓。她有很多话想问，可那些话堵在嗓子眼里，一个字都出不来。
沈伯安在椅子上坐下来，指了指床沿：“坐。”
她坐下来，两个人面对面，隔着一臂的距离。油灯的光照在他脸上，照出那些深深浅浅的纹路。他比三天前更憔悴了，眼窝深陷进去，嘴唇干裂，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可那双眼睛，还是亮的。
“侬不是走了吗？”她终于问出口，声音有些涩。
“没走。”他说。
她望着他，等着他解释。
他端起桌上的茶杯，倒了一杯水，喝了一口，放下。手指在杯沿上慢慢转着，转了好几圈。
“那天，我进了车站，上了火车。可我没走。”他抬起头，望着她，“火车开之前，我想起一件事体。很重要的事体。所以我下了车，出了站，叫了辆黄包车，去了青年旅馆。”
陈醒的心，猛地缩紧了。
青年旅馆。
“我到的时候，”他的声音更低了，低得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看见了。”
她没说话。
“看见了东洋兵，看见了卡车，看见了——”他停了一下，“看见了他。”
“那个人，”陈醒开口了，“侬认得？”
沈伯安点点头。那双眼睛，在油灯的光里，暗了一下。像一盏灯，被人拧小了。
“他叫李清和。上海地下组织的负责人。这次我来上海，他是我的接头人。”他顿了顿，“也是执行这次任务的总负责人。”
陈醒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
上海地下组织的负责人。那个人，那个从二楼掉下来、砸在地上、血漫了一地的人——是上海地下组织的头。
“我来上海，”沈伯安继续说，声音平平的，像在讲别人的故事，“是为了肃清内奸。组织上发现，上海这边，有内奸。不止一个。高层决定，在召开全国会议之前，必须把内奸全部揪出来。”
他望着她，那双眼睛，沉沉的，像深不见底的井。
“我作为后方派来的人，是生面孔，是最好的诱饵。我跟李清和配合，设了陷阱，引内奸出手。果然，有人上钩了。我们抓到了三个。”
他停了一下，端起水杯，又喝了一口。
“我以为，事情办完了。所以定了火车票，准备回去。”他放下杯子，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可上了火车之后，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体——上个月，还有一条交通线出了问题。那条线，不是被抓的内奸负责的。”
他抬起头，望着陈醒。
“所以，内奸不止三个。不是猜想，是事实。”
陈醒坐在床沿上，一动不动。她的脑子在飞快地转。沈伯安的话，像一根一根线，把她心里头那些碎片串了起来。
“侬去而复返，”她开口了，“是去通知李清和？”
沈伯安摇了摇头。
“我到的时候，他已经——”他停了一下，“死了。”
房间里安静下来。油灯的光跳了跳，在墙上投下两个人的影子，一动不动。
“我在现场，”沈伯安忽然说，“看见了侬。”
陈醒愣了一下。
“我看见侬站在马路对面，看见侬上了一辆黄包车，走了。”
她望着他，没说话。
“侬走的时候，脸色很白。手在发抖。”他望着她，那双眼睛，在油灯的光里，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柔软的、像冬天的太阳照在冰面上的东西，“侬看见了他，对不对？”
她点了点头。
“侬害怕，可侬没有跑。侬站在那里，站了很久。直到有人叫侬上车，侬才走。”
她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些。她只是望着他，等着他继续说。
“侬知道，”他忽然换了话题，“我为什么来找侬？”
她摇摇头。
“因为，”他顿了顿，“我现在谁都不信了。”
那四个字，像四块石头，丢进她心里头，溅起好大的水花。
“李清和死了。他是上海地下组织的负责人，他知道所有人的名单，所有联络点，所有交通线。他死了，那些东西，可能已经落到东洋人手里了。”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我不知道谁还是清白的。我不知道哪些联络点还是安全的。我不知道——还能信谁。”
他望着她。
“可我信侬。”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为什么？”她终于问出口。
“因为，”他说，“如果侬是内奸，侬不会送我去火车站。如果侬是内奸，侬不会站在马路对面，脸色发白，手发抖。如果侬是内奸——”他停了一下，“侬不会是这个样子。”
她低下头，望着自己的手。手指细细的，白白的，指甲剪得短短的。那双手，还在微微发抖。
“我信侬，”他又说了一遍，“侬是我现在唯一能信的人。”
她抬起头，望着他。那双眼睛，沉沉的，可那沉里头，有一种东西，像火，不大，可烧得稳稳的。
“表叔，”她说，“我能做啥？”
他望着她，望了好几秒。然后他笑了。那笑，跟刚才不一样。不是苦的，不是疲惫的，是一种——她也说不清楚。像一个人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终于看见一片绿洲，可他不确定那水能不能喝，可他已经渴得快死了，只能赌一把。
“我需要电台。”他说，“联系老家。”
电台。
这两个字，像两块石头，砸在她心上。她当然晓得电台是什么。那是地下工作者的命脉。有了电台，就能跟后方联系，就能接收指示，就能把情报传出去。没有电台，就是瞎子，就是聋子。
“侬去找胡为兴，”她说，“他有——”
“不行。”沈伯安摇了摇头，打断了她。
“为啥？”
“在还没有找到内奸之前，”他的声音很低，可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她心上，“上海地下组织的所有人，都不可信。”
她愣住了。
所有人。包括胡为兴？
“不是我不信他，”沈伯安像是看穿了她的心思，“是——我不能冒这个险。李清和死了，他的名单可能已经泄露。胡为兴是不是在名单上，我不晓得。如果他在，他可能已经被盯上了。我去找他，就是自投罗网。”
陈醒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
她晓得沈伯安说得对。可她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揪着。胡为兴。那个在兆丰公园长椅上抽着烟斗、慢慢说话的人。那个教她密写、教她跟踪、教她怎么在刀尖上走路的人。他是她的上线，是她的老师，是她在黑暗中唯一能看见的灯。
如今，那盏灯，可能已经灭了。或者——快灭了。
“那——哪能办？”她问，声音有些涩。
沈伯安没说话。他只是望着她，那双眼睛，沉沉的，可那沉里头，有一种东西，她也说不清楚。
陈醒低下头，脑子里头飞快地转着。电台。她需要弄到一台电台。可那东西，不是你想买就能买的。黑市上倒是有，可价钱——
“要多少铜钿？”她问。
沈伯安伸出两根手指，想了想，又变成了五根。
“五千？”她试探着问。
他摇了摇头。
“五万？”她的声音有些发抖了。
他还是摇了摇头。
“那是多少？”
“十条大黄鱼。”
陈醒倒吸了一口凉气。十条大黄鱼。那不是铜板，不是银元，是金条。十条大黄鱼，够在法租界买两幢石库门房子，够开五家饭馆，够她一家吃二十年的饭。她攒了十年的稿费，加上公司的薪水，加上卖烟攒下的，拢共才八千大洋。换成金条，也就两三条。
十条。她连零头都凑不够。
“我买不起。”她说，声音有些涩，“偷也偷不到。”
沈伯安没说话。他只是靠在椅背上，望着她。那双眼睛，在油灯的光里，沉沉的，像深不见底的井。
沉默了好一会儿。
“侬跟沈泽楷，”他忽然开口，“还有联系吗？”
陈醒愣了一下。沈泽楷。沈嘉敏的大哥，大通公司的老板。那个在婚礼上笑得很勉强的人，那个在她进公司的时候只说了一句“好好干”的人，那个在周默生出现之后提醒她“这个人不简单”的人。
“联系不多，”她说，“可应该能帮忙。哪能了？”
沈伯安的眼睛，亮了一下。那亮里头，不是惊喜，是一种——她也说不清楚。像一个人在黑夜里走了很久，忽然看见一盏灯，可他不确定那灯是为他亮的，不敢靠太近，只敢远远地望一眼。
“那就好办了。”他说，“咱找他借电台。”
陈醒愣了一下。借电台？沈泽楷有电台？
“他——”她刚开口，又停住了。她想起沈泽楷的背景。大通公司的老板，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跟租界工部局、跟东洋人、跟重庆那边，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有没有电台？也许有。可那是他的事体，她从来没过问过。
“没那么简单，”她摇了摇头，“上海现在有测向车。东洋人从德国引进的设备，能捕捉电台信号。只要发报，就有可能被定位。我怕——连累了沈泽楷。”
沈伯安望着她，望了好几秒。然后他笑了。那笑，跟刚才不一样。不是疲惫的，不是苦涩的，是一种——笃定的、有把握的、像一个人在棋盘上落下一子、早就想好了后三步的笑。
“放心，”他说，“我有办法。”
陈醒望着他，等着他往下说。
可他没往下说。只是端起水杯，又喝了一口。
“侬先帮我约沈泽楷出来，”他放下杯子，“具体的，见面再讲。”
陈醒点了点头。她晓得，不该问的别问。这是规矩。
“哪能约？”她问。
“侬想个办法。不要用公司的电话，不要写信，不要托人传话。”他顿了顿，“侬亲自去找他。当面讲。”
她想了想。沈泽楷的办公室在大通公司三楼，她每天上班都能看见。可她从来没主动找过他。他是老板，她是会计一部的普通职员，中间隔了好几层。贸然去找他，太扎眼。
“我想办法。”她说。
沈伯安点点头，站起来，走到窗边，把黑布揭开一条缝。外头的天已经黑透了，弄堂里静悄悄的，只有远处偶尔传来一声狗叫。他听了听，没有脚步声，没有车声，什么都没有。
“侬该回去了。”他转过身，望着她，“太晚了，家里要担心。”
她也站起来，走到门口，回过头。
“表叔，侬住在这里？”
“嗯。这几天，我就住这里。有事体，来这里找我。”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递给她，“后门的那把锁，侬开得开。上来的时候，当心后头。”
她接过钥匙，攥在手心里。钥匙是铁的，凉凉的，硌得手心生疼。
“自家当心。”她说。
“侬也是。”
她拉开门，走出去。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吱呀吱呀响。她下得很慢，一级一级的，像怕惊动什么。走到天井里，夜风吹过来，凉丝丝的，吹得她脸上发紧。
她推开那扇小门，走进弄堂。巷子很窄，两边是高墙，墙头有猫蹲着，绿莹莹的眼睛在黑暗里闪了闪，跳下去了。她加快脚步，走出巷子，拐进仁安里。
灶披间的灯还亮着。她推开门，一股热气和着饭菜香扑面而来。
李秀珍在灶台边擦碗，看见她进来，问了一句：“哪能这么晚？”
“公司加班。”陈醒说，“姆妈，我先去洗漱了。”
她走进里间，拿出脸盆、毛巾、牙粉，走到水斗边，弯下腰，洗脸。水是凉的，扑在脸上，凉丝丝的。她洗得很慢，很仔细，像要把一整天的疲惫都洗掉。可她晓得，有些东西，是洗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