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去舞会之后，陈醒心里头像压了块石头，不重，可搁在那儿，硌得慌。
她不是没参加过舞会。从前在沪江大学念书的时候，圣诞晚会、新年舞会，也去过几回。那时候穿的是沈嘉敏借给她的旗袍，跳的是三步四步，吃的是饼干蛋糕，喝的是橘子水。热闹归热闹，可那是学生的热闹，单纯的，干净的，像春天的雨。
这回不一样。
七十六号。那个地方，光是名字就让人头皮发麻。她要去那里，穿着漂亮衣裳，跟那些杀人不见血的人站在一起，笑，说话，喝酒。想想就觉得冷。
可她答应了。胡为兴讲了，“去，看看他想做什么。”她不能不去。
问题是，穿什么？
她翻遍了衣柜，没找出一件像样的。上班穿的那些旗袍，不是灰的就是蓝的，素得很，去菜场还行，去舞会——人家会以为她是端盘子的。姆妈那几件更不用说了，压箱底好多年了。大姐的衣裳倒是新些，可尺寸不对，她比大姐矮半个头，穿上去像偷来的。
想了几天，还是决定找沈嘉敏。
沈嘉敏这段时间在上海，闲着也是闲着。三天两头打电话来，约她吃饭、看电影、逛马路。陈醒忙，十回倒有八回推了。沈嘉敏在电话那头嘟着嘴：“阿醒，侬现在比杜青还忙。”陈醒笑笑，说等忙过这阵子一定陪她。如今“这阵子”来了，只不过不是忙，是愁。
礼拜六下午，两个人约在霞飞路那家俄国面包房碰头。沈嘉敏穿了件淡紫色的薄呢旗袍，外头罩着件米白色开司米开衫，头发烫成时下最流行的卷，蓬蓬的，像朵云。看见陈醒，她眼睛一亮，快步走过来，挽住她的胳膊。
“阿醒！好久不见！想死我了！”
陈醒被她拽着往前走，笑着说：“侬轻点，路上人都在看。”
“看就看，怕啥？”沈嘉敏笑嘻嘻的，凑过来打量她的脸，“嗯，气色还好，没瘦。看来你们公司食堂不错。”
陈醒没接话。两个人沿着霞飞路往东走，逛了几家绸布庄、鞋帽店，最后拐进一条小弄堂，里头有家裁缝铺，门面不大，可橱窗里挂着几件成衣，剪裁、面料都讲究。
“这家铺子，”沈嘉敏推开门，“我从前做衣裳的地方。老师傅是宁波人，手艺好，价钱也公道。”
铺子里头不大，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旗袍、洋装，花花绿绿的，看得人眼花。老师傅戴着老花镜，正在案板上画线，看见她们进来，站起来，笑眯眯地招呼：“沈小姐，好久不来啦。今朝想做啥？”
“不是我，是我朋友。”沈嘉敏把陈醒往前一推，“她要参加个舞会，侬帮她挑一件。”
老师傅上下打量了陈醒一番，点点头：“这位小姐身材好，穿啥都好看。”他走到衣架边，翻了翻，取出一件香槟色的洋裙，料子滑溜溜的，在灯光下泛着微微的光。裙长到小腿，领口不高不低，腰身收得恰到好处，下摆微微散开，像一朵将开未开的花。
“这件哪能？”老师傅把裙子举起来，在她身上比了比。
陈醒望着那件裙子，有些犹豫。香槟色。她从来没穿过这种颜色。太亮了，太显眼了。她习惯穿那些灰的、蓝的、不起眼的颜色，走在人群里没人多看一眼。可这回——也许，就该穿得亮一点？越是心虚，越要撑住。这是胡为兴教她的。
“试试吧。”沈嘉敏已经把裙子塞到她手里，把她推进了试衣间。
试衣间很小，三面镜子，照出她各个角度的样子。她脱下外套，把裙子套上去。拉链在侧面，她够了好几下才拉上。然后她转过身，望着镜子里的自己。
那件裙子，像为她量身定做的。香槟色衬得她皮肤白了些，腰身收得刚好，露出一截小腿，纤细的，匀称的。她站在那里，望着镜子里的那个人，觉得有些陌生。那不是平时穿灰布旗袍、头发用发夹别紧的陈醒。那是——她也说不清楚。像一个藏了很久的人，忽然从壳里探出头来，怯生生的，又有些期待。
“好了没有？”沈嘉敏在外头催。
她推开门，走出去。
沈嘉敏坐在沙发上，手里端着杯茶，看见她出来，茶杯停在半空中，眼睛瞪得圆圆的。
“阿醒——”她放下茶杯，站起来，围着她转了一圈，“侬——侬哪能这么好看？”
陈醒被她看得有些不自在，低下头，拉了拉裙摆：“是裙子好看。”陈醒知道，自己只是清秀而已。
“裙子好看，人也好看。”沈嘉敏站在她面前，歪着头望着她，眼睛亮亮的，嘴角慢慢翘起来，露出那种她最熟悉的、小狐狸一样的笑。
“阿醒，”她凑过来，压低声音，“侬老实讲，是不是有人约侬？”
陈醒没吭声。
“是哪个？”沈嘉敏的眼睛更亮了，“是不是那个周默生？总务科副科长？大哥讲他在追侬的那个？”
陈醒还是没吭声。
沈嘉敏笑了，笑得很响，笑得老师傅都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她拉着陈醒的手，摇了摇：“我们家阿醒，遇上桃花啦。”
“瞎讲啥。”陈醒抽回手，转过身，对着镜子照了照，“就是普通同事，请我参加个舞会。”
“普通同事？”沈嘉敏跟过来，站在她旁边，望着镜子里头的两个人，“普通同事会请侬去舞会？普通同事会专门借了车请侬吃饭？阿醒，侬别当我三岁小孩。”
陈醒没接话。她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又望了望旁边的沈嘉敏。两个人站在一起，一个淡紫，一个香槟，像两朵开在不同季节的花。沈嘉敏比她高半个头，比她白，比她爱笑。可她也有她的好。她安静，她沉得住气，她——她不知道这算不算好。在这个年头，在这个地方，安静也许是最好的保护色。
“就这件吧。”她对老师傅说。
老师傅点点头，取了纸笔，量了尺寸，说要改改腰身，三天后来取。
从裁缝铺出来，天已经暗了。霞飞路上的霓虹灯一盏一盏亮起来，红的绿的蓝的黄的，照得人眼花。沈嘉敏挽着陈醒的胳膊，两个人慢慢走着。
“阿醒，”沈嘉敏忽然开口，“侬是不是喜欢他？”
陈醒的脚步顿了一下。
“啥人？”她问。
“周默生啊。”沈嘉敏侧过头，望着她，“侬别装了。我认识侬这么多年，侬什么时候为了一件裙子，专门跑出来找人参谋？侬什么时候为了一个舞会，这么上心过？”
陈醒没说话。她望着前方那些来来往往的人，那些黄的包车、黑色的轿车、叮叮当当的电车。霓虹灯的光照在她脸上，一明一暗的，像她此刻的心。
“我不晓得。”她说。
这是实话。她真的不晓得。她分不清那些感觉——是感激？是好奇？是同病相怜？还是别的什么？她只知道，他在她心里头，跟别人不一样。可不一样，不代表喜欢。喜欢，也不代表可以。
沈嘉敏望着她，望了好几秒。然后她笑了，拍了拍她的手背。
“不晓得就不要想。想多了，脑壳疼。”她顿了顿，“反正——侬自家当心。那个人，大哥讲他底细不清。侬别傻乎乎地一头栽进去。”
陈醒点点头：“我晓得。”
两个人走到路口，沈嘉敏叫了辆黄包车，上车之前，回过头，朝她挥了挥手：“裙子取了我陪侬去！别一个人偷穿！”
陈醒笑了，朝她挥挥手。
黄包车走了，消失在夜色里。她站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她转过身，往仁安里的方向走。
夜风吹过来，凉丝丝的，吹得她身上起了层栗。她把外套裹紧了些，加快脚步。
十月中旬，舞会的日子到了。
那天下了班，陈醒没有回家。她带着裙子，去了沈嘉敏那里。沈嘉敏在法租界有间公寓，不大，可收拾得干干净净。梳妆台上摆着各式各样的瓶瓶罐罐，香水、粉盒、口红，排成一排，像士兵。
沈嘉敏让她坐在梳妆台前，替她化妆。扑粉、画眉、涂口红——她的手很轻，很稳，像在画一幅画。陈醒闭着眼睛，闻着那些香喷喷的味道，心里头像有一根弦，绷得紧紧的。
“好了。”沈嘉敏说。
陈醒睁开眼睛，望着镜子里的自己。眉毛画得弯弯的，嘴唇涂得红红的，脸颊上扑了淡淡的胭脂。她有些不认得自己了。这不是陈醒，这是——另一个人。一个她从来没见过的人。
沈嘉敏站在她身后，望着镜子里的她，笑了。
“阿醒，侬今天真好看。”她说，声音轻轻的，不像平时那样嘻嘻哈哈。
陈醒站起来，换上那件香槟色的洋裙。沈嘉敏替她拉上侧面的拉链，又替她把头发盘起来，用几枚发夹别住，露出耳朵上那对小小的银耳环——姆妈留给她的，银的，不值钱，可戴了很多年了。
“好了。”沈嘉敏退后两步，望着她，眼睛亮亮的，“去吧。别让人家等。”
陈醒深吸一口气，拎起那只小小的手包——也是沈嘉敏借给她的，银色缎面的，上头镶着几颗假钻，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她走到门口，回过头。
“嘉敏，多谢。”
沈嘉敏笑了笑，朝她挥挥手：“去去去，别婆婆妈妈的。回来请我吃饭！”
陈醒笑了，推开门，走出去。
门口，那辆黑色的轿车已经停在那里了。
周默生靠在车门上，手里夹着根烟，正往嘴边送。他今朝穿了件黑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衫，银灰色的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路灯的光照在他身上，把那副金丝眼镜照得反光，看不清眼睛，只能看见嘴角勾着，似笑非笑的。
看见她出来，他把烟掐灭，塞进口袋里，站直了身子。
她朝他走过去。高跟鞋踩在水门汀地上，笃，笃，笃，不紧不慢。她走得稳，可她知道，她的心在跳。咚咚咚，像有人在胸口擂鼓。
走到他面前，她停下来，抬起头，望着他。
他低着头，望着她。那双眼睛，在路灯下头，亮亮的，像两颗星星。可那亮底下头，有什么东西，软了，暖了，像冬天的太阳照在冰面上。他的目光从她脸上慢慢滑下去，滑过那件香槟色的裙子，滑过那一截露在外头的小腿，最后回到她脸上。
“侬——”他开口，声音有些沙，又停住了。
“哪能？”她问。
他笑了。那笑，跟平时不一样。不是痞痞的，不是吊儿郎当的，是一种——她也说不清楚。像一个人在沙漠里走了很久，忽然看见一片绿洲，不敢信，可那水就在那里，清清的，亮亮的。
“好看。”他说。就两个字，可那两个字里头，有什么东西，沉甸甸的。
他转身，拉开后座车门。她上了车，他关上门，走到另一边，坐进来。两个人并排坐着，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司机发动车子，沿着霞飞路往西开。
车里很安静，只有发动机低低的嗡嗡声。陈醒望着窗外那些倒退的梧桐树、店铺、行人，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地、慢慢地涨起来。
她不知道今晚会发生什么。她只知道，她穿着香槟色的裙子，坐在他旁边，朝那个她不该去的地方去。可她不怕。不是勇敢，是——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在旁边。也许是因为，她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他会挡在她前头。
车子在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门口停下来。
那是一幢灰扑扑的西式洋房，三层楼，铁门紧闭，门口站着两个穿黑色制服的警卫，腰间别着枪。院子里停着好几辆黑色轿车，车灯亮着，照出那些匆匆忙忙的人影。
周默生先下车，替她拉开车门。她把手递给他，他握住了。他的手，暖的，干的，稳当当的。她下了车，他松开手，站在她旁边，微微侧身，挡在她和那扇铁门之间。
“跟着我。”他说，声音很低，只有她听得见。
她点点头。
两个人走进大门。穿过院子，上了台阶，推开那扇厚重的木门。门里头，是一个大厅，大得让人意外。水晶吊灯从天花板垂下来，亮晶晶的，像一串串冰凌。墙壁上挂着油画，画的是欧洲的风景，山水、城堡、田野。地板是拼花木板的，擦得锃亮，能照见人影。
大厅里已经有不少人了。男人们穿着西装或长衫，女人们穿着旗袍或洋裙，三五成群地站着聊天。侍者端着托盘在人群里穿行，托盘上是香槟杯、果汁杯、各色点心。空气里飘着香水味、雪茄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她也说不清，像铁锈，像血，像什么东西被压在地毯底下，腐烂了。
周默生带着她往里走。有人跟他打招呼，他点点头，笑笑，不停留。有人望着她，目光在她身上停了一下，又移开了。她低着头，跟在他身后，像个影子。
走到大厅中央，他停下来。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走过来，矮矮的，瘦瘦的，脸白白的，尖尖的，眼睛细长，嘴角往下耷拉着。陈醒认得他——李士群。七十六号的头子。她在报纸上见过他的照片，可照片跟真人不一样。照片是死的，真人是活的。那双眼睛，像蛇，阴冷阴冷的，看你一眼，像被什么东西舔了一下。
“周先生，”李士群笑着伸出手，“欢迎欢迎。这位是——”
“我的同事，陈小姐。”周默生握了握他的手，侧身让出陈醒。
李士群的目光落在她身上，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像一把软尺，在量什么。陈醒站在那里，脸上挂着浅浅的笑，手心全是汗。
“陈小姐，”李士群笑了，露出一口黄牙，“周先生的同事，都是美人。”
“李先生过奖了。”陈醒的声音，平平的，像一潭水。
李士群又看了她一眼，笑了笑，转身跟别人说话去了。
周默生带着她继续走。走过一群人，又走过一群人。她听见那些零碎的谈话——什么“共荣圈”，什么“大东亚战争”，什么“圣战”——这些词，在报纸上见过，在广播里听过，可从这个大厅里、从这些人口里说出来，感觉不一样。像一把刀，磨得亮亮的，可你知道，那刀是用来砍人的。
她看见丁默邨了。那个从前在军统、后来投了东洋人的特工头子。他比照片上胖些，脸圆圆的，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可他站在那儿，周围的人都不敢靠近。他笑着，可那笑不到眼睛。眼睛是冷的，像冬天的河水，底下头是冰。
她还看见影佐祯昭了。那个东洋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中国通，李士群的靠山。他穿着西装，没穿军装，可那股味儿，隔着三丈远都能闻见。他站在那里，端着杯酒，跟几个中国人说话，说的是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带着点江浙口音。他笑着，点着头，可那双眼睛，是东洋人的眼睛——窄窄的，深深的，像两口井，看不见底。
陈醒跟在他身后，走着，看着，听着。
周默生跟几个人聊了几句，她站在旁边，微笑着，像一朵安静的、香槟色的花。有人问她，在哪高就？她答，大通船运，会计。有人夸她，陈小姐真漂亮。她笑笑，说，谢谢。有人打量她，目光在她身上溜来溜去，像在看一件东西。她忍着，不动声色。
她知道，她在这里，不是她自己。她是周默生的“同事”，是大通船运的“会计”，是今晚舞会上一道不起眼的风景。没有人会记得她，没有人会在意她。这就好。
站了大约一个钟头，她觉得脚有些酸了。高跟鞋，她穿不惯。她对周默生说：“我去下洗手间。”
他点点头，指了指走廊尽头：“那边。”
她穿过人群，走进走廊。走廊很长，灯光昏暗，两边是一扇一扇的门，门关着，什么都看不见。她的脚步声，笃，笃，笃，在地板上响着，像心跳。
走到拐角处，一个服务生端着一托盘香槟，从对面走过来。他穿着白色的制服，头发梳得光光的，低着头，走得很快。两个人擦肩而过的时候，她的胳膊碰了一下他的托盘，杯子晃了晃，他赶紧稳住。
“对勿起。”他说，声音很低，看都没看她一眼，继续往前走。
陈醒站在原地，望着他的背影。
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不是因为他撞了她。是因为——她感觉到了。在他跟她擦肩而过的那个瞬间，她的手臂碰到了他的腰侧。那里，硬硬的，鼓鼓的，藏在他的白制服底下头。
是枪。
她不会认错。那种硬硬的、沉甸甸的感觉，那是一把枪，别在腰间的，用皮带固定的。
一个服务生，为什么要带枪？
她站在那里，脑子里头像有一台机器，在飞快地转。服务生，带枪，七十六号，舞会——这些词，拼在一起，像一幅她看不懂的画。可她知道，那画底下头，藏着什么。藏着危险，藏着杀机，藏着——她不敢想。
她没有回头。只是加快了脚步，朝洗手间的方向走。
洗手间的门是木头的，漆成白色，把手是铜的，擦得锃亮。她推开门，走进去，把门关上，反锁。
洗手间很大，铺着黑白相间的地砖，洗手台是大理石的，镜子擦得干干净净，照出她此刻的脸——还是那张脸，眉毛弯弯的，嘴唇红红的，可那眼睛里头，有什么东西，变了。不是害怕，是警觉。像一只猫，忽然竖起了耳朵。
她走到洗手台前，拧开水龙头，冷水哗哗地冲下来。她把手伸过去，让水冲着手背，凉丝丝的。她低着头，望着那些水，望着自己的手，心里头像有一根弦，绷得紧紧的。
那个人是谁？他要做什么？今晚的舞会，会不会出事体？
她抬起头，望着镜子里的自己。
那张脸，还是那张脸。可那眼睛里头，有什么东西，定了。像一个人在风浪里站了很久，终于站住了。
她深吸一口气，关上水龙头，从手包里拿出手帕，擦了擦手。
她走到门口，把门开了一条缝，往外头看了看。
走廊里空荡荡的，没人。那个服务生，已经不见了。
她推开门，走出去。脚步不快不慢，笃，笃，笃，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她沿着走廊往回走，走过那些紧闭的门，走过那些昏暗的灯光，走回大厅。
大厅里，还是那个样子。水晶吊灯亮着，人群散着，音乐响着。周默生站在原来的地方，手里端着杯酒，正跟一个穿长衫的老先生说话。看见她回来，他的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下。
那一眼，很短，很淡。可她看见了——那眼睛里头，有什么东西，在问：哪能了？
她走过去，站在他旁边，什么都没说。
她的心，还在跳。可她晓得，今晚，也许不会太平。
她抬起头，望着那些水晶吊灯，亮晶晶的，像一串串冰凌。冰凌底下头，是那些穿西装、穿长衫、穿旗袍的人。他们笑着，说着，喝着，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可她知道，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
而她，是那个看见了的人。
窗外，夜色如墨。
极司菲尔路的路灯，孤零零地亮着，像一只快要灭了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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