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二日。
那天下着小雨。
陈醒下班回来，浑身湿漉漉的。她刚推开灶披间的门，还没来得及换衣裳，就听见外头有人在叫：
“陈小姐！陈小姐！”
是弄堂口烟纸店的学徒阿毛。
陈醒探出头去。阿毛站在雨里，手里攥着个油纸包，朝她挥手：
“有人托我送来的！讲是急事体！”
陈醒心里一紧。她接过油纸包，拆开一看，里头是一张对折的纸条。
上头只有三个字：
“老地方。”
是胡为兴的笔迹。
她把纸条揉成一团，塞进灶膛里，看着它烧成灰烬。
然后她转身对李秀珍说：
“姆妈，我出去一趟。有点事体。”
李秀珍望着她，没问啥，只点点头：
“自家当心。带把伞。”
陈醒应了一声，抓起门后的油纸伞，走进雨里。
兆丰公园。
雨天的公园，比往日冷清多了。那些常来晒太阳的老人、带孩子的姆妈、谈情说爱的年轻人，都不见了。只有湿漉漉的梧桐树，和树下湿漉漉的长椅。
第三张长椅。
胡为兴已经等在那里了。
他没打伞，就那么坐在雨里，雨水顺着帽檐往下淌，整个人像一尊泥塑。看见陈醒走来，他动了动，往旁边挪了挪，给她让出个位置。
陈醒坐下，把伞撑开，遮住两个人。
“出事了。”
胡为兴开口。声音沙哑，像一夜没睡。
陈醒没说话，等着。
“组织里可能出了叛徒。”胡为兴说，眼睛望着前方空荡荡的草坪，“一个交通员被抓了。”
陈醒心里头猛地一震。
“啥人抓的？日本宪兵队？”
胡为兴摇摇头。
“日本海军陆战队。”
陈醒愣住了。
海军陆战队？
她飞快地回想前世看过的电视剧。1938年的上海，日本的特务机关主要有几家：宪兵队、特务部、领事馆警察署。海军陆战队——那是正经的部队，搞的是军事行动，一般不插手情报工作。
“在啥地方抓的？”她问。
胡为兴沉默了两秒。
“日租界。”
陈醒倒吸一口凉气。
日租界。
那地方，在虹口，在苏州河以北。从1932年一二八之后，就是日本人的地盘。中国人进去，十有八九出不来。
“我们的同志，去日租界做啥？”她问。
胡为兴望着雨幕，慢慢讲起来。
那是1932年的事情了。
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组织上做了一次重大的战略调整。那时候日本人还没占上海，可谁都看得出来，这一天迟早会来。为了应对未来的变局，组织决定在上海建立一套能够长期潜伏的地下网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在日租界安插人手。
为什么是日租界？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日本人再精明，也想不到中国人敢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搞电台。
那几年，那个点在日租界一直很安静。发报员是个三十来岁的女同志，大家叫她“阿晴”。她以开小杂货铺为掩护，白天卖香烟肥皂，夜里发报。交通员是个四十来岁的老手，姓罗，大家都叫他“老罗”。他每隔半个月去一趟，取情报，送电池，检查设备。
七年了，没出过一次事体。
直到昨天。
“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胡为兴说，“必须尽快传回老家。本来可以用别的渠道，可那条渠道临时断了，等不得。只能启用日租界的电台。”
陈醒听着，心里头那股不祥的预感越来越重。
“消息是啥内容？”
胡为兴没回答。
他只是望着雨幕，继续说下去：
“阿晴昨天下半夜发的报。发到一半，外头突然有动静。她从窗口望出去，看见几条黑影正在靠近铺子。”
陈醒的心揪紧了。
“她哪能办？”
胡为兴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她把最后几个字发完，然后把密码本塞进灶膛，划了火柴。等日本人冲进来的时候，密码本已经烧成灰了。”
陈醒闭上眼睛。
她想象那个场景。深夜。雨。黑影逼近。一个女人，站在发报机前，手指在电键上跳动。一下，一下，一下。她知道时间不多了。她知道门外的人随时会冲进来。可她没有停。
她把消息发完了。
然后她点燃了密码本。
“她……”
陈醒睁开眼，望着胡为兴。
胡为兴没看她。
“她牺牲了。”他说，“日本人没抓到活口，气疯了，当场……”
他没说下去。
陈醒也没问。
雨还在下。淅淅沥沥的，打在梧桐叶上，打在伞面上，打在她心上。
“老罗呢？”她问。
胡为兴说：“老罗是今天凌晨去取情报的。他不知道阿晴已经出事了。他按约定时间，去了那个铺子。”
陈醒的心又揪紧了。
“他……？”
“被抓了。”胡为兴说，“活口。”
活口。
这两个字，像两块石头，压在陈醒胸口。
她晓得这意味着什么。老罗知道多少？他知道哪些联络点？他知道哪些人的名字？他知道——
她不敢往下想。
“那发报点，”她忽然问，“隐蔽得好伐？”
胡为兴点点头。
“七年了，从来没出过事体。”
陈醒沉默了几秒。
“老罗是老手伐？”
“老手。十年地下工作经验。”
陈醒抬起头，望着胡为兴。
那双藏在金丝眼镜后的眼睛，此刻深得像黄浦江。
“那就不对了。”她说，“一个用了七年的发报点，一个干了十年的老手，怎么会同时出事体？”
胡为兴望着她。
“你讲。”
陈醒一字一顿：
“有人透露消息。”
雨声忽然变大了。
哗哗哗的，打在伞面上，像千万只鼓槌在敲。
胡为兴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开口，声音比方才更沙哑：
“那条紧急消息，也可能有问题。”
陈醒心里头一凛。
“你是讲——”
胡为兴点点头。
“太巧了。消息要发，发报点就暴露了。老罗去取情报，就被抓了。这不像偶然，像——圈套。”
陈醒坐在那里，雨水顺着伞沿滴下来，打在她的鞋面上，她都没发觉。
圈套。
如果那条紧急消息本身就是诱饵——如果它就是为了引阿晴发报、引老罗上钩——那设计这个圈套的人，会是谁？
只能是内部的人。知道那条消息的人。知道阿晴和老罗的人。知道那个发报点的人。
她抬起头，望着胡为兴。胡为兴也在望着她。两个人谁都没说话。
雨哗哗地下着，像要把整个世界都冲走。
过了好久，胡为兴才开口：
“陈醒，现在的情况，很复杂。老罗被抓了，他能扛多久，不晓得。阿晴牺牲了，可她烧了密码本，日本人拿不到我们的密码。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他顿了顿。
“可老罗知道的事体太多了。他如果扛不住——”
陈醒打断他：
“组织打算哪能办？”
胡为兴望着她。
那双眼睛，此刻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东西。是疲惫，是担忧，是某种说不清的、沉甸甸的东西。
“不惜任何代价，”他一字一顿，“营救老罗。”
陈醒愣住了。
营救。
在日租界。在日本海军陆战队手里。营救一个被捕的交通员。
“这……”
“很难。”胡为兴说，“可必须做。老罗知道的事体太多。他如果开口，损失的就不只是一个发报点，一条交通线。”
陈醒沉默。
她晓得。她当然晓得。
一个被捕的地下工作者，如果扛不住，开口了，那会是什么后果——那些名字，那些地址，那些接头暗号，那些日日夜夜建立起来的网络，会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需要我做啥？”她问。
胡为兴望着她。
“杨树浦路03号仓库。”
陈醒心里头一跳。
那个仓库。她用来藏东西的仓库。王阿伯守着的仓库。
“老罗救出来之后，需要地方藏一段时间。”胡为兴说，“不能太远，不能太近，不能引人注目，要安全，要有水有粮，能藏人。”
陈醒点点头。
“我马上安排。”
胡为兴望着她。
“陈醒，这桩事体，风险很大。你那边如果被人盯上——”
陈醒打断他：
“我晓得。”
她站起来，把伞收好，递给胡为兴。
“伞你用。我淋回去。”
胡为兴没接。
他只是望着她。
“自家当心。”
陈醒点点头，转身走进雨里。
雨水打在脸上，凉丝丝的。她走得很快，没有回头。
走出公园大门时，她忽然停下来，回头望了一眼。
那张长椅，在雨里孤零零地立着。胡为兴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泥塑。
雨雾蒙蒙的，他的身影越来越模糊。
陈醒转过身，走进灰蒙蒙的雨幕里。
那天夜里。
陈醒躺在床上，睁着眼，望着天花板。隔壁赵爷爷的咳嗽声，今晚格外轻，大概是睡着了。
她想起胡为兴讲的那些话。
阿晴。发报到一半，发现黑影靠近。她没有逃，没有慌。她把最后几个字发完，然后点燃密码本。等日本人冲进来的时候，她面前只剩一堆灰烬。
她是什么人？她叫什么名字？她长得什么样子？
陈醒不知道。
她只知道，那是一个女人。一个和她做着同样事体的女人。一个在最后时刻，做出了正确选择的女人。
老罗呢？他现在在哪里？在受什么样的罪？他能扛多久？
她不敢想。
窗外，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
月光从云缝里透出来，淡淡地洒在窗台上。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往上拉了拉。
明天，要去一趟杨树浦路。
仓库要清理，要准备铺盖、粮食、水。王阿伯那边要嘱咐好。不能问，不能说，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她闭上眼睛。
心里头，那句话一直在转：
不惜任何代价。
第二日一早，陈醒请了半天假。
她先去了一趟南货店，买了两袋米、一袋面粉、一捆干菜、几斤咸肉。又去药房买了些常用的药：阿司匹林、红药水、纱布、棉花。
东西买齐了，她叫了辆黄包车，往杨树浦路去。
车夫一听那个地名，皱了皱眉。
“小姐，那边偏得很，快出租界了。去那边做啥？”
陈醒笑笑。
“看个亲戚。”
车夫没再多问，拉起车就走。
车子越往东走，街上的景象越荒凉。
过了外白渡桥，往东，再往东，两旁的房子渐渐矮了，旧了，破败了。那些老式厂房、仓库、堆栈，一间接一间，门窗紧闭，有的玻璃碎了，用木板钉着。
路也不好走了，坑坑洼洼的，积着昨夜的雨水。车夫小心地绕来绕去，嘴里嘀咕着。
半个多钟头后，车子在03号仓库门口停下。
陈醒付了车钱，让车夫等着，自己提着东西往里走。
王阿伯正在门房里打盹，听见动静，探出头来。
看见是陈醒，他眼睛一亮，赶紧迎出来。
“陈小姐！侬来了！”
陈醒点点头，把东西递给他。
“阿伯，这些东西侬收好。米、面、干菜、咸肉，还有药。”
王阿伯接过来，愣了愣。
“陈小姐，这——”
陈醒压低声音：
“阿伯，过几日，可能会有人来。住几天就走。侬只管开门，莫问。吃的用的，侬帮忙照应。”
王阿伯望着她，那双浑浊的老眼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涌上来。
他点点头。
“陈小姐放心。阿拉晓得的。”
陈醒拍拍他的肩，转身往外走。
走了几步，她忽然停下来，回头望了一眼那幢红砖仓库。
灰蒙蒙的天底下，它孤零零地立着，像一头沉睡的兽。
她转过身，上了黄包车。
“仁安里。”
车子慢慢走远了。
身后，那幢仓库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灰蒙蒙的晨雾里。
胡为兴像一滴水，蒸发了。
陈醒晓得这是规矩。老罗被捕，日租界发报点暴露，阿晴牺牲——组织遭遇的是一连串的、环环相扣的重创。这种辰光，所有能动的关系都得静下来，所有能断的线都得断干净。她不是新人了，她懂。
可懂归懂，心里头总归有点空落落的。
那个墙缝，她去看过两回。头一回是十月二十五号，武汉沦陷的消息传来的第二日。她绕了半个钟头的路，走到那条僻静的小弄堂里，四下无人，伸手进去摸了摸——空的。只有手指触到砖缝里潮湿的青苔，凉丝丝的，像摸着一块冰。
第二回是十月二十八号。天落着小雨，她撑了把油纸伞，又去了。还是空的。
她不去了。
胡为兴讲过：死信箱用过之后，就当没这回事。想多了，脸上会带出来；脸上带出来，就会被人看出来。她现在要做的，就是照常上班，照常做账，照常听王姐絮絮叨叨讲菜市里的行情，照常见周世昌端着茶杯从她桌边走过，笑眯眯地问一句“陈小姐辛苦了”。
周世昌。这个人，最近有点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