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解成算是看透了这些人，和王主任都是一个样。
不管到什么时候想的都是自己的官帽子，想的是如何把事情压下去，至于你委不委屈根本不重要。（禁止联想）
“商量什么？”
他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压迫感。
“商量怎么把这事儿压下去？商量怎么让我们闭嘴？周主任，李主任，赵主任，十年了，何雨水等了十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你们知道吗？
何大清每个月寄来的钱，少说也有十块八块，十年下来，就是一千多块。这一千多块，够他们兄妹吃多少顿饱饭？穿多少件新衣服？
可他们呢？吃着窝头咸菜，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裳，冬天冻得手脚生疮，夏天热得满身痱子。你们坐在办公室里，喝着茶，看着报，每个月按时拿工资，想过他们的日子吗？”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三人惨白的脸，继续说道。
“现在真相大白了，你们不想着怎么解决问题，怎么弥补过错，就想着怎么捂盖子，怎么保自己的乌纱帽。你们对得起身上这身衣服吗？对得起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吗？
我告诉你们，今天这事儿，没得商量。必须上报，必须查清楚，该谁的责任，谁就承担。想私了？门都没有。”
一连串的质问，让几个主任尴尬无比。
周主任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李主任和赵主任低着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闫解成的话，句句戳在他们的痛处，让他们无地自容。
可事到如今，他们还能怎么办？
压又压不住，劝又劝不动，眼前这个小伙子，根本拿捏不了，油盐不进。周主任心里一阵绝望，他知道，今天这关，是过不去了。
他知道，这事儿已经彻底失控了，必须上报，否则后果更严重。
他咬了咬牙，对闫解成说道：
“闫同志，您稍等一下，我给上级领导打个电话，汇报一下情况。”
闫解成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拉着何雨水重新坐了下来。
周主任走到办公桌旁，拿起电话，手都有些发抖。
他深吸了好几口气，才勉强镇定下来，拨通了上级分局的电话。
电话接通后，他简单地把事情说了一遍，重点强调了十年截留信件和汇款以及当事人态度强硬，要求公安介入。
他不敢隐瞒，也不敢添油加醋，只能如实汇报。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传来一个严肃的声音。
“我马上过来。”
挂掉电话，周主任长长地松了口气，但心里却难受了。他知道，上级领导一来，这事儿就彻底没有转圜的余地了。
不到二十分钟，一个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匆匆赶到了邮局。
他姓郑，是分局的副局长，分管邮政业务。
朱局长一进门，就感受到了办公室里凝重的气氛。他扫了一眼在场的几个人，最后目光落在闫解成和何雨水身上。
“哪位是闫解成同志？”
他问道。
“我是。”
闫解成站起身，不卑不亢。
朱局长点了点头，又看向何雨水。
“这位就是何雨水同志吧？”
何雨水有些紧张地点了点头。
“事情我都听周主任说了，”
朱局长在椅子上坐下，示意大家都坐。
“但我还想听你们亲口说一遍，到底是怎么回事。”
闫解成便把事情从头到尾又说了一遍，从何大清十年前去保定开始，到每个月寄信汇款，再到何雨水十年未收到，最后到今天来邮局取信发现真相。
他说得条理清晰。
说到何雨水这十年的艰难生活时，眼中的怒火却越来越盛。
至于何雨柱？那是谁？自己不认识。
何雨水在一旁听着，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她拿出怀里的信和汇款单，小心翼翼地递给朱局长，仿佛那是稀世珍宝。
朱局长接过，仔细看了看。
信是普通的牛皮纸信封，，上面用钢笔写着何雨水收，字迹有力。
汇款单是邮局的标准格式，下面盖着保定额邮局的戳。
十年啊。
朱局长扪心自问，如果是自己被这样对待，会不会冷静呢？
想了想，他苦笑不已，估计自己比何雨水更愤怒吧。
他放下信件和汇款单，深吸了一口气，看向周主任。
“周主任，这些信就算了，汇款单你们邮局应该有存档吧？查一下，从1952年到现在，何大清从保定寄来的所有记录。”
周主任连忙点头。
“有有有，我这就去查。”
说完，他赶紧起身，小跑着去了后面的档案室。李主任和赵主任也想跟去，被朱局长叫住了。
“你们俩留在这儿，我还有话问你们。”
两人只好忐忑不安地坐下。
朱局长又看向老张。
“老张同志，你把送信的经过，详细说一遍，不要漏掉任何细节。”
老张早就吓得魂不附体，这会儿见局长亲自问话，更是紧张得话都说不利索。
他结结巴巴地把十年间每次送信的情景说了一遍，说到易中海如何笑脸相迎，如何以孩子小，代转交为由接过信件和汇款单，自己如何轻信了他。
说到最后，他扑通一声跪了下来，老泪纵横。
“朱局长，我错了，我糊涂啊。我光想着图省事，觉得易中海是管事大爷，信得过，就把信和钱都交给他了。我真没想到他会昧下这些钱，更没想到何雨水这孩子十年都没收到啊。
我要知道，打死我也不敢啊。朱局长，您处分我吧，开除我，我都认，只求您别让我坐牢，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要养活啊。”
朱局长看着跪在地上的老张，心里五味杂陈。
老张有错，错在失职，错在轻信，但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易中海，也必须是易中海，老张是邮局的人，自己就是再看不过他，也得保他，否则以后队伍不好带了。
他摆了摆手，示意老张起来。
“你先起来，具体怎么处理，等调查清楚再说。”
老张哆哆嗦嗦地站起来，抹着眼泪站到一边，不敢再说话。
这时，周主任抱着一摞厚厚的登记簿回来了。
他喘着气。
“朱局长，查到了，从1952年3月开始，何大清每个月都从保定寄信和汇款过来，一直到上个月，总共一百二十次，一次都没落下。这是登记簿，您看。”
朱局长接过登记簿，一页一页地翻看。
果然，每一页都有何大清寄信的记录，时间，金额，收件人，清清楚楚。他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
至于说九年和十年，有区别吗？都这个时候了，还在乎那么一年两年有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