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福民，别跑了。我是省公安厅的。”老赵蹲下来，把他的手从背后按住，但没有上铐，“有人让我跟你说，别跑了，回去自首，还有出路。”
戚福民趴在地上，脸贴着冰冷的沥青路面，大口大口地喘气。
他的身体在发抖，像筛糠一样，不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跑得太急。
过了好一会儿，他抬起头，看着老赵，眼睛里满是血丝和泪水。
“谁……谁让你来的？”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几乎听不清。
“胡书记。”
戚福民愣了一下，然后闭上眼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那口气叹得又长又重，像是在叹自己这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又像是在叹自己这一辈子的糊涂和悔恨。
老赵把他从地上扶起来，帮他捡起眼镜和鸭舌帽。
戚福民接过眼镜，手抖得厉害，戴了好几次才戴上去。镜片裂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但他也没摘下来。
“走吧，戚主任。车在前面等着。”
戚福民没有说话，拖着行李箱，跟在老赵后面，一步一步地往停车的地方走。
他的脚步很沉重，像是每一步都踩在棉花上。
走了几步，他忽然停下来，转过身，看着公路延伸的方向。
那个方向，再往南走几十公里，就是边境。过了边境，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他看了几秒，又转回去，继续走。
老赵把戚福民安排在一家小旅馆里，没有连夜赶路。
老头子身体太差了，跑了两天，几乎没吃过一顿正经饭，再折腾下去怕出问题。
他在旅馆对面的一家小饭馆里买了一碗热面条，端到戚福民的房间里。
戚福民坐在床边，接过面条，手抖得厉害，筷子夹不住面条。
老赵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塑料勺子递给他。他用勺子舀着吃，吃得很快，像是怕有人跟他抢。
一碗面条几分钟就吃完了，连汤都没剩。
“还要吗？”老赵问。
戚福民摇了摇头，放下碗，低着头，双手放在膝盖上，一言不发。
老赵给他倒了一杯水，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坐在对面的椅子上，点了一根烟，慢慢抽。
房间里很安静，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响。
“老赵，”戚福民忽然开口，声音还是很沙哑，但比刚才平稳了一些，“胡步云……他让你带什么话？”
老赵弹了弹烟灰，想了想，说：“胡书记说，让您回去自首。去京都，向中纪委自首。把您做过的所有事，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别隐瞒，别狡辩，别推卸责任。该认的认，该退的退。”
戚福民沉默了一会儿，又问：“苏智伟呢？我儿子……他会怎么样？”
“胡书记没说。不过我想，只要你配合调查，主动交代问题，胡书记不会追查到底，他在国外就是安全的。”
戚福民又沉默了。
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裂了的那片镜片，擦了很久，像是要把那道裂缝擦掉。
但裂缝就是裂缝，擦不掉的。
那天晚上，戚福民在那家小旅馆里睡了一觉。
老赵和他的同事轮流在门口守着，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一早，老赵带着戚福民出发回浩南。
车子上了高速，戚福民坐在后座，一言不发，眼睛盯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和村庄。
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涣散，像是在看什么很远的地方。
开了一个多小时，他忽然说了一句：“老赵，你在边防干了多少年？”
老赵愣了一下，“十来年吧。”
“那你应该知道，从普洱那边出境，有多少条路吧？”
老赵透过后视镜看了他一眼，“知道。多得很。有些路连地图上都找不到，只有当地人知道。”
“我找的那个向导，跟我说有一条小路，从勐康口岸东边二十公里的地方穿过去，走四十分钟就能到老挝。他说那条路很隐蔽，没有人查。”
老赵没接话。
戚福民又说：“我本来想走那条路的。那个向导在普洱等我，说好了昨天下午在汽车站碰头。我给他打了电话，他说他到了。我到了汽车站，没去找他。我不敢。”
“为什么不敢？”
戚福民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我怕他把我卖给索吞。索吞那个人，你们知道吧？金三角那边的地方武装头目，手底下百来号人。我当年跟他在曼谷吃过饭，称兄道弟的。但我后来没怎么联系他，谁知道他现在还认不认我这个‘兄弟’。万一他把我绑了，向国内要赎金，我这把老骨头就交代在那里了。”
戚福民这时候还在有这种担忧，老赵只觉得好笑。
就听戚福民深深叹了一口气，“我跑错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