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天泉的调查组在建安待了将近两周，越查越深，越查阻力越大。
首先是建安本地干部的不配合。
有些部门的负责人面对调查组的询问，要么支支吾吾说不清楚，要么一口咬定“记不清了”，还有的直接称病不出，电话不接、短信不回。
蒋武林让人去查一个关键证据，结果发现那家公司的财务资料“意外丢失”，负责保管资料的人说是“搬家的时候弄混了”。
这些借口拙劣得可笑，但就是让你拿他没办法。
其次是来自省里的压力。
田天泉陆续接到了几个电话，有省直部门的老同事，有已经退居二线的老领导，还有在京都任职的老朋友。
打电话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关心”建安的事故调查，有的说“差不多就行了，别搞太大”，有的说“建安是北川的窗口，搞得太难看对谁都不好”，有的更直接，说“老田，你也是快退的人了，别给自己找麻烦”。
田天泉把这些电话的内容一一记了下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
最让他头疼的是来自京都的压力。
有一天晚上，他正在建安市委招待所的房间里看材料，手机响了，是一个他万万没想到的人，他以前在京都党校学习时的同学，现在在京都某部委任职，级别比他高，但平时联系不多。
对方在电话里笑呵呵的，先聊了几句近况，然后话锋一转：“老田，听说你在北川搞的那个大桥事故调查，动静不小啊。你们那边是不是查得太细了？有些事情，差不多就行了，搞太深了对谁都不好。”
田天泉握着手机的手微微收紧，但语气依然平稳：“我们只是按程序办事，事故死了三十多个人，不查清楚没法向老百姓交代。”
对方沉默了两秒，然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交代是要交代的，但有些事情，交代到一定程度就行了。你是个聪明人，不用我说太明白。”
挂了电话，田天泉在房间里坐了很久。
他拿起桌上的材料，一页一页地翻，脑子里却在想着另一件事。
胡步云让他放开手脚查，可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来，说明背后有人不希望他继续往下查。
那些人到底在怕什么？怕查出来的东西，比他已经看到的还要严重。
他拿起手机，犹豫了一下，还是拨通了胡步云的号码。
“书记，这边遇到了一些阻力。”他没有绕弯子，把这几天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说了。
胡步云听完，沉默了一会儿，问道：“路白羽给你打电话了没有？”
田天泉实话实说：“那倒没有。”
胡步云沉吟着道：“他还算识相，如果他给你打电话了，或者托你对某些人轻拿轻放，你第一时间告诉我。那么魏明生有没有找你说情？”
“没有，我到建安之后，和市委接洽，他出面和我们谈了一些他了解到的问题，然后就没主动露面过。”
“很好，如果发现他有问题，先不要声张，第一时间告诉我。”
田天泉答应下来。“放心，我心中有数。”
接着，胡步云说了一句让田天泉心头一震的话：“天泉同志，现在不是你一个人在战斗。京都纪委也在关注这个案子。”
田天泉愣了一下：“书记，您的意思是？”
“林知媛主任已经到了建安。不过她是秘密去的，没有对外公开，你知道这事就行了。你那边如果发现了重大线索，直接跟她联系。”
田天泉倒吸了一口凉气。林知媛，中纪委第七纪检监察室主任，楼锦川的老部下，也是胡步云京都党校的同学。
别看林知媛是个女同志，但办案风格以快、准、狠著称。
胡步云把林知媛悄悄招到建安，说明这件事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
也说明胡步云此次不会轻易罢休，一定会借此清理一批人。
胡步云这是在告诉他，这个案子不是北川自己关起门来查的内部案子，京都已经介入了。
那些打电话来“关心”的人，不管是省里的还是京都的，都不过是纸老虎。
“书记，我明白了。”田天泉说，“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