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人家属来报案那天，高娃正在整理上一起案件的卷宗。
“警察同志，你们管不管？我爸快不行了！”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冲进刑侦大队接待室，眼眶通红，声音都在发抖。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工装，裤腿上还沾着水泥灰，像是从工地上直接赶过来的。
高娃放下手里的笔，站起来：“您别急，慢慢说。谁不行了？怎么回事？”
男人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他姓陈，叫陈建国，在城里打工。他爸陈德厚，七十二岁，一个人住在老家的村子里。三个月前，村里来了几个人，说是搞“健康讲座”的，专门给老年人讲养生知识，听课还送鸡蛋、送洗衣粉。老爷子跟着听了几天，买了他们推销的“降糖神丸”，说是中科院的最新成果，纯天然无副作用，能根治糖尿病。
“我爸糖尿病十几年了，一直吃药控制得还行。”陈建国的声音开始发抖，“吃了这个药以后，血糖确实降下来了，他高兴得不行，把自己的降糖药停了，光吃这个。结果上个月开始，人就肿了，脸也肿，腿也肿，吃不下饭，没力气。送到县医院一查，说是急性肾衰竭。”
他说不下去了。
高娃给他倒了杯水，等他缓过来。
“医生说了，可能是药物引起的。我爸吃的那个‘降糖神丸’，他们拿去做检测了，里面有一种西药成分，叫什么……格列本脲，还加了别的化学东西，长期吃伤肾。现在我爸在重症监护室，一天好几千，我也借不到钱了……”
陈建国说完，把脸埋进手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高娃没催他，等他哭完了，才开口：“您带那个药的包装和剩下的药了吗？”
“带了。”陈建国从塑料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子，白底蓝字，印着“降糖神丸”四个大字，下面一行小字写着“中科院糖尿病研究中心研制”，瓶底贴着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看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高娃翻过来看背面，没有生产批号，没有药品批准文号，连生产厂家的地址都是假的。
“讲座是什么时候的事？在哪儿办的？”
“三个月前，在村口的文化广场，搭了个棚子，讲了大概一个星期。后来他们又去了隔壁村，听说也卖了不少。”陈建国抬起头，“我当时不在家，是我爸后来打电话跟我说的，说买了好药，血糖降下来了，我还替他高兴。”
高娃把信息一条一条记在本子上。受害人不止陈德厚一个，这种“健康讲座”专门针对老年人，一个村子卖一圈就走，换个地方继续骗。得赶快查，不然受害人只会越来越多。
“陈师傅，这个案子我们接了。”高娃合上笔录本，“您放心，我们会尽全力。”
送走了陈建国，高娃坐在椅子上，把情况捋了一遍。林小武站在旁边，等着她开口。
“小武，去把周海叫来，还有小孙、小赵。这个案子不小，得多带几个人。”
“是！”
林小武跑出去了。
不一会儿，周海带着小孙和小赵过来了。四个人站在高娃办公室里，听她把案情说了一遍。
“目前已知的受害人只有陈德厚一个，但按这帮人的手法，肯定不止。”高娃把手里的资料递给周海，“他们在一个村卖一个星期，然后换地方。陈德厚所在的村子叫刘家庄，隔壁还有李庄、王庄，都是老年人多的村子。我估计，受害人至少几十个。”
周海问：“高副大，咱们先去哪儿？”
“先去村里走访。问清楚讲座是哪天办的，谁组织的，有多少人买了药。另外，找村支书问问，租场地总得有人对接。”
高娃安排了分工：周海带小孙去刘家庄，高娃带小武和小赵去李庄和王庄，分头走访，下午在车上碰头，汇总信息。
“记住，穿便装，别开警车。老人都怕事，看见警车就不敢说了。”
“明白。”
上午九点多，两辆民用牌照的车驶出了分局大院。高娃坐在副驾驶，林小武开车，小赵坐后排。
车子开了四十多分钟，拐进一条土路。路两边是大片的玉米地，玉米秸秆长得比人还高，风一吹，哗啦啦地响。远处隐约能看到村庄的影子，灰瓦白墙，掩在树丛后面。
李庄不大，百来户人家，村里主要住着老人和孩子。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过年才回来。高娃把车停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带着小武和小赵往里走。
第一户，院门关着，敲门没人应。
第二户，一个老太太在院子里晒太阳。高娃隔着栅栏跟她聊了几句，问最近有没有人来村里办讲座。
老太太摆了摆手：“没听过，啥讲座？”
连续问了四五户，都说不知道。高娃不气馁，继续往前走，在一家小卖部门口停下了。
小卖部不大，门口摆着两个冰柜，里面放着雪糕和饮料。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坐在门口抽烟，看见高娃他们走过来，眯着眼打量了一下。
“买东西？”
高娃掏出警官证，亮了一下：“同志，跟您打听点事。”
男人的表情变了，从随意的打量变成了紧张，手里的烟差点掉地上。高娃笑了笑，把声音放软了些：“别紧张，就是问个情况。最近村里有没有人来搞健康讲座？卖降糖药的？”
男人松了口气，重新把烟叼回嘴里。
“有，三个月前的事。来了五六个人，在文化广场搭了个棚子，讲了三四天。听课送鸡蛋，村里老人去了不少。我娘也去了，买了好几盒那个药。”
“您母亲还在吗？能找出来让我们看看包装吗？”
男人站起来，走进屋里，不一会儿拿出一盒“降糖神丸”，跟陈建国带来的那个一模一样的瓶子。
“就是这个，一盒三百八。我娘买了四盒，花了一千五百多。”
“您娘吃了没？”
“吃了。吃了血糖是降了，但我总觉得不对劲。后来听说是假药，就不敢让她再吃了。目前人倒没啥事，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毛病。”
高娃把信息记下来，又问：“您还记得那些人的样子吗？有没有留下电话或者名片？”
男人想了想：“领头的是个瘦高个，三十来岁，戴个眼镜。说话本地口音，但有点大舌头。他们发过一张名片，上面有电话，我刚才找了一下，没找到。”
高娃把“瘦高个、戴眼镜、大舌头、本地口音”这几个特征记在本子上。线索不多，但至少有方向了。
一上午走了二十多户，确认买过药的就有十几家。高娃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了好几页——李庄、王庄、刘家庄，三个村子加起来，受害人至少五十多个。有的是自己买的，有的是帮老伴买的，还有的是帮亲戚带的。买得多的花了五六千，买得少的也花了七八百。
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至少十几万。这还是保守估计。等走访完所有村子，这个数字可能还要翻倍。
下午两点，四人在车上碰头。周海那边的情况也不乐观，刘家庄有三十多户买了药，其中两个老人已经住院了，症状跟陈德厚差不多——水肿、乏力、肾功能异常。
“得尽快找到那帮人。”高娃翻着笔记本，“再拖下去，受害人的身体撑不住，骗子也可能跑远了。”
周海问：“从哪查起？”
高娃想了想：“讲座办了三四天，他们总要吃东西吧？附近有没有饭馆？有没有小卖部？去问问。”
小赵提议：“文化广场边上有个小饭店，老板是本村的，我去问过，他说那帮人中午在他那儿吃过饭，点了一桌子菜，还喝了不少酒。”
“好，就去那家。”
小饭店在文化广场对面，两间平房，门口挂着个“大碗面”的招牌，看着不起眼。老板是本地人，四十多岁，圆脸，笑起来挺和气。高娃亮明身份，老板很配合，把那天的事说了一遍。
“我记得。他们来了五个人，点了六个菜，喝了四瓶白酒，还要了几碗面。结账的时候，领头那个眼镜跟我还价，说多开点票，回去好报销。我看他们出手阔绰，不像正经做生意的。”
“票开了多少？”高娃问。
“两千，实际才吃了一百多。”老板从抽屉里翻出发票存根，上面写着“办公用品”，抬头是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名字。高娃把公司名字记下来，又问有没有联系方式。老板摇了摇头。
下午四点多，高娃回到分局，把情况向张川做了汇报。
“目前初步统计，受害人有五十多个，分布在上圳周边三四个村子。涉案金额至少十几万，还有上升空间。已有两人住院，一人病危。”
张川的脸色很沉。
“这帮人，赚的每一分钱都是老百姓的救命钱。”
“所以我申请成立专案组，尽快把案子拿下来。”
张川点头：“我找李副局和巴局汇报，这个案子，你来当主力。”
当晚，巴图亲自召集会议，确定“07·12”假药案正式立案，张川任组长，高娃牵头侦办。从刑侦、经侦、网安、派出所抽调精干力量，成立联合专案组，限期破案。
高娃从会议室出来的时候，已经快晚上十点了。小武还没走，在走廊里等着。
“高副大，明天怎么干？”
高娃看了他一眼：“明天一早，你跟我去几个地方。”
“哪？”
“那帮人票上写的公司名，工商局查过了，根本没注册。顺着传单的印刷厂查，看是谁印的。再有就是他们的手机号，通信记录可以查，基站位置可以锁定。”
小武点点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
接着的一周，高娃带着小武、小赵、周海，还有技侦和经侦的同事，兵分几路，跑遍了鹿城及周边的乡镇。技侦那边传来消息，嫌疑人使用过的手机号码在案发前后与一个固定号码频繁联系，地点在城西一片老旧小区。高娃亲自带队蹲守了三天，终于锁定了组织者“眼镜”的真实身份——吴某，三十四岁，固县人，无业，有诈骗前科。
与此同时，经侦那边查到了假药的来源——城郊结合部一个废弃的厂房，白天没人，晚上灯火通明，气味刺鼻。高娃带人连续蹲守了三个晚上，摸清了出入规律。厂房里有粉碎机、搅拌机、灌装设备，还有堆积如山的包装材料和各种颜色的药粉。
线索越来越清晰，专案组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收网的时候到了。
那天凌晨四点，天还没亮，三辆警车悄无声息地驶出了分局大院。高娃坐在第一辆车里，林小武开车，后座坐着两个从巡特警大队抽调的突击队员。后面两辆车里坐着周海、小赵、小孙，还有法制科的同事。
五点半，天边刚刚泛起鱼肚白，三辆车在目标厂房外五百米处停下，所有警灯关闭。高娃通过对讲机最后一次确认各组位置。
“一组到位。”
“二组到位。”
“三组到位，后门已封锁。”
高娃深吸一口气，按下对讲机：“行动。”
“砰——”特警队员破门而入，强光手电同时亮起，厂房里一片慌乱。几个人从临时搭建的简易床上弹起来，有人想往后门跑，被堵了个正着。有人想销毁账本，被特警一脚踢开。
从厂房里，民警搜出了大量半成品、成品、原料和包装材料。账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受害人的姓名、电话、购买金额。光是账本里记录的涉案金额就超过了五十万。
高娃蹲在一堆包装盒前，拿起一个“降糖神丸”的瓶子，翻过来看着那个假的“中科院”标志。林小武站在她身后，看着这满满一仓库的假药，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这么多药，得害多少人……”他喃喃地说。
高娃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所以咱们才要把他们抓干净。”
与此同时，另一组人在城西老旧小区的一间出租屋里，将正在睡觉的吴某抓获。吴某被按在地上的时候还在挣扎，嘴里喊着“你们抓错人了”。周海把锃亮的手铐铐在他手腕上，冷冷地说：“错不了，找你找了很久了。”
抓捕行动持续到上午九点，共抓获涉案人员九名，捣毁制假窝点一个、销售窝点三个，查扣假药成品、半成品两万余盒，原料、包装材料一批。
审讯室里，高娃坐在吴某对面，翻着账本，一页一页地念。受害人的名字、住址、购买金额，清清楚楚。
“李桂兰，七十一岁，刘家庄，购买四盒，一千五百二十元。王德胜，六十八岁，李庄，购买六盒，两千二百八十元。”她念得很慢，念完一个停一下，像是在确认吴某有没有在听。
吴某低着头，不说话。
“陈德厚，七十二岁，刘家庄，购买十二盒，四千五百六十元。”高娃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楚，“陈德厚现在躺在医院里，肾衰竭，还不知道能不能挺过来。他儿子在工地上搬砖，一天挣八十块，现在为了给父亲治病，把能借的钱都借了。”
高娃合上账本，看着吴某。
“你卖一盒假药赚三百八，够买一条好烟。他儿子在工地上搬一天砖，挣不到你半盒药的钱。你是不是觉得，这钱赚得挺轻松？”
吴某的头垂得更低了。
高娃没再说什么，站起来，走出了审讯室。
林小武跟在她后面，走廊里的灯光很亮，照得地面白花花的。他想起陈建国哭红的眼睛，想起李奶奶颤抖的手，想起那个躺在病床上还在念叨“中科院”的老爷子。
“高副大，”他忽然开口，“您说，这些人怎么下得去手？那些老人，攒了一辈子的钱……”
高娃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他。
“所以咱们才要当警察。”
她没再说别的，转身走了。林小武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案子还没完。追赃、取证、移送起诉，每一步都要走扎实。高娃带着专案组又忙了半个多月，联系受害人、固定证据、追缴赃款。陈德厚那边，高娃把追回来的钱送到了医院。
老爷子躺在病床上，接过钱的时候，手一直在抖。他嘴唇哆嗦着，想说谢谢，发不出声音。
陈建国站在旁边，深深鞠了一躬：“高警官，谢谢您。”
高娃扶住他：“别谢我。回去好好照顾你爸。”
走出病房的时候，林小武跟在后头，一句话也没说。
楼下，阳光很亮。远处，有人在放风筝，一只红色的风筝在蓝天里飘着，线攥在一个小孩手里。
高娃抬头看了一眼，收回目光，拉开车门。
“走吧，回局里。”
车子发动，驶出了医院。林小武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那栋住院楼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街角。
他心里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当警察，不是为了那身警服，不是为了立功受奖，是为了让那些被欺负的人有人撑腰，让那些作恶的人付出代价。
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