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面的香气在院子里飘了三天，才渐渐淡去。小虎的病好了，赵大虎的馋虫却被勾了起来，隔三差五就偷偷瞄一眼三轮车，咽咽口水，不敢说，但那眼神藏不住。张不言装作没看见，不是小气，是那箱泡面他另有用途——不是自己吃，不是送礼，是用来教书的。
教书这个念头，他早就有了。从他第一天在槐树下教孩子们认“人、口、手、足”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时候他手里只有一本《唐诗三百首》，翻来覆去地教那几首诗，孩子们背得滚瓜烂熟，但除了认字，什么也没学到。他不想只教认字，他想教更多的东西——数学、逻辑、自然、历史、地理，那些在这个时代被称作“奇技淫巧”的东西，那些能让孩子们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东西。
但他不知道怎么教。他不是老师，没学过教育学、心理学，连教案都不会写。他唯一的教学经验就是在快递站给新来的员工培训——“这个区域的件怎么分，那条路线怎么走，哪个小区的门禁密码是多少”。实用，但不成体系。直到《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从三轮车里刷了出来。
这套书，在现代是被无数高中生诅咒的噩梦，但在这里，是宝贝中的宝贝。不是因为它能帮人考上大学，而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知识框架。语文分册里的文言文、古诗词鉴赏、作文指导，可以用来教语文；数学分册里的代数、几何、函数，可以用来教数学；英语分册虽然用不上，但文综分册里的历史、地理、政治，可以用来教常识。他不是要按部就班地教，而是挑着教——挑那些在这个时代有用的、能帮孩子们理解世界的、能让他们比同龄人看得更远的东西。
第一批学生是流民营的孩子们，七个，从五岁到十二岁不等。小虎是最大的，也是最积极的。他每天早早就搬着小凳子坐在槐树下，手里攥着那颗绿色的玻璃珠，等张不言来上课。其他孩子有的比他大，但没他积极；有的比他小，坐不住，听一会儿就去追鸡了。张不言不勉强，能听多少听多少，听不进去的以后再说。他不想把上课变成一种惩罚，孩子们愿意来，他就教；不愿意来，他也不逼。
第一堂课，他教的是数学。不是算术——孩子们都会数数，赵大虎教过他们。他教的是阿拉伯数字。
“你们看，这个是1，这个是2，这个是3。”他用木炭在木板上写下十个阿拉伯数字，一笔一划，写得很慢。孩子们瞪大眼睛看着那些奇怪的符号，像看天书。小虎第一个举手：“先生，这比咱们的字简单！”张不言点头：“对，简单，但好用。你们记数的时候，用这个比用汉字快。”
他教他们写，教他们读。1像棍子，2像鹅，3像耳朵，4像旗，5像钩子，6像勺子，7像锄头，8像葫芦，9像气球，0像鸡蛋。这是他小时候老师教他的口诀，没想到二十多年后，他又用上了。孩子们学得很快，小孩子学新东西没有包袱，不像大人，总觉得“祖宗的规矩不能改”。他们觉得这些符号好玩，像画画一样，画着画着就记住了。
第二堂课，他教的是加减法。用阿拉伯数字算，比用算盘快，比在心里默数准。他出了几道题，让孩子们在木板上算。小虎算得最快，第一个交卷，全对。张不言奖励了他一颗糖——麦芽糖，在县城买的，一文钱一大块，他掰成小块，谁答对了就奖一块。其他孩子看到小虎有糖吃，眼睛都红了，做题做得更认真了。
第三堂课，他教的是逻辑。“你们听好，”他在木板上写下两句话，“所有人都会死。孔子是人。所以，孔子会死。对不对？”
孩子们面面相觑。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人举手问：“先生，孔子是谁？”张不言愣了一下，这才想起来，在这个世界，孔子不叫孔子，叫孔丘，也不一定是“圣人”。他只好解释：“孔子是个很厉害的人，你们不用管他是谁，就当他是个人。”孩子们似懂非懂，但“所有人都会死”这句话他们听懂了。小虎说：“人都会死，孔子是人，所以孔子会死。对。”张不言点头：“对。这就是逻辑。从一个对的道理，推出另一个对的道理。”
他又出了一道题：“鸡兔同笼，头三十五，足九十四，问鸡兔各几何？”孩子们傻眼了，连赵大虎蹲在旁边听，都皱起了眉头。张不言没有直接教他们怎么算，而是先教他们设未知数——用方框代替不知道的数，然后列等式，然后解。这是代数的基础，也是逻辑的基础。孩子们听不懂，但他不急。一遍不行就两遍，两遍不行就三遍。他有的是时间，孩子们也有的是时间。
陈文远是第七天来的。
那天张不言正在教孩子们地理——用木炭在木板上画了一张简陋的世界地图。不是精确的，是大致的轮廓，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他用不同形状的圈圈代表不同的大陆，标出“我们在这里”，然后在青州府的位置点了一个点，在青石县的位置点了一个更小的点。
“世界很大，”他说，“你们以为青石县就是全世界，其实不是。青石县上面有青州府，青州府上面有大乾王朝，大乾王朝的东边有大海，大海的那边还有大陆，大陆上住着不同的人，说着不同的语言，穿着不同的衣服。你们没见过的，不代表不存在。”
孩子们听得入了迷，小虎的眼睛瞪得像铜铃，嘴巴张着合不拢。他从小在流民营长大，连青石县城都没去过几次，更不知道“世界”是什么。现在有人告诉他，世界很大，大到他一辈子都走不完。他的脑子里像有一扇门被打开了，光从门里涌进来，照得他眼花缭乱。
陈文远就是在这时候走进院子的。
他二十出头，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戴着一顶半旧的方巾，手里拿着一本书，站在院门口，没有进来，只是看着槐树下的这一幕——一个年轻人蹲在地上，用木炭在木板上画圈圈，几个孩子围着他，听得聚精会神，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光。那种光不是敬畏，不是崇拜，是好奇。是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是对知识的渴望，是“原来还可以这样想”的惊喜。
陈文远是县学的秀才，在青石县算是有学问的人。他从小聪慧，十五岁中了秀才，本该继续考举人，但家境贫寒，供不起他进京赶考，就在县学里教书糊口。他读过很多书，四书五经倒背如流，诗词歌赋信手拈来，但他总觉得，这些书里缺了什么。缺了什么？他说不上来。直到他听到了张不言的那首《将进酒》，听说了“文曲下凡”的匾，听说了张不言在府台寿宴上的事迹。他好奇，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文曲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站在院门口，听了整整一个时辰。张不言从地理讲到历史，从历史讲到自然——为什么会下雨，为什么会有四季，为什么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他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最复杂的现象，不引经据典，不咬文嚼字，只说“你们看”“你们想”“你们试”。孩子们听不懂的时候，他就打比方；打比方还不懂，他就做实验——用一碗水、一个盆、一块石头，演示水循环，演示重力。
陈文远站在门口，手里的书掉在了地上，他没有去捡。
他听了一辈子“子曰诗云”，听了一辈子“之乎者也”，从没有人告诉他，下雨是因为地上的水被太阳晒成气，飞到天上变成云，云遇冷又变成水掉下来。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他读了二十年书，从没在任何一本书里读到过？他弯腰捡起书，拍了拍灰，走进了院子。
张不言抬起头，看到他。赵大虎也看到了，站起来，手按在腰间的柴刀上。他认识陈文远——县学的秀才，在青石县有些名气，但不熟。他不知道这个人是来干什么的，但他知道，先生在上课，不能被打扰。
陈文远走到张不言面前，整了整衣冠，然后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不是那种随意的、礼节性的鞠躬，是学生见老师的大礼，腰弯到九十度，停顿了三息，才直起身。
“张先生，”他说，“在下陈文远，县学秀才。今日冒昧来访，是想请教一个问题。”
张不言站起来，还了一礼：“请讲。”
陈文远指着木板上那幅简陋的世界地图，说：“先生说的这些，亚洲、欧洲、非洲、美洲，是先生亲眼所见，还是从书上看来的？”
张不言看着他，沉默了一息。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说亲眼所见？他没去过。说从书上看来的？什么书？这个时代没有世界地图，没有地理教科书，他没法解释。
“从书上看来的。”他说，“一本很老的书，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陈文远点了点头，没有追问。他又问：“先生教的这些——数学、逻辑、自然，跟科举考的不一样。先生教这些，是为了什么？”
张不言看着他，说了一句让他愣住了的话：“科举考的是做官的本事，我教的是做人的本事。做官是暂时的，做人是永久的。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不能不会做人。”
陈文远沉默了。他站在原地，低着头，看着脚下的泥地，站了很久。孩子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敢出声。赵大虎站在旁边，手按在柴刀上，警惕地盯着陈文远。
陈文远抬起头，眼眶有些红。他又鞠了一躬，这一次鞠得更深，额头几乎碰到了膝盖。
“张先生，”他的声音有些发抖，“我想拜您为师。”
张不言愣了一下。拜师？他一个快递员，教教小孩子认字还行，收秀才当徒弟？他有什么可教的？那点从《五年高考三年模拟》里学来的皮毛？但他没有拒绝。他看着陈文远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真诚，有渴望，也有一种说不清的急切——像是一个在黑暗中走了很久的人，突然看到了一点光，拼命地朝那点光跑，怕跑慢了光就灭了。
“你为什么要拜我为师？”张不言问。
陈文远直起身，指着那些孩子，指着木板上的地图和数字，说：“因为先生教的东西，我在任何书上都找不到。因为先生说的道理，我从来没有听过。因为先生让我知道，我读了二十年书，读的都是别人的话，从来没有用自己的脑子想过。我想跟先生学怎么用自己的脑子。”
张不言沉默了很久。槐树上的枯叶被风吹落，飘在两个人之间，打着旋儿，落在地上。他想起自己穿越前的日子——每天送快递，每天被站长骂，每天被客户催，从来没有想过“用自己的脑子”。他只是活着，像一台机器一样活着，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说着同样的话，做着同样的梦。来到这里之后，他才开始想问题——怎么活下去，怎么让流民活下去，怎么在这个世界立足。他的脑子是被逼着转起来的，不是因为他聪明，是因为他不转就会死。
“我不收徒弟。”张不言说。
陈文远的眼神暗了一下。
“但我收学生。”张不言继续说，“你想学，就来听。听得懂就听，听不懂就问。问了我也不会，那就一起琢磨。”
陈文远的眼睛又亮了，比刚才更亮。他第三次鞠躬，这次没有弯腰，而是直接跪了下来，膝盖砸在泥地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赵大虎吓了一跳，手从柴刀上移开了，嘴巴张着，不知道该说什么。孩子们也吓了一跳，小虎从凳子上站起来，往后退了一步，手里的玻璃珠攥得更紧了。
“先生，”陈文远跪在地上，抬起头，眼眶红红的，“从今天起，我就是您的学生。您教什么，我学什么。您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张不言伸手把他拉起来：“起来，别跪。在我这里，不兴这个。”
陈文远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泥，笑了。那笑容有些腼腆，像一个刚入学的小学生，既兴奋又紧张，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从那天起，陈文远每天下午都来。他上午在县学教书，下午到流民营听课，风雨无阻。他比孩子们学得快，问的问题也比孩子们深。张不言讲数学，他问“为什么负负得正”；讲逻辑，他问“如果前提错了，结论对不对”；讲自然，他问“水变成气，气变成水，东西没少没多，是不是就是先生说的‘守恒’”。有些问题张不言能回答，有些回答不了——不是不想回答，是真的不知道。他不是科学家，不是数学家，不是哲学家，他只是一个送过快递的普通人。他知道的，都是从《五年高考三年模拟》里看来的，从短视频里刷来的，从网文里读来的。皮毛而已，经不起深究。
但陈文远不在乎。他不在乎张不言是不是什么都知道，他在乎的是张不言教他的思考方式——不要盲从，不要轻信，用自己的脑子去想，用事实去验证。这些东西，他在任何书上都找不到，在任何老师那里都学不到。只有张不言教他。
一个月后，陈文远拿了一篇文章来给张不言看。不是八股文，是他自己写的，用张不言教的逻辑方法，分析青石县的水利问题。他从水源、地形、人口、气候四个方面入手，列出数据，画了图表，然后得出结论——青石县不是缺水，是水没用好。只要在城西修一道堤坝，把雨季的水蓄起来，旱季就有水浇地了。
张不言看完，沉默了很久。不是文章不好，是太好了。好到他挑不出毛病，好到他觉得这篇文章应该送到府城，送到赵正淳的案头。他看着陈文远，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眼里有光，心里有火，脑子里有想法。他不是在学“新学”，他是在创造“新学”。
“这篇文章，”张不言放下稿纸，“你抄一份，我让人送去府城给府台大人看。”
陈文远愣了一下，然后眼眶红了：“先生，这……这能行吗？”
“行不行，试试就知道。”张不言说，“你写得好，不怕人看。”
陈文远用力地点了点头，把稿纸收好，转身要走。走到门口，他又停下来，回过头，看着张不言。
“先生，”他说，“我以前觉得，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做官就是为了光宗耀祖。现在我不这么想了。”
“现在怎么想？”
陈文远想了想，说：“读书是为了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知道了，才能让它变得更好。”
张不言看着他，嘴角微微弯了一下。他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陈文远鞠了一躬，转身走了。他的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灰布长衫在晚风中飘动，像一面旗帜。
张不言站在院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然后他转过身，走回槐树下，坐下来。孩子们已经放学了，院子里安静了下来。夕阳从西边照过来，把槐树光秃秃的枝丫照成了金红色，在地上投下一片细碎的光影。他拿起木板，用木炭在上面写下了几个字——“新学启蒙”。
这是他要教的东西。不是四书五经，不是诗词歌赋，是数学、逻辑、自然、历史、地理，是让孩子们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东西。他不知道这些东西能在这个世界走多远，但他知道，至少在他活着的时候，他要让这些孩子知道——世界很大，不要把自己关在笼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