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不言用了整整两天时间，把自己关在那间小屋子里，把那桩灭门案的卷宗从头到尾又梳理了一遍。这一次，他不是用古代主簿的方式，而是用现代人的思维——那种在快递站里处理投诉纠纷时锻炼出来的、刨根问底的、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的思维。
他把卷宗里的每一条信息都拆开、打散、重新组合，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地拼。他在纸上画了三张图：一张是作案动机分析图，一张是时间线图，一张是人际关系图。
作案动机，无非四种：仇杀、财杀、情杀、灭口。
财杀？卷宗里写得清楚，王家财物没有丢失。王福来书房里的银票、柜子里的现银、库房里的布匹，一样不少。凶手不是为了钱。
情杀？王福来的妻子是本分人，没有外情。王福来本人虽然有钱，但不沾花惹草，连个妾都没有。几个仆役也都是老实人。情杀的可能性极低。
灭口？这倒有可能。赵大虎打听到的传言说，王福来手里有孙家偷税漏税的证据，孙家为了灭口杀人。但这只是传言，没有证据。
剩下的最大可能，就是仇杀。
张不言在“仇杀”两个字下面画了一道粗线。
他接着分析时间线。案发时间是三年前的腊月二十三，小年夜。那天晚上，王家上下正在准备祭灶，院子里摆着供桌，灶糖、灶饼、香烛都摆好了。按照习俗，小年夜全家应该聚在一起吃团圆饭，然后送灶王爷上天。凶手偏偏选在这一天动手，不是巧合，是有意为之——他知道这一天王家所有人都会在家，不会有人外出，可以一网打尽。
这是一个心思缜密、计划周详的凶手。
卷宗里记录了一个关键的细节：王家的大门没有被撬的痕迹，后门也没有。凶手是怎么进去的？要么是有人从里面开了门，要么是凶手自己就有钥匙。不管哪种可能，都说明凶手跟王家关系密切，或者有内应。
张不言在“内应”两个字下面画了一个问号。
然后是凶器。卷宗里说，王福来胸口的致命伤是被利器刺穿的，但没有写明是什么利器。张不言翻遍了卷宗的每一个角落，终于在最后一页的夹缝里找到了一行小字：“凶器系王家厨房所用剔骨尖刀，刃长五寸，宽一寸，单刃，无护手。”
凶器是王家自己的刀。
这个发现让张不言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凶手没有自带凶器，而是用了王家厨房的刀。这说明什么？说明凶手不是预谋杀人？不对，如果是临时起意，怎么会选在小年夜这个全家都在的日子？唯一的解释是：凶手故意用王家的刀，是为了制造一种“内部人作案”的假象，或者，他根本就没打算带走凶器，因为他知道刀上查不出指纹——这个时代还没有指纹鉴定技术。
张不言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盯着屋顶的横梁看了很久。他的脑子里在模拟案发当晚的场景：凶手从某个入口进入王家，先去厨房拿了刀，然后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杀人。十三个人，分布在不同的房间里，凶手要一个一个地找，一个一个地杀。这个过程需要时间，也需要体力。更重要的是，凶手要确保没有人跑出去喊救命。
这说明凶手不止一个人。
一个人杀十三个人，即使对方没有防备，也很难做到不留活口。只要有一声尖叫，邻居就会听到。但卷宗里说，案发当晚，邻居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声响。要么是凶手下手极快，快到被害者来不及叫喊；要么是凶手捂住了被害者的嘴，一刀毙命；要么——凶手用了某种方法让被害者无法呼救，比如先下毒，再补刀。
张不言又翻了一遍卷宗，想找有没有提到中毒的迹象。没有。仵作的验尸报告写得很简单，只说“死者身上有多处刀伤，失血过多而亡”，没有提是否有中毒。
仵作。这也是一个疑点。验尸报告写得这么潦草，是仵作水平不行，还是有人让他不要写得太详细？
张不言在“仵作”两个字下面画了一个圈。
他开始整理人际关系图。
王福来是布商，在青石县做了二十多年生意。他的生意伙伴遍布青州、徐州、扬州，但真正跟他有密切往来的，不超过十个人。卷宗里列出了几个名字：孙德茂（孙家的老掌柜），李延年（李家的大管家），陈万山（城西粮铺的陈掌柜，就是张不言认识的那个陈掌柜），还有几个外地商人的名字。
张不言在“孙德茂”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
王福来的家人：妻子刘氏，大儿子王继祖，二儿子王继宗，大女儿王秀兰，小儿子王继业（六岁），大儿媳张氏，孙子王宝儿（两岁）。五个仆役：管家老吴，厨娘孙妈，丫鬟春兰、秋菊，门房老赵。
十三个人，全部遇害。最小的两岁，最大的六十多岁。凶手连孩子和老人都不放过，心狠手辣，毫无人性。
张不言在“王仁”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王仁是王福来的侄子，在布庄当账房。案发前跟王福来有激烈矛盾，案发后迅速接手了布庄，行为反常。他有动机，也有机会——作为账房，他熟悉王家的情况，知道每个人的房间位置，知道什么时候家里人多、什么时候人少。他甚至可能有王家的钥匙。
但王仁一个人能杀十三个人吗？不可能。他需要帮手。那些帮手是谁？从哪里来？事后怎么消失的？
张不言又想到了孙家。如果王仁真的跟孙家搭上了线，那孙家会不会是背后的支持者？提供人手，提供掩护，事后帮王仁洗白。王福来手里有孙家的把柄，孙家要除掉他，顺便把布庄的控制权交给一个听话的人——王仁。一箭双雕。
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测，但推测不是证据。他需要找到实实在在的证据。
张不言把三张图并排贴在墙上，退后几步，看着它们。纸上的线条和文字在油灯的光线下显得有些模糊，但整体的轮廓已经清晰了。
他发现了三个最大的疑点。
第一，凶器是王家自家的刀。这说明凶手没有提前准备凶器，或者故意不带走凶器。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指向一个结论：凶手不担心被追踪。
第二，财物没有丢失。不是劫财，那就是仇杀或灭口。王福来生前跟谁有仇？谁最想让他死？王仁排第一，孙家排第二。
第三，仵作的验尸报告太潦草。一个正常的验尸报告，应该详细记录每一处伤口的大小、深度、方向、角度，甚至能推断出凶手的惯用手、身高、力量。但这份报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句“多处刀伤，失血过多”。这不是水平问题，是态度问题。
张不言把这三个疑点写在一张新纸上，然后拿着那张纸去了周明远的书房。
周明远正在看一封刚从府城送来的公文，看到张不言进来，放下公文，揉了揉太阳穴：“张先生，查得怎么样了？”
“有了一些进展，但也有新的疑问。”张不言把那张纸递给周明远，“周大人，三年前负责验尸的仵作，现在在哪里？”
周明远看了看纸上的内容，眉头皱了起来。他想了想，说：“三年前的仵作姓吴，叫吴德茂，是青石县的老仵作，干了二十多年。两年前他得了病，腿脚不行了，就不干了。现在住在城西，靠儿子养着。”
“我想去见见他。”
周明远犹豫了一下：“张先生，吴德茂这个人……不太好说话。他在县衙干了那么多年，脾气古怪，不太爱搭理人。”
“没关系。”张不言说，“我有办法。”
第二天上午，张不言带着赵大虎去了城西。吴德茂住在一条窄巷子的尽头，是一间低矮的土坯房，门口堆着一些破旧的木料和瓦片，院子里养着几只鸡，鸡粪遍地，臭气熏天。
张不言敲了敲门，没人应。他又敲了几下，门才“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探出头来。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灰布褂子，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眼睛浑浊，但看人的时候目光很锐利。
“找谁？”老头的语气很不客气。
“吴德茂吴老先生？”张不言拱了拱手，“我是县衙的主簿，姓张。想请教您几件事。”
吴德茂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目光在他的官袍上停了一下，然后冷笑了一声：“县衙的人？找我干什么？我都两年没去县衙了。”
“是关于三年前王福来灭门案的事。”
吴德茂的表情变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那种不耐烦的样子。他摆了摆手：“那桩案子我早就忘了，记不清了。你找别人吧。”
他就要关门。张不言伸手抵住了门板。
“吴老先生，您别急着关门。我不是来为难您的，就是想问问当时验尸的情况。您要是不方便说，我也不勉强。”他从怀里掏出一小块银子，塞进吴德茂手里，“这是给您的茶钱。”
吴德茂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银子，又看了看张不言，犹豫了一下，终于把门打开了。他转身往院子里走，一瘸一拐的，左腿明显有问题。张不言跟在他后面，赵大虎留在门口等着。
院子里有一棵枣树，树下摆着一张破旧的竹椅。吴德茂在竹椅上坐下来，从腰间接下一个水烟袋，点上，咕噜咕噜地吸了几口，吐出一团白雾。
“张主簿，”他说，“那桩案子，我劝你别查了。”
“为什么？”
“查不出来的。”吴德茂又吸了一口水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看起来像是隔了一层纱，“三年前的事，该死的人都死了，该灭的证据都灭了。你查来查去，查到最后一无所获，还得罪人。”
“得罪谁？”
吴德茂没有回答。他弹了弹烟灰，看着那些灰烬落在地上，被风吹散。
“吴老先生，”张不言在他旁边蹲下来，平视着他的眼睛，“我只想问您几个问题。您能回答就回答，不能回答我也不勉强。”
吴德茂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问吧。”
“第一，您验尸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死者身上除了刀伤之外，还有其他伤痕？比如中毒、勒痕、钝器击打的痕迹？”
吴德茂的烟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吸。他吸了好几口，才说：“没有。只有刀伤。”
“第二，刀伤的形状、大小、深度，您有没有详细记录？比如，是什么刀？单刃还是双刃？刀刃有多宽？”
吴德茂沉默了更久。他低下头，看着手里的水烟袋，手指在烟袋杆上摩挲着。
“张主簿，”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我跟你说句实话。那份验尸报告，不是我写的。”
张不言的心跳加快了一些，但面上不动声色：“那是谁写的？”
“杜县令。”吴德茂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几乎是耳语，“案发第二天，杜县令把我叫到县衙，跟我说，‘老吴，这桩案子你不用管了，报告我来写’。我说‘这不合适吧，验尸是我的本分’，他说‘让你别管就别管，出了事我兜着’。我还能说什么？他是县令，我只是个仵作。”
“所以他写的报告，跟您实际验尸的结果，不一样？”
吴德茂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张主簿，你是个聪明人，有些话不用我说得太明白。”
张不言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来。他知道自己踩到了一条大鱼。
“吴老先生，如果您愿意，可以把您当时验尸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保证，不会让任何人知道是您说的。”
吴德茂抬起头，看着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犹豫。他把水烟袋放在膝盖上，双手交叉，拇指互相绕着圈。
“张主簿，”他说，“我今年六十三了，腿不行了，也干不了活了。我这条命不值钱，但我还有儿子，还有孙子。我不能连累他们。”
“我不会连累您。”张不言说，“我可以用县衙主簿的身份保证。您说的话，我只用来查案，不会让第三个人知道是从您这里传出去的。”
吴德茂沉默了很久。枣树上的叶子被风吹落，飘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他没有去拂。
“好吧。”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而沉重，“我告诉你。”
他吸了一口水烟，吐出一团浓雾，像是在用烟雾把自己包裹起来。
“那天我去验尸，十三具尸体，我看了十二具。王福来的尸体，我没看到。”
“为什么？”
“因为杜县令不让。他说王福来的尸体‘不便查验’，让我先看其他的。等我看完其他的，王福来的尸体已经被装殓了，棺材都盖上了。”
张不言的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王福来的尸体没有被验。这太不正常了。
“那其他十二具尸体呢？您验出了什么？”
吴德茂又吸了一口水烟，这一次吸得很深，烟袋里的水咕噜咕噜地响。
“其他十二具尸体，刀伤的形状、大小、深度都不一样。有的是被宽刃刀刺的，有的是被窄刃刀刺的，有的是被单刃刀割的，有的是被双刃刀捅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凶手不止一个人，而且用的不是同一把刀。”
张不言的心跳更快了。这一点卷宗里完全没有提到。
“还有一件事。”吴德茂的声音压得更低了，“王福来的小儿子，那个六岁的孩子，死在柴房里。我验了他的尸体，发现他脖子上有勒痕，不是刀伤。他是被人掐死的，掐死之后再补了一刀。为什么要补一刀？为了掩盖真正的死因。”
“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凶手可能不止一种杀人方式。有人被刀捅死，有人被掐死，有人可能是被闷死的。但我没有看到王福来的尸体，不知道他身上有没有别的伤痕。如果王福来的尸体被动了手脚，那这桩案子的真相，可能比我们看到的要复杂得多。”
张不言站起来，在院子里来回走了几步。他的脑子在飞速运转，所有的线索像珠子一样被串了起来。
杜县令不让吴德茂验王福来的尸体，还亲自写了假的验尸报告。这说明杜县令在掩盖什么。杜县令两年前调走了，去了哪里？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跟这桩案子脱不了干系。
“吴老先生，”张不言蹲下来，看着吴德茂的眼睛，“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这桩案子，最可能是谁干的？”
吴德茂把水烟袋里的残水倒掉，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向屋门口。他走了几步，停下来，没有回头。
“张主簿，”他说，“这桩案子，水面下的鱼太大了。你一个主簿，惹不起。我劝你，到此为止吧。”
他推开门，走进了屋里，把门关上了。
张不言站在枣树下，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站了很久。风吹过枣树，叶子沙沙作响，几颗未熟的青枣掉在地上，滚到他脚边。
他没有去捡。
他转身走出了院子。赵大虎在门口等着，看到他出来，迎上来。
“先生，怎么样？”
“有进展。”张不言说，“很大的进展。”
他加快脚步，走回县衙。他要去找周明远，要查清楚三件事：杜县令现在在哪里？三年前县衙的差役里，有哪些人参与了这桩案子的勘查？王仁在案发后的资金往来有没有异常？
案子越来越深了。但他不打算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