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也不再问。他早就习惯了沈阿姨的作风 。不该问的别问，该知道的自然会说。
有一次沈阿姨出差回来，脸色不太好，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我给她倒了杯温水，她接过去喝了一口，忽然说：“你下个月满十八了吧？”
“对，”我说，“下个月。”
她睁开眼睛看着我，目光里有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审视，不是评价，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认真。
“我下个月要回京述职，”她说，“你跟我一起去。”
“述职？”我愣了一下。
“不是单位的事。”沈阿姨打断我，语气很淡，“是我家里的事。我家里人想见见你。”
我端着水杯的手顿住了。
沈阿姨从来没有提过她的家人。这些年里，我只在婚礼上见过她那边的一两个亲戚，而且都是远远的，没有深交。关于她的家庭背景，她一个字都没说过。
但我不傻。
沈阿姨的沉默不是刻意隐瞒，而是一种早已习以为常的低调。那种低调不是伪装，是真正的、骨子里的不需要张扬。就像真正有钱的人不会天天把“我有钱”挂在嘴边一样，真正有背景的人也不会到处说“我家里是谁谁谁”。
她姓沈。
在京圈里，这个姓氏意味着什么？
我开始搜记忆里上辈子听说过的一些信息碎片。
上辈子我虽然大部分时间在美国，但继父的社交圈子里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精英，偶尔会听到一些关于“京圈”的闲谈。什么“四九城”“大院子弟”“某家某姓”，我当时听着像天书，没往心里去，但现在回忆起来，那些碎片拼在一起，指向了一个方向。
我没有继续想下去。
有些事情，想得太早未必是好事。
沈阿姨带着我回北京的那天，天气很好，秋高气爽。
我们坐的是一辆黑色轿车，不是沈阿姨平时开的那辆帕萨特，而是一辆挂着特殊牌照的车。司机是个沉默的中年人，全程没有说一句话，连导航都没开，显然对路线烂熟于心。
车开了很久，从市区开到了西郊，路两旁的风景从高楼大厦变成了低矮的围墙，又从围墙变成了大片大片的树林。最后，车子在一扇铁门前停下来，门口站着两个笔直的哨兵。
哨兵朝车内看了一眼，敬了个礼，铁门缓缓打开。
我坐在后座，心跳平稳得不像一个十八岁的女孩。也许是因为上辈子见过太多大场面 。奥运会决赛的冰场上，几万人的目光聚焦在你身上，那种压力比这大多了。
车子停在了一栋小楼前。楼不高，只有三层，红砖外墙，被爬山虎覆盖了大半，看起来很普通，但门口的岗亭和院子里偶尔走过的、脚步无声的人，都在暗示这里不普通。
沈阿姨下了车，整了整衣领，回头看了我一眼：“跟紧我，别乱跑。”
我点点头。
进了楼，上了二楼，走廊里铺着暗红色的地毯，踩上去没有声音。沈阿姨在一扇门前停下，敲了三下，然后推门进去。
房间里有一股淡淡的药味。
一个老人靠在床上，头发全白了，但眼神还很亮。床边站着几个人，其中一个我认识 。沈阿姨的侄子，那个在婚礼上见过的、叫“阿晋”的男人。他比当年成熟了一些，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站在窗边，手里拿着一杯茶。
“爸，”沈阿姨走到床边，声音放得很轻，“我带她来了。”
老人看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