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斯堡。
各地成立支部的申请书像雪片一样飞进哈里斯堡。
埃文斯的电话从早响到晚，接线员累得嗓子都哑了。
他拿着一摞统计报告走进陈时安办公室的时候，手都在抖。
“先生，俄亥俄新增入党申请三十万份。西弗吉尼亚十八万。印第安纳八万。密歇根——”
他顿了顿。
“密歇根两万。光是这几天，全联邦新增入党申请超过七十八万份。”
“这还只是交了表的。那些还没交表、但已经在问‘怎么入党’的人，更多。”
陈时安靠在椅背上，没有说话。
这个在他的预料之中。
他看了看埃文斯。
热情是好事，但热情一旦跑在规矩前面，就会变成另一种东西。
“通知所有分部、支部，这段时间申请量暴增，但规矩不能乱。”
“之前怎么做的，现在还怎么做。”
“第一，所有申请书，一律先过背景审核，不是走形式，要真看。”
“第二，有前科的，看性质。暴力犯罪、性犯罪、诈骗、长期欺压民众的，一个都不要。”
“第三，拿不准的，多观察，让老党员去接触。宁缺毋滥。”
他顿了一下。
“把这些老规矩再强调一遍。”
埃文斯点了点头：“我马上去办。”
然后推门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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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弗吉尼亚州
查尔斯顿，州长办公室。
科林恩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查尔斯顿公报》。
头版不是他的照片，不是州政府的声明，是一个老人的脸。
那张脸上全是皱纹，眼眶深陷，颧骨高高凸起。
他抱着一桶油，站在一栋灰扑扑的房子前面，身后是铅灰色的天空。
标题是：“人民党来了。”
科林恩把报纸铺平，从头开始读。
“一个叫亨利·马歇尔，六十七岁，挖了三十四年煤。
取暖油断了，把家里所有的被子都翻出来裹在身上，夜里风从窗框的缝隙里钻进来，他不敢躺下去。
躺下去更冷。
他不怪谁。
他说，你在地下挖了三十四年，把温暖送出去。
然后等你老了，干不动了，你就被忘了。
没有人会回头看你一眼。”
科林恩的手指在纸面上停了一下。
没有人会回头看你一眼。
他在心里把这句话默念了一遍。
他想起自己去矿区拉票的时候，那些坐在门口的老人看着他。
眼睛里没有期待，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被忘了太久之后的麻木。
他们不骂他，也不感谢他。
他们只是看着他，像是在看一个跟他们没有关系的人。
科林恩继续往下看。
“然后人民党来了。
一个年轻人敲了他的门，把一桶油放在他门口。
不是卖，是送。
不是施舍，是兄弟之间互相帮忙。
他抱着那桶油，站在风雪里，站了很久。
他挖了三十四年的煤，从来没有人为他送过任何东西。”
科林恩把这段话看了两遍。
他把目光从报纸上移开，端起咖啡杯，抿了一口。
咖啡是凉的。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停了一下。
也许是那些文字太细了，细到不像一个记者写的，像是一个坐在那个老人对面、听他说了一整夜话的人写的。
也许是那些画面太近了，近到他能看见那个老人裹着被子坐在黑暗里的样子。
窗框在响，风在叫，整个屋子像一个冰窖。
他重新低下头，继续看第二篇报道。
“另一个是麦克道威尔县的女人，丈夫死在矿上，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
取暖油烧完了，她把孩子裹在被子里，自己坐在楼梯口守着，怕炉子灭了冻着孩子。
人民党的人翻了两座山，把油送到她家门口。
她蹲下来，抱着那个油桶，哭了。
三个孩子从门缝里探出头来，最小的那个还不懂事，指着油桶说：
“妈妈，我们有火了。”
这样的报道还有很多。
布恩县的、洛根县的、明戈县的。
每一篇都是类似的故事。
一个被遗忘的人，一桶油，一扇被敲开的门。
有的写在头版，有的塞在角落。
有的配了照片，有的只有几行字。
但每一篇都在说同一件事：有人来了。
科林恩把报纸放下。
他又看了一眼那张照片。
那个老人的脸。
皱纹像刀刻的，眼眶深深凹下去，颧骨像山脊一样凸出来。
那张脸不好看。
太老了，太苦了，太皱了。
但那双眼睛是湿的。
科林恩盯着那双眼睛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报纸折好，放在桌角，端起那杯凉了的咖啡，一口一口地喝完了。
他放下杯子，拿起电话。
“下午安排一个新闻发布会。”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
“先生，什么主题？”
科林恩沉默了两秒。
“我要宣布一件事。”
他没有说是什么事，但他的手边，那份报纸还摊在桌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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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
查尔斯顿。
西弗吉尼亚州政府大楼，新闻发布厅。
记者们来得很快。
不是因为他们收到了什么惊天动地的消息，而是因为州长的办公室打来电话时，语气不太对。
往常州长召开发布会，幕僚会提前发一份新闻稿，把主题和要点列得清清楚楚。
但这次没有。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句话：
“今天下午，州长有话要说。”
发布厅不大，椅子摆了几排，坐满了。
来的都是西弗吉尼亚本地的媒体。
《查尔斯顿公报》《西弗吉尼亚新闻报》查尔斯顿电视台的。
摄像机的架子挤在最后面，话筒伸得长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