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整个联邦。
此刻所有在电视机前观看的人，所有在收听广播的人，在此刻被按下了暂停键。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
从五大湖区到墨西哥湾。
从城市到乡村。
从工厂到农场。
从酒吧到教堂。
从富人区的客厅到贫民窟的厨房。
所有人都在做同一件事：
盯着屏幕，听着那个声音，被那句话钉在了原地。
“到底是谁给你们的权利——这样肆无忌惮地拿着人民的血汗钱去援助他国？”
没有人换台。
没有人起身去倒咖啡。
没有人说话。
在洛杉矶，好莱坞大道上，一家电器商店的橱窗前排起了队。
不是买东西，是看。
橱窗里摆着一排电视机，
全在放同一个画面。
路过的人停下来，停下来的人站住了，站住的人走不动了。
一个穿着晚礼服的女人刚从剧院出来，手里还攥着节目单，站在橱窗前，忘了身边穿着西装的男人在等她。
那个男人没有催她，因为他也在看。
在芝加市，密歇根大道的桥上，一个男人把收音机举过头顶，声音开到最大。
周围的人围过来，一个，两个，十个，二十个。
桥上的行人停下来，骑自行车的人停下来，连一个流浪汉都停下来。
没有人认识那个举收音机的人，但所有人都认识那个声音。
那个声音在问：“你们到底代表谁？”
桥下的芝加哥河黑沉沉地流着，桥上没有人动。
在亚特兰大，马丁**·金曾经站过的那座教堂里，牧师把收音机带到了讲台上。
不是布道，是听。
教堂里坐满了人，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走动。
那个声音在问：“我们在乎全世界，就是不在乎自己家门口的事。”
坐在最后一排的一个老妇人，把手里的圣经攥得紧紧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她没有擦。
她想起六十年代，想起那个站在同一个地方说话的人。
那时候也有人这样问过。
————————
在达拉斯，一个戴着牛仔帽的牧场主站在自家客厅里。
电视开着，他妻子坐在沙发上，两个人谁都没说话。
他是合众党（共和党）的铁票，从来不信民宪党（民主党）那套，更不信什么第三党。
他投了现在的总统两次，家里墙上还挂着总统的竞选海报。
他妻子几次说要摘下来，他都没让。
但今天，他听着电视里那个人一句一句地问他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
“到底是谁给你们的权利？这样肆无忌惮地拿着人民的血汗钱去援助他国？”
他摘掉牛仔帽，搁在茶几上，坐下来。
他妻子看了他一眼，没有问什么。
电视里那个人还在说：
“那些钱不是你们的！那是底特律的工人、印第安纳的单亲母亲、是在地底的矿工——是他们的血汗钱！”
牧场主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盯着屏幕，一动不动。
他妻子偷偷看了他一眼，发现他的嘴唇在微微发抖。
她想说什么，但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丈夫从来没有这样过。
他是一个硬汉，五十岁了，她从没见过他发抖。
电视里那个人说完了最后一句话，摔门走了。
屏幕上只剩下那扇关上的门。
客厅里安静了很久。
然后牧场主开口了。
“他说得对。”
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他妻子转过头来看他。
“那些钱，”
“不是他们的。是我们的。是我们交的税。”
“是我们养牛、种地、干活挣来的钱。他们拿去送给别人，然后告诉我们——‘正在研究’。”
他停了一下。
“我们投了他两次。”
他看着墙上那张总统的海报。
“两次。”
他站起来，走到海报前面，站了一会儿。
然后他把海报摘下来，卷成一卷，扔到了垃圾桶。
————————
在华顿市，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游行队伍已经麻了。
不是累的，是震的。
被那几句话震的，头皮发麻，脊背发凉，从头到脚像过电一样。
从议会山传出来的那些话，从收音机里、从街边店铺橱窗的电视机里，一个字一个字地砸进他们耳朵里，砸进他们脑子里，砸进他们心里。
然后他们就站在那里，忘了动，忘了喊，忘了鼓掌。
街上很安静。
不是那种被驱散的安静，是那种——所有人都在想同一件事的安静。
游行队伍停在那里。
人们站在路边，站在隔离带旁边，站在警车前面，没有人走。
他们只是站着，看着议会山的方向，消化着那些话。
那些话太重了，重到需要时间才能咽下去。
咽下去之后，又在胸口烧，烧得人眼眶发红。
一个中年男人蹲在路边，双手抱着头，肩膀微微发抖。
旁边的人拍了拍他的背，没有问他怎么了。
不需要问。
所有人都知道他在消化什么。
他抬起头，眼眶是红的，但没有哭。
他看着旁边的人，说了一句：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有人会说些话。”
旁边的人点了点头：
“我也是。”
在金山市，那个学政治学的女生在笔记本上写下最后一个字，把笔放下。
她盯着自己写下的那行字。
“我们联邦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有最先进的武器，最勇敢的士兵。所以——别拿‘国家安全’来说事。”
她把笔记本合上，抱在胸口，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她旁边的男生问她：“你哭什么？”
她伸手摸了一下脸，才发现自己哭了。
“我没哭。”
她说。
但她的声音是哑的。
在芝加市，南区那间小酒馆里，电视已经关了。
酒馆老板把啤酒杯收起来，一个一个地擦，擦得很慢。
他擦到第三个杯子的时候，停下来，看着杯子上的水渍发呆。
那个年轻人还坐在吧台前，没有走。
“老板，”
年轻人说。
“那个人说的，是真的吗？”
老板没有回答。
他把杯子放下，拿起另一个，继续擦。
“老板？”
“是真的。”
老板说。
他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每一句都是真的。”
他把杯子放回架子上，转过身来，看着那个年轻人。
“我在南越的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在替谁打仗。但我们知道一件事——家里的人在挨冻。”
“我们在那里打仗，家里的人在挨冻。我们死了那么多人，家里的还人在挨冻。”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
“从来没有人问过一句。从来没有人。”
他低下头，把抹布扔进水槽里，水花溅出来，落在吧台上，他没有擦。
“今天有人问了。”
他转过身，背对着那个年轻人，站在吧台后面，肩膀微微起伏。
年轻人坐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了很久，他站起来，把酒钱放在吧台上，推开门，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