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席会议，全漂亮国有几千万人此刻正盯着电视机。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直播信号从国会山传出去，经过卫星，落进东西海岸的千家万户。
落进中西部小镇的酒吧。
落进底特律的工人社区。
落进波士顿码头的渔民工会。
在纽约，曼哈顿上西区的一间公寓里，一个刚下班的女教师站在客厅中间，手里还攥着从信箱里拿出来的电费单。
电费单上写着，下个月的电费要涨百分之四十。
她看着电视里那个穿西装的男人，听他问出那个问题。
“我们什么都有，但为什么连冬天取暖都保证不了？”
她把手里的电费单捏皱了。
在芝加哥，南区的一间小酒馆里，几个刚下班的工人围在吧台上方的电视机前。
酒馆老板是个越战老兵，左手少了两根手指，端着啤酒杯的时候要用掌心托着。
电视里那个人说“我们在乎越战，在乎了快二十年”，老板把酒杯往吧台上一顿，啤酒洒出来一半，没人擦。
旁边一个年轻人问他是哪年去的，他没回答，眼睛盯着屏幕，嘴唇抿成一条线。
在底特律，加布尔提到的那些工人，正挤在工会活动室里看电视。
一个穿着蓝色工装的黑人男人听到“底特律一个工人加不加得起油去上班”时，站起来对着电视机喊了一声“说得好”。
旁边的人拉他坐下，他不坐，就那么站着，把最后那段话听完。
听完之后他坐下了，两只手撑着膝盖，低着头，好半天没说话。
在印第安纳，那个陈时安提到的单亲母亲，此刻正坐在自家厨房的餐桌前。
她有三个孩子。
她坐在那里，面前摊着一堆账单。
暖气费、电费、煤气费、 房租。
她把电视打开想看看天气预报，正好看到这场会。
她听到“印第安纳一个单亲母亲冬天能不能烧上暖气”的时候，手里的账单掉在桌上，她捂住嘴，哭了出来。
在休斯顿，一个石油公司的工程师坐在自家客厅里，一边看一边摇头。
他知道陈时安说的那些话不全是事实。
联邦不是什么都没做，能源政策也没那么不堪。
但那个“我们不在乎”，他知道是对的。
不是不在乎能源，是不在乎人。
他在石油行业干了二十年，每一次开会、每一次做报告、每一次研究“能源战略”，从来没有人问过一句：
普通人的账单怎么办？
在旧金山，一群大学生挤在宿舍公共休息室里看电视。
一个学政治学的女生听到“我们在乎全世界，就是不在乎自己家门口的事”时，在本子上飞快地记下了这句话。
她旁边的男生说：“是陈？”
另一个男生说：“是的，宾州的陈时安州长，人民党的领袖。”
第一个男生，不再说话了，盯着屏幕看。
在亚特兰大，一个退休的老教师坐在自家门廊上，把收音机调到新闻台。
他眼睛不好，看不清电视，但听得很认真。
听到最后那几个字——“你们这些年，干了什么？”。
他把收音机的音量拧大了一格，靠在摇椅上，半天没动。
他想起六十年代，想起马丁，想起那些站在台上说话的人。
那时候也有人这样问过。
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游行队伍停下来了。
不是散了，是停了。
有人带着收音机，把声音开到最大，周围的人全都安静下来听。
听完之后，没有人喊口号，没有人举牌子。
人群就那么站着，安静了很长时间。
然后有人开始鼓掌。
不是那种示威的、有节奏的鼓掌，是那种看完了一场什么东西之后、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鼓掌的鼓掌。
国会山的会议还在继续。
陈时安没有坐下。
他站在那里，等厅里彻底安静下来。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比刚才更低。
“我算过一笔账。这几年，漂亮国对外的援助——超过上百亿美元。”
他顿了顿。
“够底特律的工人加多少年的油？够印第安纳的单亲母亲交多少年的暖气费？”
没有人回答。
“远的不说，就说最近的一次。今年7月，国会通过了对以色列的三亿五千万美元援助。”
“三亿五千万。然后这个月，我们又给以色列运了几万吨武器弹药。”
他的语速很慢，像在念一份账单。
“再然后——阿拉伯国家禁运了。油价翻了一倍。”
“底特律的工人加不起油了。波士顿的渔船出不了海了。”
“新罕布什尔的老人开始担心这个冬天会不会冻死了。”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联邦那排人的脸。
“所以流程是这样的。你们拿钱，买了武器，送给以色列。”
“以色列用这些武器打仗。阿拉伯国家掐断了石油。油价涨了。漂亮国人民要多付一倍的钱去加油、去取暖。”
他停顿了一下。
“然后你们坐在这里，告诉我们——‘正在研究’。”
厅里安静了一瞬。
有人动了一下，又停住了。
陈时安看着迪斯非尔德，又看着福莱德，最后看着总统。
“你们批三亿五千万给以色列的时候，有没有人问过一句——底特律的工人怎么办？”
没有人回答。
“你们给南越送武器的时候，有没有人问过一句——那些加不起柴油的农场主怎么办？”
没有人回答。
“你们在全世界开会、谈判、签协议的时候——有没有人问过一句：
印第安纳那个单亲母亲，她的孩子这个冬天会不会冻醒？”
没有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