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那天，陈浩的奶奶走出了巷子。
从床头到门口，她走了两个月。从门口到巷子口，她走了整个正月。每一步都是扶着墙挪的，左脚迈出去，右脚拖上来，停一停，再迈左脚。髋骨裂过的地方使不上劲，走路的时候身体往右边歪，像一棵被风吹了太久的树。
陈浩走在她左边，一只手托着她的胳膊肘，另一只手虚虚地护在她腰后面。他没用力，只是把手臂放在那里。老太太的身体往哪边歪，他的手就往哪边跟。跟得很紧，中间始终隔着一层棉袄的厚度。那层厚度是他量过的——太远了扶不住，太近了像是扶着，她不喜欢。他量了两个月，找到的那个刚刚好的距离。
孙小六走在他们后面。正月十五的城中村，到处挂着红灯笼。不是那种商店里卖的绒布灯笼，是各家自己糊的。红纸裁成长方形，围着灯泡糊一圈，底下缀一根红线。风一吹，红线就晃，把灯光晃成一片一片的红色碎影。巷子两边的窗户上都贴了窗花，有的是福字，有的是鲤鱼，有的是一个胖娃娃抱着一条大鱼。剪纸的刀口毛毛糙糙的，是手剪的。
老太太走到巷子口那棵槐树底下，停住了。
槐树的枝丫还是光秃秃的。但枝丫上的芽点比元旦的时候又大了一圈，褐色的鳞片被撑开了细细的缝，从缝里能看见里面嫩绿色的芽尖。芽尖上挂着一层绒毛，在正月十五的光线里泛着淡淡的银色。老太太扶着树干站住，把陈浩的手从胳膊肘上拿开。她自己站着。身体还是往右边歪，但她自己站着。
她抬起头看着槐树的枝丫。那层白翳后面的眼睛睁着。看了很久。
“这棵树，是我跟你爷爷结婚那年种的。”
她的手放在树干上。树皮很粗糙，一块一块地皴着，像蒋师傅冬天裂开的皴口。她的手在树皮上慢慢移动，摸过那些凸起的树瘤，摸过那些凹陷的裂缝，摸过钉在树干上的一块蓝色门牌号——十八号。
“那时候巷子还没名字。门牌号是居委会发的，发到我们家是十八号。你爷爷说，十八号好，是要发的意思。”
她的手停在门牌号上。门牌号是铁皮的，蓝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锈红色的铁皮。钉子也锈了，在铁皮边缘洇出一圈暗红色的锈迹，顺着树皮的纹路往下淌，淌成一道长长的、干涸了的痕迹。
“树种下去的时候，才拇指粗。挖坑挖到一半，挖不动了，底下是碎砖烂瓦。你爷爷借了根钢钎，一下一下地撬。撬了一下午，撬出一个坑。把树苗放进去，培上土，浇了水。他说，这棵树要是活了，咱们就在这儿扎根。”
她的手从门牌号上移开，拍了拍树干。
“活了。”
她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沙沙的，像老孙头的铜铃铛被捂住了。她拍树干的手势，跟她拍陈浩的手势一样——不轻不重，拍两下，停住。像在确认什么东西还在。
林宇从巷子另一头跑过来，手里举着三根糖葫芦。糖葫芦是他妈自己做的，山楂是菜市场快收摊时论堆卖的，个不大，有的还带着虫眼。糖浆是用白糖熬的，火候没掌握好，熬过了头，颜色发深，苦味比甜味重。但山楂裹了那层熬过头的糖浆，在正月十五的太阳底下亮晶晶的，像三串穿在竹签上的琥珀。
他把糖葫芦分给陈浩和孙小六。陈浩接过去，咬了一口。山楂的酸和糖浆的苦混在一起，他的腮帮子抽了一下，然后继续嚼，咽下去了。
“苦的。”他说。
“我妈熬糖的时候接了个电话，聊忘了。”林宇咬了一口自己的那串，酸得眯起眼睛。“还行，能吃。”
老太太伸出手。陈浩把糖葫芦递到她嘴边，她咬了一小口。山楂的汁水从嘴角流下来，她用袖子擦了。嚼了几下，咽下去。
“酸。”她说。然后她又咬了一口。
四个人站在槐树底下吃糖葫芦。山楂的酸味和糖浆的苦味在嘴里化开，被正月十五的风一吹，变成了另一种味道。巷子里有人端着碗出来倒水，看见老太太站在槐树底下，碗停在半空中。
“陈奶奶，您能走了？”
老太太冲那人点了点头。那人把碗放在窗台上，走过来，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然后又来了一个人。又来了一个。都是这条巷子里的邻居。他们围在槐树底下，跟老太太说话。有人说她气色好了，有人说她瘦了，有人说开春了就好了。老太太听着，偶尔点一下头。她的手始终放在树干上，没有拿开。
孙小六退到人群外面。他看着老太太被邻居们围在中间，身体往右边歪着，手扶着树干。阳光从槐树枝丫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她脸上，把那些皱纹照得很深。她笑着，嘴角往两边弯，眼角也往两边弯。和照片上那个穿碎花衣裳的年轻女人一样的笑法。
他想起元旦那天晚上，蒋师傅把相框放在床头柜上，和老太太的照片并排。他想起蒋师傅说，“找到以后，我不知道放哪儿。放在哪儿，都像是不动了。”后来他放在铁皮箱子里，每天拿进拿出。
老太太在槐树底下站了半个小时。邻居们渐渐散了。她把手从树干上拿开，转过身，扶着陈浩的胳膊，往回走。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她停下来。
“小六。”
“嗯。”
“你替我去看看蒋师傅。今天是正月十五。”
孙小六看着她。
“跟他说，槐树的芽子鼓了。”
孙小六走到修鞋摊的时候，蒋师傅正在修一只童鞋。
童鞋很小，比他的手掌还小。是一双红色的女童皮鞋，鞋面上绣着一只蝴蝶。蝴蝶的翅膀是用金线绣的，金线磨断了，翅膀耷拉下来一半。蒋师傅用一根比平时细得多的针，把断了的金线一针一针接回去。他的手指很粗，捏着那根细针，像捏着一根头发。针从蝴蝶翅膀的边缘穿过去，从另一面穿回来，金线跟着走。断口接上了，他用锥子尖把接头塞进绣花的纹路里，用手指摸了摸。摸不到接头，只摸到蝴蝶完整的翅膀。
他把童鞋翻过来。鞋底磨穿了，露出里面薄薄一层纸壳。纸壳上印着字——“合格证”。他把纸壳揭下来，用刷子把鞋底刷干净。然后从铁皮箱子里找出一块小皮子，比着鞋底的大小剪了一圈。皮子是红色的，和鞋面不一样的红。鞋面是正红，皮子是暗红。他把皮子垫进鞋底里，用胶粘住，然后开始缝。
“谁的鞋？”孙小六在塑料桶上坐下来。
“巷子口卖菜那家的。她闺女过年穿新鞋，舍不得穿，等到正月十五才上脚。穿了三天，鞋底磨穿了。”蒋师傅把针从鞋底扎进去。“小孩走路，费鞋。脚尖踢着地走，鞋头先磨破。鞋头破了补鞋头，鞋底穿了换鞋底。”
他的针脚很密，比缝大人鞋的时候密得多。针脚沿着鞋底边缘排过去，每一针之间的间距几乎一样，像一行用圆规量过的小字。
“你缝得比平时密。”孙小六说。
“小孩的鞋，得缝密。她跑的时候，跳的时候，踢石子的时候，鞋底都吃着力。针脚稀了，线先断。线一断，鞋底就张嘴。”蒋师傅拉紧线。“鞋底张嘴了，她就得拖着鞋走。拖着走，鞋帮就歪。鞋帮歪了，脚就歪。脚歪了，走一辈子都歪。”
他把童鞋缝完，放在铁皮箱子上。鞋头朝外，鞋跟朝里。红色的童鞋摆在那些大人鞋中间，像一群大人中间站着一个小孩。
孙小六把陈浩奶奶的话带到。“蒋师傅，陈奶奶说，槐树的芽子鼓了。”
蒋师傅的手停在搪瓷杯上。他没有端起来喝。手就那么在杯子上停着。过了一会儿，他把杯子端起来，喝了一口。茶是凉的。他咽下去。
“鼓了就鼓了。春天了，芽子该鼓。”
他把搪瓷杯放下，站起来，走到门洞里。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那个相框。相框里的年轻女人和年轻男人站在槐树底下，槐树很细，枝丫上挂着几片叶子。他把相框放在铁皮箱子上，和那只红色童鞋并排。
“正月十五，该吃元宵。”他说。然后他弯下腰，从炭炉旁边摸出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一袋元宵，超市买的那种速冻的，塑料袋上印着白色的元宵和一碗热气腾腾的汤。袋子被炭炉的热气烘了一上午，元宵化了，粘成一坨。
他把袋子举到眼前看了看。“化了。”
他把袋子放在铁皮箱子上。元宵在袋子里粘成一团白色的块状物，能看出一个一个元宵挤在一起的轮廓。他看了一会儿那团粘在一起的元宵，然后拿起搪瓷杯。
“化了也是元宵。”他把搪瓷杯里的凉茶倒掉，把元宵袋子撕开一个角，把化了的那团元宵挤进搪瓷杯里。白色的糯米团子挤出来，落在搪瓷杯里，发出黏稠的、软软的声音。他把搪瓷杯坐在炭炉上，用火钳拨了拨炭。炭火舔着杯底，搪瓷杯里的元宵慢慢变软，变热，边缘开始冒细小的气泡。
孙小六看着他。蒋师傅做这些事的时候，动作跟修鞋一样——不快，但是稳。把元宵挤进搪瓷杯里，就像把胶水涂在接缝上。把搪瓷杯坐在炭炉上，就像把鞋放在膝盖上。每件事都有它该在的位置，该用的力道，该等的火候。
元宵热好了。蒋师傅用搪瓷杯的盖子当勺子，舀了一团，吹了吹，塞进嘴里。嚼了。芝麻馅的，黑色的芝麻馅从糯米皮里流出来，沾在他嘴角。
“甜。”他说。把搪瓷杯递给孙小六。
孙小六接过杯子。杯身被炭火烤热了，捧在手里烫烫的。他用盖子舀了一团元宵。糯米皮被烤得有点焦，咬开的时候带着一股炭火的味道。芝麻馅流出来，烫得他舌尖一缩。甜。不是糖精的甜，是芝麻炒熟以后磨碎了拌上白糖的那种甜。甜得很厚，很慢，从舌尖一直铺到喉咙里。
两个人坐在遮阳伞底下，用搪瓷杯的盖子轮着舀元宵吃。巷子里的风把遮阳伞吹得鼓起来，伞骨那根弯掉的部分咯吱咯吱响。铁皮箱子上，那只红色童鞋和蒋师傅的相框并排放着。相框里的年轻女人在槐树底下笑着。童鞋上的蝴蝶翅膀接好了，金线在正月十五的光线里闪了一下。
孙小六嚼着元宵，想起老太太说的那句话——“槐树的芽子鼓了。”蒋师傅说，春天了，芽子该鼓。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跟说“胶干了”“线歪了”是一样的。但他把相框拿出来，放在铁皮箱子上。他记得那棵槐树。他记得槐树很细的时候，枝丫上只挂着几片叶子的时候。他记得照片里那个年轻女人，穿着碎花衣裳，在槐树底下笑着。
孙小六把搪瓷杯里最后一口元宵舀起来。杯底只剩一层化了白糖水，和几粒芝麻。他把糖水喝干净，芝麻粒粘在舌头上，他用舌尖一粒一粒地找，一粒一粒地嚼碎。
他把搪瓷杯放在铁皮箱子上，挨着蒋师傅的相框。
“蒋师傅，你后来回去看过那棵槐树吗。”
蒋师傅把炭炉里的灰拨了拨。没有回答。炭夹在手里停着。过了一会儿，他把炭夹放下，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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搪瓷杯。杯子空了。他把杯子翻过来，看了看杯底。杯底被炭火熏黑了，熏出一个圆圆的、黑黑的印子。他把杯子正过来，放在膝盖上。
“看过。怎么没看过。”他的声音很低。“每年正月十五都去看。站在巷子口，隔着那条马路，看一会儿。”
他把搪瓷杯放下。
“她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去看过。树长粗了，门牌号钉在树干上，被树皮包住了一半。我在树底下站了一会儿，不知道站那儿干什么。后来就走了。”
他把相框拿起来，用袖子擦了擦玻璃面。那道透明胶布贴着的裂纹。
“后来每年正月十五都去。站在马路对面看。看一会儿，就走。”
他没有说为什么站在马路对面，为什么不过去。孙小六也没有问。他想起蒋师傅说过的话——你爸心里有事，会蹲在巷子口那棵槐树底下，站一会儿就走。原来站在槐树底下的人，不止他爸一个。
正月十五的太阳往西斜了。巷子里的红灯笼亮起来，一盏一盏的，从巷子口亮到巷子尾。红光落在遮阳伞上，把红色的伞面照得更红。蒋师傅站起来，把遮阳伞收拢。铁皮箱子盖上。炭炉搬进门洞里。做完这些，他站在门洞前面，看着巷子里的红灯笼。
“你回去吧。今天正月十五，家里该吃饭了。”
孙小六往回走的时候，巷子里到处都是煮元宵的味道。芝麻馅的，花生馅的，豆沙馅的。每一家的味道从窗户里飘出来，在巷子里混在一起。他走过的时候，这些味道一层一层地裹上来。先是芝麻的香，然后是花生的浓，然后是豆沙的甜。他在这条巷子里走了四个月了，第一次闻到这么多家的味道。
路过陈浩家楼下的时候，他抬头看了一眼。三楼的窗户开着，里面亮着灯。陈浩的剪影在窗边，正把一碗元宵端到老太太床前。老太太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接住碗。碗在她手里晃了一下，陈浩的手跟上去，扶住碗底。两个人的手在碗上叠了一瞬。然后老太太把碗端稳了，陈浩的手退开。但没退远，就放在碗旁边，等着。
孙小六继续走。走到自己家楼下的时候，他看见阳台上挂出了一盏红灯笼。不是买的，是李婉自己做的。红纸糊的，糊得不太圆，一边鼓一边瘪。里面放了一颗灯泡，灯泡的光从红纸里透出来，把整个阳台照成一种温吞的红色。绿萝摆在灯笼下面，叶子被红光染了，绿里透红，像秋天最后一片叶子。
他上楼。家门开着。李婉站在灶台前面煮元宵。锅里水开了，白色的元宵在沸水里翻滚着。她用漏勺推着，推得很慢。孙志远站在她旁边，手里端着一摞碗。碗是搬家时带过来的，瓷的，碗沿上有一个豁口。他把碗一个一个摆在灶台上。四个碗。他摆到第四个的时候停了一下。
“多摆了一个。”李婉说。
“万一陈浩来呢。”孙志远没把那个碗收回去。他把四个碗摆齐，碗与碗之间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
孙小六站在门口，看着灶台上那四个碗。他想起蒋师傅铁皮箱子上那排修好的鞋，鞋头朝外，鞋跟朝里。他爸摆碗的样子，和蒋师傅摆鞋的样子，是一样的。
“回来了？”李婉回过头，“去洗手。元宵好了。”
元宵端上来的时候，孙志远把四个碗都盛满了。多的那碗放在桌子角上，挨着孙小六的碗。白色的元宵在碗里挤着，像蒋师傅搪瓷杯里化了又热好的那团。孙小六舀起一个，咬开。黑芝麻馅的。馅里拌了猪油，咬开的时候油和糖一起流出来，烫嘴，甜得发腻。他吹了吹，把整个元宵塞进嘴里。
门响了。陈浩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元宵。
“我奶让端过来的。花生馅的。”
他把碗放在桌子上。孙志远看了看李婉，李婉看了看桌子上那碗多出来的元宵，笑了一下。她把那碗元宵端起来，放进厨房里。“留着明天吃。”她把陈浩端来的那碗花生馅元宵放在桌子中间。“坐下，一起吃。”
陈浩坐下来。桌子围了四个人。孙志远，李婉，孙小六，陈浩。四个人围着茶几，茶几上放着三碗黑芝麻元宵，一碗花生元宵。花生元宵的馅里拌了花生碎，嚼起来咯吱咯吱的，像陈浩奶奶蒸的馒头里的糖粒子。
孙志远吃着元宵，忽然放下碗。
“仓库那个流程建议，经理看了。”他顿了顿。“他说下个月，让我管一个小组。”
李婉的筷子停在半空中。她看着孙志远。看了很久。然后把筷子放下来。
“管几个人？”
“四个。”
“管的人叫你什么？”
“孙组长。”
李婉把这三个字念了一遍。念得很慢，像是在试一双新鞋，看合不合脚。“孙组长。”她又念了一遍。然后她端起碗，继续吃元宵。吃了一口，嚼了嚼。嘴角往上弯了一下。不是笑，是弯了一下。像绿萝长出新叶子的时候，叶尖从卷着到展开的那一下。
陈浩吃着花生元宵，没有说话。但他吃东西的速度慢下来了。以前他在孙小六家吃饭，吃得很快，几口扒完。今天他吃得很慢，像是在数碗里有多少个元宵。
孙小六把碗里最后一个黑芝麻元宵吃完。芝麻馅沾在碗壁上，他用勺子刮下来，刮得很干净。他把碗放下。
窗外，正月十五的月亮升起来了。城中村的月亮，被电线和晾衣绳切成一块一块的，每一块都亮着。红灯笼在巷子里晃了一整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