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间，纽约的春天就快过完了，校园里的橡树花早已落尽，只剩下浓郁的绿。
狄奥多关掉文档，把手边的书整理整齐。屏幕右下角的光标突然闪烁起来，提醒他收到了新邮件。
狄奥多把书推进架子内侧，点开邮件。
[狄奥多，
布歇尔的辩护律师已于上周正式向纽约州最高法院上诉部门提交了被告的精神鉴定报告，主张其在作案时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鉴于此案涉及多名未成年受害者，且你作为关键证人曾直接与被告对峙，我认为你有权知晓最新进展。附档为报告摘要，如需全文可另行申请查阅。如果你还有任何疑问，随时联系我。
——瓦伦丁·凡·丹顿]
狄奥多把邮件读了两遍。
丹顿律师是他信任的人。他也明白那句“随时联系我”的份量。两年前，狄奥多会选择这样一位离开校园才三四年的律师，就是因为他坦诚而坚定的态度：
-“你的案子很有挑战性，而我恰恰也有跟凶手耗上几年的耐心——啊，您了解过这种案件的审理周期吗？”
-“……当然。我很欣赏您的自信，丹顿律师。”
-“我也很感激您对我职业的尊重，克罗夫特先生。”丹顿笑眯眯地，“大多数客户看到我这样一位年轻的女性律师，会先想到律政俏佳人这部电视剧。”
-狄奥多直视着女人的眼睛，笑了，“我为他们感到遗憾。”
狄奥多无意识地把手机屏幕摁亮又熄灭。桌角那两只新捏的橡皮泥小猫，不知不觉就耗掉了他一下午备好的全部用量。手中空空的他只好去磋磨自己的手机。
室友穿好了外套，喊了狄奥多两声，问他要不要帮忙从沃尔玛超市带东西。狄奥多闻声把椅子往后一滑，笑着摆了摆手。
然后他重新回到电脑屏幕前，点开那份附档。
报告摘要写得很官方，用词谨慎，但核心意思很清楚：
布歇尔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作案时处于妄想状态，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报告里引用了几个专家的名字，狄奥多不认识。报告里还提到了布歇尔的童年创伤、家庭背景——这些狄奥多也不关心。
狄奥多不关心布歇尔的睡前故事——他在塞伦山上的样子分明得意又恶毒，神志清醒身体正常，没有任何一处像一个创伤受害者。狄奥多用回忆把他分析了千百遍，很确定自己的判断没有错，更确定布歇尔只是在狡辩。
所以狄奥多不关心他。狄奥多关心的是另一群人。
其他幸存者。
丹尼尔还在复健，凯伦还在定期看诊。他们好不容易从那个案子之后的生活里喘过气来，现在他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吗？告诉他们，那个差点杀了他们的人正在试图用“精神病”的借口逃出监狱？
狄奥多面色凝重地打开了邮件的编辑页，又再敲下问候语的时候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松开了紧皱的眉头。
他先给塞塔娜医生写了一封简短的邮件，询问凯伦最近的情况。没有提布歇尔的事，只是问她的康复进度、情绪状态、以及她现在能够承受外界的压力到什么程度了。写完之后狄奥多又读了一遍，删掉了最后那句，只留下了前三行。
狄奥多把光标在发送键上悬停了一会儿，又加上了一句下周末见的问候，然后才点击发送。
然后他又打开和丹尼尔的聊天窗口。上面的内容还停留在丹尼尔上周给他发的一张康复中心的照片，配文是“终于能自己走到食堂了”。狄奥多回了句“太棒了，可以找你约饭了”，丹尼尔给他回复了一个大笑的表情。
狄奥多想了想，还是关掉了聊天窗口。
先等等。等塞塔娜医生的回复，等他自己想清楚该怎么开口。
---
斯特林把手机摔在办公桌上，屏幕朝下，发出一声闷响。
“疯子。”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个词。
凯莱布·布朗从自己的工位上探出头来，手里还捏着一杯没喝完的咖啡。“怎么了？”
斯特林没立即回答。他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眉心，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来。桌上的文件散成一堆，最上面那本是精神鉴定报告的副本，封面被摔下去的手机压出了一个折角。
“那封恐吓信。”斯特林终于开口，声音有点哑，“写给那个证人学生的。你也看到了吧？四月十二日的纽约邮报上。”
凯莱布点点头。那封信的事在这个办公室里不是秘密——布歇尔的支持者给当年案子里一个幸存的高中生写了威胁信，形式太极端，差点被当成独立刑事案件调查。
“那小子把信交给了检方。虽然检方告诉我是警方送检，但傻子才信！”斯特林顿了顿，平复了一下心情，“现在检方拿这个做文章，说布歇尔的支持者干扰证人、影响司法公正。但我居然才知道这件事。”他顿了顿，语气更愤怒了，“而这半个月里居然没有任何人通知我这件事！他们根本就不把我们这些公益律师放在眼里。”
凯莱布没被他的咆哮吓到，走过来，在斯特林对面的椅子上坐下。男人的咖啡杯被搁在扶手上，冒着细细的热气。
“你当时在忙精神鉴定的材料，”他说，语气平缓，像在陈述事实，“就算检方通知你，你也做不了什么。再说了，那是粉丝的独立行为，又不是布歇尔指使的，在法庭上什么都影响不了。”
“我知道。”斯特林回的飞快。但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一点“知道”该有的放松，反倒写满了烦躁。
凯莱布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他们从实习期就认识了，他了解斯特林。这个人很好看懂，法庭上辩论技艺高超，同时也不是一个会轻易被外界舆论影响的人。能让斯特林发火的，通常只有一件事——
斯特林讨厌“背叛”。
“布歇尔知道这件事吗？”凯莱布眯了眯眼睛。
斯特林沉默了几秒，然后拿起桌上的手机，翻出一条通话记录，把屏幕转向凯莱布。
“他‘不知道’。”斯特林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嘲讽，“他说他完全不认识写那封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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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者的行为他无法控制，他对此感到遗憾。”
斯特林嗤笑两声：“他说的当然是真话，毕竟在监狱里他能控制得了谁？可他的语气居然带着得意？这个**！”
凯莱布没说话，只是看了一眼屏幕上的通话时长——四十七分钟。然后他把咖啡杯端起来，喝了一口。
“你觉得他遗憾吗？”斯特林用疑问句的格式说了句否定句。
凯莱布明白他完全是在明知故问：“你觉得呢？”
斯特林没有回答。他靠在椅背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的低频嗡嗡声和走廊里偶尔经过的脚步声。手上没案子的律师都早早下班回家了，大概这样凯莱布这样勤学的人才会看案卷看到这个点。斯特林一直很佩服他这一点。
“我总觉得，”斯特林慢慢地说，话音里带上了无奈，“他在电话那头是笑着的。”
布朗放下了咖啡杯。
“你没有证据。”他悠悠地开口。这不是质问，当然也不是反驳，而是一个提醒。对律师而言，“没有证据”这四个字是职业本能。而且，律师还有另一项更重要的准则——
“我知道。而且律师必须相信委托人。”斯特林说。
是的，他当然相信布歇尔。
斯特林低下头，把桌上那本精神鉴定报告的封面抚平，拇指在折角上反复压了几下，直到纸面重新变得平整。“我知道。”
凯莱布看着他，过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斯特林的椅子旁边，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现在做的是正确的事。”布朗说，“不管布歇尔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他内心怎么想——你是在用法律程序为他辩护。这不是因为他值得，而是因为正义本身值得。”
斯特林没动。
“而且，”布朗的声音放轻了一些，“你是律师，不是法官。他的内心归他，你的职责归你。”
斯特林终于抬起头，看了布朗一眼。他脸上那种烦躁的表情还没完全褪去，但多了一点别的东西——是一种疲惫的、勉强的接受。
“你说得对。”斯特林拿起自己的茶杯，发现里面的速溶咖啡已经凉了，又放下了。“我只是……有时候会想，如果他在电话里直接承认‘太好了我就是在幸灾乐祸’，我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凯莱布不介意做一下捧哏。
斯特林想了想，嘴角动了一下，像是要笑，但没笑出来。“不知道，”他说，“大概还是会继续做这个案子。”
凯莱布点了点头。他没说“那就别想了”，也没说“你是个好人”，只是重新坐回自己的工位，打开了电脑，屏幕的蓝光映在他脸上，表情平静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办公室里又安静下来。斯特林把手机翻过来，屏幕朝上，看了一眼时间。七点二十三分。窗外，波士顿的天阴了一层薄薄的云，光线早已暗下去了，霓虹灯映照下的天空像是要下雨。
他把精神鉴定报告收进文件袋，拉好拉链，放回抽屉里。
然后继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