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联号商社总号。
苏檀儿收到临安那边的信时，正在算账。算盘珠子在她手指底下噼里啪啦地跳，比平时跳得快，也跳得急。账房先生在旁边站着，大气都不敢出——他认得那个送信的信使，是临安分号的人，跑得马都累吐了，人一下来就瘫在地上，话都说不利索。
信上说，临安的铺子被封了三家，被抓了二十三个伙计。秦桧那边咬死了“通敌”的罪名，说是联号商社给金人送铁送粮，证据确凿。信的最后是周甫的字迹，写得很潦草：“东家，这次事情不小，秦桧是动真格的。请东家早做打算。”
苏檀儿看完，面无表情。她把信放在一边，信纸正面朝下，砚台压住一角。然后她拿起算盘，继续打。账房先生看着她，那手指头在算盘上飞，一下都没停，跟刚才看信之前一模一样。
“东家，临安那边……”账房先生小心翼翼地问，声音轻得像踩在薄冰上。
“知道了。”苏檀儿头都没抬，手指还在拨珠子。
“咱们要不要——”
“要。”苏檀儿抬起头，眼睛亮得不像一个刚收到坏消息的人，“你去找刘主簿，让他写状子。告秦桧的人诬陷，告他们滥用职权，告他们私设公堂。把罪名写全了，一条都别漏。”
账房先生愣了一下，嘴张着，半天没合上：“告秦桧？”
“怎么，不能告？”苏檀儿看着他，那目光不重，但账房先生觉得后背有点凉。
“不是不能，是……”账房先生咽了口唾沫，“那是秦相爷啊。当朝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咱们告他，不是鸡蛋碰石头吗？”
苏檀儿笑了。那笑容不大，但很冷。
“秦相爷怎么了？大宋有法，他还能把法吃了不成？他是宰相，不是皇帝。大理寺、刑部、御史台，那些衙门是吃干饭的？告不告得赢是一回事，告不告是另一回事。告了，他不一定有事；不告，他以为咱们怕了。”
账房先生不敢说话了，缩了缩脖子，转身去找人。
苏檀儿站起身，走到窗前。成都的街道上人来人往，挑担的、推车的、牵骆驼的，热闹得很。阳光照在她脸上，把她的轮廓映得很清晰——瘦了，颧骨比几个月前高了，但眼睛还是亮的。她一只手扶着窗框，另一只手不自觉地抚着微微隆起的小腹——四个多月了，已经开始显怀，腰身粗了一圈，以前的褙子都系不上了。
“周掌柜。”她朝门外喊。
周甫从外面进来，脚步很快，手里还拿着个算盘——他刚才也在算账。他穿着一件半旧的绸衫，肚子比苏檀儿还大，走路的时候一颠一颠的。
“东家。”
“你去趟临安。”苏檀儿转过身，语气不紧不慢，像是在交代一桩普通买卖，“带足了银子，从联号公账上支，不够的话从我私账上补。到了临安，把各路的关系都走一遍——大理寺、刑部、御史台，能走通的都走通。别心疼钱，该花的花，不该花的不花。告诉他们，联号商社愿意出钱，只要人放出来，官司撤了，什么都好商量。但别让人觉得咱们心虚，是求着他们办事。”
周甫点头，掏出一个小本子开始记，嘴里念念有词。
“还有。”苏檀儿继续说，声音压低了一些，“临安城里那些说书先生、茶楼酒肆，也去打点打点。让他们传几句话——‘金人畏飞如虎，故必欲杀之’。还有下一句，‘杀飞，则和议成，而国危矣’。传得越广越好，越多人知道越好。别让人知道是谁让传的。”
周甫记完了，抬起头，眼睛亮得跟点了灯似的。
“东家这招高啊。这是要把事情闹大，闹得满城风雨，让秦桧没法一手遮天。”
苏檀儿摇头。她抚着肚子，在屋里慢慢走了两步，腰有点酸，她撑着后腰。
“高什么高。能救人就行。二十三个伙计，二十三个家，不能让人家替咱们蹲大牢。”
十月中旬，临安城里开始流传一些话。不是悄悄传，是大张旗鼓地传，茶楼酒肆、街头巷尾，到处都有人在说。
茶楼里，说书先生一拍醒木，啪的一声脆响，满堂安静。“话说那金兀术，被岳帅打得抱头鼠窜，连铁浮屠都被打没了，三千铁骑全军覆没。金兀术逃回汴京之后，第一句话是什么？你们猜猜？”
台下有人接茬，是个常来喝茶的老头，嗓门大得很：“什么？”
说书先生压低声音，凑近了些，像是在说一个天大的秘密：“他说——岳飞不死，我大金不安！”
台下哗然，茶碗差点没端住，有人拍桌子，有人喊好，有人交头接耳。
“所以金人那边放出话来，必杀飞，始可和！不杀岳飞，就不和谈！”
“杀飞才能和？那不是自己砍自己的手吗？”
“那可不？岳帅打得他们疼了，打得他们怕了，他们才非要杀他！岳帅要是打了败仗，他们还用得着费这个劲？他们是想借咱们自己的刀，杀咱们自己的将军！”
酒肆里，几个书生凑在一起喝酒。有人喝得脸红脖子粗，把酒碗往桌上一顿，声音大得半条街都能听见。
“你们听说了吗？金人那边开出和议的条件了——要议和，先杀岳飞。”
“杀飞才能和？那和了之后呢？”
“和了之后？金人那边可就高枕无忧了。岳飞一死，谁还能打他们？韩世忠老了，刘锜兵少，西边那个高尧康——嘿，朝廷正猜忌他呢。”
“那朝廷要是真杀了岳飞，岂不是亲手把大宋的江山送给金人？”
“嘘——！别说了！这话传出去，你要掉脑袋的！”
秦桧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这些话像长了腿一样，从茶楼跑到酒肆，从酒肆跑到街头，从街头跑到巷尾，三天之内传遍了整个临安城。
他站在书房里，脸色铁青，铁青得像一块生了锈的铁。手撑在案上，撑得指节泛白。
“谁传的？”他的声音不大，但那股子冷劲儿，让手下的人腿都软了。
手下低着头，不敢看他，声音小得像蚊子叫：“查不出来。到处都是，茶楼、酒肆、集市、码头，连城外的军营里都在传，像是……像是有人故意放的。一夜间冒出来的，根本找不到源头。”
秦桧咬着牙，牙齿咬得咯吱响。高尧康。一定是高尧康。除了他，没人有这个胆子，也没人有这个能耐。他在川陕，手伸不到临安来，但他的银子能。联号商社那帮人，银子多得能修一条从临安到成都的路。
“去查。”他说，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查出来，一个个给我抓起来。不管是说书先生还是茶楼老板，不管是谁，抓了再说。”
“是。”手下退出去，脚步轻得像猫，生怕发出一点声音。
秦桧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夜色。临安的夜很安静，远处有几盏灯笼在晃，那是更夫在打更。他忽然想起赵福金那天去秦府的事。那个女人，挺着那么大的肚子，还敢上门来讨说法，站在他夫人面前，一步都不退。她男人在川陕打仗，她在临安周旋。这一家子，都是硬骨头。可硬骨头又怎样？骨头再硬，能硬得过刀？
他冷笑一声，转身走回案前。拿起笔，蘸了墨，在一份文书上写了一行字，字迹很重，像是要把纸戳穿——“联号商社，通敌资贼，证据确凿，请旨严查。”
写完了，他把笔放下，搁在笔架上。窗外，夜色正浓。
高尧康收到赵福金的信时，已经是十月底了。信是八百里加急送来的，信封皱巴巴的，边角磨烂了，显然在路上走了很久。他把信拆开，信纸有好几页，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是赵福金的笔迹，一笔一划，整整齐齐，跟她这个人一样。
他看完信，沉默了很久。信上说，铺子的事还没解决，人还没放出来。秦桧那边咬得很死，说通敌的罪名是板上钉钉的事，轻易翻不了。她在临安跑了好几个衙门，见了好几个官员，腿都跑肿了。肚子越来越大，走路越来越慢，但她不能停，停下来人就更出不来了。最后她说，别担心她，她扛得住。
高尧康把信放在案上，手下意识地攥紧了，攥得信纸都皱了。
杨蓁在旁边，看着他的脸色从平静变成阴沉，从阴沉变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她小心翼翼地问：“侯爷，信上说什么？”
高尧康把信递给她。杨蓁接过，看完，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
“她一个人在那儿……挺着那么大的肚子，跟那些人周旋……秦桧那老东西，万一要是对她不利……”
高尧康站起身，走到窗前。外面，天色阴沉，乌云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又下不来的那种闷。他的手扶着窗框，站了好一会儿。
“杨蓁。”
“嗯？”
“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欠她们的？”他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杨蓁愣了一下。
“苏檀儿，跟着我从真定跑到川蜀，吃了多少苦，从来没抱怨过。从真定到汴梁，从汴梁到重庆，从重庆到成都，联号的铺子一家一家开起来，她一个人扛着。现在怀着孩子，还在成都坐镇，管着那么大摊子，一天都没歇过。”
他顿了顿。
“柔嘉，堂堂帝姬，天家贵女，本应在宫里享福。跟着我，什么都没要，什么都不要。怀着孩子，跑到临安去跟秦桧那狗贼的婆娘打交道。为了什么？就为了救几个被冤枉的伙计。那几个伙计跟她有什么关系？她连面都没见过。”
杨蓁走到他身边，在他身后站了一会儿。然后她伸出手，从后面轻轻抱住他，脸贴着他的后背。
“你不欠她们的。”她说，声音闷闷的，“她们做这些，是因为她们愿意。不是因为你欠她们什么，是因为她们想帮你。”
高尧康转头看她。杨蓁的脸贴着他后背，只露出半边脸，鼻梁高高的，睫毛很长。
“就像我。”杨蓁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跟着你打仗，出生入死，也是因为我愿意。不是因为你是侯爷，不是因为你能打，是因为你是你。”
高尧康看着她，忽然笑了。那笑容不大，但很真，眼角的褶子都出来了。
“你什么时候学会说这种话了？以前不是只会说‘是’、‘不是’、‘我去杀了他’吗？”
杨蓁脸一红，像是被人揭了老底。她别过头去，耳朵尖都红了。
“不会说也得说。”她闷闷地说，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总不能让你一个人扛着。你们都那么会说，就我不会说，显得我跟你不是一条心似的。”
高尧康伸手，把她揽进怀里。她的身子很硬，甲胄没卸，硌得他胸口疼，但他没松手。
“杨蓁。”
“嗯？”
“等这事完了，咱们好好过几天安生日子。不打仗，不议事，不看地图。就在院子里坐着，晒太阳，喝茶，看继志跟狗打架。”
杨蓁把脸埋在他胸口，没说话。但她的手臂，把他抱得更紧了，像是怕他跑了似的。
十一月初，临安。周甫到了临安之后，马不停蹄地跑起来。他住进联号商社在临安城东的一处小院，天不亮就出门，天黑透了才回来，饭都在路上啃干粮。
银子像流水一样花出去，花得他心口疼。大理寺的刘主事，收了五百两，笑眯眯地说“好说好说”，答应帮忙递话，但周甫知道，他那句“好说”值多少钱。刑部的王郎中，收了八百两，答应压一压案子，但他说得很清楚——只能压，不能撤，撤不撤得掉得上面说了算。御史台的李御史，收了一千两，满口答应“先看看”，但周甫一看他那眼神就知道，这一千两大概率是白花了。
周甫一边送银子，一边在心里骂娘。这帮人，收钱的时候一个比一个爽快，手伸得一个比一个长；办事的时候一个比一个磨叽，嘴上一个比一个滑溜。可他还是得送。不送，那些人就出不来。二十三个伙计，二十三个家，老婆孩子等着他们回去过年。
那天傍晚，他刚从大理寺出来，天已经快黑了，街上的人稀稀拉拉的。他低着头往住的地方走，心里正在盘算今晚得写几封信，就被人拦住了。
“周掌柜？”
周甫抬头一看，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穿着普通，灰布袍子，头上扎着巾，看着跟街上的行人没什么两样。但周甫做了一辈子生意，看人准得很——这人的眼睛不对，太亮了，亮得不像个平头百姓。
“你是？”周甫的手不自觉地往袖子里缩了缩。
“我姓张，是张浚张枢密的人。张枢密让我来带句话。”年轻人压低声音，凑近了些，近得周甫能闻见他身上的皂角味，“联号商社的事，他知道了。但他现在不便出面，让周掌柜见谅。秦桧那边盯他盯得紧，他说什么都会被拿来做文章。”
周甫心里一动。张浚知道了。不便出面。那就是——站在他们这边，但不能公开站。这跟他自己猜的差不多。张浚那人，骨头是硬的，但不傻。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出头，什么时候该缩着。
“替我谢谢张枢密。”周甫拱了拱手，“告诉他，联号商社的事，我们自己想办法。他的心意，我们领了。”
年轻人点点头，转身消失在人群里，像一滴水融进了河里。
周甫站在原地，看着那人消失的方向，站了好一会儿。街上的风吹过来，凉飕飕的，他把领口拢了拢。然后他深吸一口气，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心思压下去，大步往回走。
晚上还要写三封信，明天还要去见一个工部的员外郎，后天还要去求见一个侍郎。银子还得继续花，腿还得继续跑。
但至少，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跑。有人在暗处看着，有人站在他们这边。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