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找到的？”
“档案室最里面的架子，一个写着‘杂物’的纸箱里。本子夹在一本一九零三年的账簿里。”
诺曼翻开笔记本。
第一页写着一个日期——“一九零三年十一月”。
下面是一段很长的文字，字迹工整，用的是黑色墨水，但年代久了，墨水的颜色已经变成了深褐色。
“今日钟楼拆除。工人在钟楼地基下挖出一陶罐，罐口封蜡，蜡上压印。
罐内有一束头发，一小片指甲，一张纸条，纸条上书一日期——一八九三年十一月。
吾见此物，心惊肉跳。此乃召唤之物，非埋葬之物。”
诺曼的手指停了一下。
陶罐。头发。指甲。纸条。日期。
这是灵媒用来“召唤”某样东西的仪式器具。不是驱赶，是召唤。
他翻到第二页。
“吾问工人陶罐何处所得，工人言钟楼地基下，深三尺。
吾又问拆除前可曾见异常，工人言钟楼虽已废弃多年，然每至深夜，楼内常有异响，如人语，如哭声，如脚步。
村人皆言钟楼闹鬼，无人敢近。”
第三页。
“吾将陶罐送往伦敦，交与吾师鉴定。
吾师言此罐中所封之头发指甲，皆属同一人——一初生婴儿。
纸条上所书日期，即此婴儿出生之日。此罐非为埋葬，乃为‘锚定’。
有此罐在，此婴儿之魂魄便永世不得超生，亦永世不会迷失。
无论其身在何处，终将回归此罐所在之处。此非驱邪之术，乃养鬼之术。”
后厅的温度降了几度。
诺曼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桌上，手掌压在封面上。
“所以那个陶罐是锚。”他的声音很低，“有人在那个婴儿出生的时候就做了这个罐子，把它埋在教堂的钟楼下面。不管那个婴儿被送到哪里，它的魂魄都会被这个陶罐拉回来。”
“送走的人从来没打算让它留在诺福克郡。”季青裴接上了话，“他们只是暂时把它送走，等陶罐‘成熟’了，再把它召回来。”
诺曼的手指在笔记本的封面上敲了两下。“谁做的？”
“写这本笔记的人没写名字，但他称呼灵媒为‘吾师’，说明他自己也是灵媒。一八九三年塞缪尔从伦敦请来的那个灵媒，可能就是他的老师。”
“那个灵媒的名字被涂黑了。”
“但笔记里没有涂黑。”季青裴的声音在昏暗的后厅里显得很清晰，“笔记里提到了一个名字——赫胥黎。”
诺曼翻开笔记本，一页一页地翻，翻到第七页的时候，看到了那个名字。
“赫胥黎，伦敦，灵媒，一八九三年受塞缪尔·阿姆斯特朗之邀至恩菲尔德，为夫人诊病。”
赫胥黎。
诺曼把这个名字在舌尖上滚了一下。
不是英国人，是德国人，或者有德国血统——Huxley这个姓氏起源于德国，后来才传到英国。
十九世纪末，伦敦确实有一个叫赫胥黎的灵媒，在灵异研究圈子里小有名气。
“赫胥黎后来的下落？”诺曼问。
季青裴从笔记本里抽出一张纸，是夹在里面的，没有装订。
纸上只有一行字，用一种很潦草的、近乎疯狂的笔迹写着——
“赫胥黎杀了她。”
后面的字被水渍泡糊了，看不清。
“谁写的‘她’？”诺曼问。
“塞缪尔的妻子。”季青裴说，“这是我们目前能拼凑出的最好的答案。
赫胥黎来恩菲尔德不是为了治病，是为了制造那个陶罐。
塞缪尔的妻子发现了这件事，赫胥黎灭口。
然后塞缪尔把婴儿送走，把陶罐埋在钟楼下面。
二十多年后，埃德蒙发现了钟楼里的东西，试图处理，反被——”
“被它的主人，也就是赫胥黎，通过那个婴儿杀了。”诺曼把话接完。
两人再次沉默。
窗外的雾气更浓了，浓到路灯的光已经被完全吞没，只剩下一团一团朦朦胧胧的橘黄色光晕，像一只只正在闭上的眼睛。
“我们需要找到那个陶罐。”诺曼站起来，“把它毁掉。”
季青裴没有站起来。“它是锚。锚毁了，东西还在。它不会因为锚被毁了就消失，只会失去一个回归的坐标。它会被困在这栋房子里，哪都去不了，但也谁都赶不走。”
诺曼看着她。“那你的方案呢？”
“找到它的名字。”季青裴说，“不是‘塞缪尔’，不是‘赫胥黎’，是那个婴儿的名字。
它不是没有被命名，是有人在它出生的时候就为它准备好了名字，只是牧师拒绝执行。
那个名字在哪里？在赫胥黎的仪式记录里，在陶罐里的纸条上，在某个地方。
找到名字，我们就有了命令它的资格。”
诺曼深吸一口气，又吐出来。
那口气很重，像把肺里的所有空气都挤了出去。
然后他把怀表从口袋里拿出来，打开盖子。
指针还在逆时针转。
“还有四天。”他把表盖合上，“我们需要在那之前找到答案。”
窗外的天快亮了。
东边的地平线上又出现了那道灰白色的光带，像一个正在慢慢睁开的眼睛，一寸一寸地撑开。
晨光透过雾气照进后厅的小窗户，在地面上投下一块淡灰色的、边缘模糊的光斑。
季青裴站起来，把那本黑色笔记本放进口袋里，转身走向后门。
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下来，没有回头。
“诺曼。”
“嗯？”
“季啸风和季雨薇，死了。”
诺曼的手指顿了一下。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发不出声音。
“我知道。”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像在和自己说话。
季青裴推开门，走了出去。
晨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带着一股湿漉漉的、混着泥土和枯叶的气味。
诺曼一个人坐在后厅的椅子上，面前摊着那几页发黄的档案，和一本黑色封面的笔记本，笔记本的封面上压着他的手，手指泛白，指节突出。
晨光从窗户透进来，照在桌面上，照亮了笔记本封面上那几个模糊的、几乎看不清的烫金字——“恩菲尔德，一九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