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最后一场雨下了一整夜，天亮时云散了，日头懒洋洋地挂在天上，像一盏忘了关的旧灯泡。阿黄趴在门口，下巴搁在两只前爪上，半眯着眼睛。阳光从门槛的缝隙里漏进来，照在它鼻尖上，暖烘烘的，带着一股灰尘和旧木头的味道。它的左耳缺了一小块，那是很多年前和老李抢拖鞋时不小心磕在桌腿上留下的，如今那块缺口已经被岁月磨得圆润，摸上去像一块被河水冲刷了千百年的鹅卵石。
门外的巷子已经热闹起来了。收废品的老周骑着三轮车从巷口经过，车铃铛叮叮当当地响，后斗里堆满了旧报纸和踩扁的易拉罐。隔壁王奶奶在生炉子，蜂窝煤的烟气顺着墙根爬过来，呛得阿黄打了个喷嚏。它抖了抖耳朵，换了个姿势，把脸埋进爪子里。
脚步声。它猛地抬起头，耳朵竖起来，尾巴在地面上扫了两下——然后看清了来人，尾巴慢慢放下，又重新趴了回去。是快递员。不是老李。老李的脚步声比这个沉，右脚落地比左脚重一点，走到门口的时候总会停一停喘口气，然后才掏钥匙开门。
阿黄记得那个节奏。那个节奏是它用大半辈子刻进骨头里的旋律。
它翻了个身，仰面朝天躺着，露出灰白相间的肚皮。阳光照在肚皮上，能看见皮肤下面隐隐跳动的脉搏。楼上传来钢琴声，是六楼新搬来的小姑娘在练琴，同一个曲子翻来覆去地弹，弹了半个月还没弹顺。阿黄不喜欢钢琴声，太尖太亮，不像老李听的收音机，秦腔，嗓子劈开了唱，粗粝得像砂纸磨铁皮，但听着踏实。
客厅还是老样子。掉漆的五斗橱，橱面上搁着一个搪瓷茶缸，茶缸沿上有一道豁口，是老李有一回打瞌睡失手摔的，摔完了心疼半天，拿砂纸把豁口磨平了继续用。茶几上还摊着那天的报纸，报纸上的日期停在老李走的前一天。阿黄有时候会把下巴搁在茶几边上，看着那张报纸，好像等着老李回来把它翻到下一页。
墙上挂着老李的遗像。黑白照片，老李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嘴角微微弯着，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忍着什么。照片前面摆着一盒没拆封的烟，是老李常抽的那种便宜牌子，邻居王奶奶在他走后放的，说老李活着的时候舍不得抽好的，走了总得供一根。阿黄不懂供的意思，但它喜欢烟的味道，那味道就是老李的味道。
它站起来，抖了抖浑身的毛，慢慢走到藤椅旁边。藤椅放在客厅靠窗的位置，扶手被磨得发亮，椅面上还铺着一条褪了色的旧毛巾——老李怕藤条硌人，铺了好多年了。阿黄低下头，用鼻子碰了碰毛巾。毛巾上老李的味道已经很淡了，淡到几乎闻不出来，混着樟脑丸和旧布料的气息。但阿黄还是能分辨出来，就像它能从一千种脚步声里分辨出老李的那一种。
它绕到藤椅后面，低下头，把一个东西叼在嘴里，然后小跑着回到门口，把嘴里的东西放在门槛上。那是一片枯黄的梧桐叶，边缘卷曲，叶脉干裂，被它叼着走了这么几步，又碎了一个角。阿黄趴回原来的位置，用鼻子小心翼翼地把叶子推到门框边上，和之前叼回来的几片叶子摆在一起。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片叶子，整整齐齐排成一排，像七个沉默的哨兵。
这个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阿黄记不清了。大概是老李走后的第一个秋天。那天它蹲在门口等老李，风从巷口刮来一片梧桐叶，正好落在门槛上。阿黄低头看了一眼，觉得叶子落在那里太孤单了，就用鼻子把它拱到老李的藤椅底下。老李活着的时候总喜欢在藤椅上坐着，有时候看书，有时候打盹，有时候就什么都不做，呆呆地看着窗外那棵梧桐树。他常说梧桐叶落的时候最好看，“哗啦啦的，跟下金雨似的”。阿黄想，老李不在了，但叶子还是要落的，叶子落了没人看，那就替他收起来。
从那以后，每个秋天，阿黄都会把巷子里落下来的梧桐叶一片一片叼回家，放在藤椅底下。它不懂什么叫仪式，也不懂什么叫纪念，它只是觉得老李应该看到这些叶子，而老李没有回来，那就替他收好。
巷口传来孩子的声音，几个放学的男孩在踢一个瘪了的足球。足球撞在墙上弹回来，其中一个男孩喊道，“那是老李家的狗！”另一个声音接过去，“它怎么还蹲在那儿？”
“我妈说它等了好几年了。”孩子的脚步声踢踢踏踏地远去了。
阿黄听不懂那些话，但它认得其中一个男孩，他以前住二楼，有时候老李做了红烧肉会让他端一碗走。那时候老李在灶台边忙碌，阿黄趴在他脚边，煤炉子的火光照在老李的脸上，把他皱纹里的阴影填满橙红色的暖光。锅里的红烧肉咕嘟咕嘟地冒着泡，肉香和酱油的咸甜味搅在一起，飘满了整个厨房。老李总会先夹一块最小的，吹凉了，偷偷塞进阿黄嘴里。烫得阿黄缩舌头，但尾巴摇得能把灶台边的垃圾桶扫翻。老李骂它笨，骂完了又夹一块。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暮色漫进巷子，墙上的夕阳从金黄变成橘红，再变成紫灰。阿黄守着那七片枯叶，像在放哨，又像在守望一个永远不会再有回应的承诺。它眯起眼睛，把鼻子埋进两只前爪之间，尾巴卷到下巴底下，睡着了——至少看起来像是睡着了。
它做了一个梦。梦里老李还在。他坐在藤椅上，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的烟，翘着二郎腿，左脚上的拖鞋挂在大脚趾上，一晃一晃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每一根发丝都亮晶晶的，像罩着一层薄霜。他偏着头看窗外那棵梧桐树，黄叶正一片一片地从枝头落下来，阳光穿过叶隙洒在他脸上，光影不停地流转。
他忽然开口了，声音沙沙的，像收音机信号不好时的那种噪音，但在阿黄听来比任何声音都好听。
“阿黄，你看，叶子又落了。”
梦里的阿黄蹲在他脚边，尾巴在地上慢慢地扫着，应了一声。老李弯下腰，粗糙的手落在它脑袋上，从额头摸到耳朵，再从耳朵摸到下巴，指腹上的老茧刮过毛皮，痒痒的，暖暖的。
“这一片给老王，他爱喝酒，用叶子卷起来当口哨吹。”老李指着最大那片梧桐叶，声音带着疲惫但快活，“这一片给你，你当年就是在梧桐树下的垃圾桶旁边被我捡回来的——比这片叶子还皱。”他的手指在空气中虚点，好像在分配什么珍贵的宝物。
阿黄在梦里舔他的手，舌头碰到他虎口上的伤疤，那道疤是他年轻时候在工厂被机器夹的，好了之后留下一道白印子，冬天会发痒。老李痒的时候就用另一只手搓那道疤，搓得皮都红了，阿黄就凑过去舔，舔得老李笑着推它的头，“行了行了，口水比药膏还管用。”
然后梦境变了。还是这间屋，还是这张藤椅，但阳光不见了，窗外是暗沉沉的雨夜。老李仰面靠在藤椅上，脸埋在阴影里，只有一只手搭在扶手上，手腕上缠着一根透明的管子，管子另一头连着一个挂在衣架上的药瓶。阿黄蹲在他脚边，把脑袋搁在他膝盖上，用体温焐热他冰冷的裤管。雨水打在梧桐叶上，啪啪啪的，把叶子一片一片打落下来，落在窗台上，落在巷子里，落在无人经过的青石板路上。
阿黄在梦里呜咽了一声，声音细得像漏风的风箱。它知道自己老了，连梦都做不完整了。从前它能梦见整条巷子的每一个细节——哪家门口堆了煤球，哪家窗台上晒了辣椒，哪根电线杆上贴了寻狗启事。但现在梦越来越短，越来越碎，有时候刚梦见老李的脸，就被腿疼醒。它的后腿越来越没力气了，站起来要费半天劲，走路的时候右后腿总是拖着，在门口的水泥地上磨出一道浅浅的印子。
王奶奶说过，狗老了就是这样。先是走不动，然后是吃不下，最后是睡过去就不醒了。阿黄不怕睡过去——它怕的是睡过去以后，春天来了，梧桐叶又落了，没有人替老李收起来。
秋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吹得藤椅旁的旧报纸沙沙作响。阿黄从浅梦中挣出来，睁开眼睛。天已经快黑了，巷子里的路灯亮了，把梧桐树的影子投在地上，像一幅淡墨的画。它站起来，抖了抖被露水打湿的毛，走到门口，用鼻子拨了拨那几片叶子——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七片叶子的边缘已经干得卷成了圆筒状，像一封卷起来的信，信里写满了收信人看不懂的字。
阿黄想起了那年春天。也是这样的傍晚，老李带它去护城河边散步。柳絮飘得像下雪，一团一团的，粘在阿黄的鼻子上，它打喷嚏，老李笑得前仰后合，笑完了从口袋里掏出一条皱巴巴的手帕，蹲下来给它擦脸。“你个傻狗，连柳絮都怕。”他说。那天老李没有在藤椅上打盹，而是坐在河边的长椅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旧照片看了很久。照片上是一个扎麻花辫的女人，笑得眼睛弯弯的。老李看着照片，阿黄看着老李。夕阳把他们的影子并排投在草地上，一高一矮，一长一短，像两条平行的铁轨，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
它继续想。夏天的时候老李会把西瓜切成两半，一半自己吃，一半给阿黄。他把西瓜瓤挖出来放在小碗里，阿黄埋头吃得满脸都是汁水，吃完了老李用湿毛巾给它擦脸，一边擦一边数落：“吃得比我还快，你上辈子是猪啊？”阿黄听不懂猪是什么，但它知道老李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在笑。冬天的时候老李的咳嗽会变重，整夜整夜地咳，阿黄就趴在他床边，用身体贴着他的腿给他暖脚。老李咳着咳着睡着了，阿黄还醒着，竖着耳朵听他每一声呼吸，直到天亮。
它又想。老李走的那天下午，阳光很好，救护车停在巷口，几个穿白衣服的人把老李抬上担架。老李的手从担架边上垂下来，手指微微蜷着，像在找什么东西。阿黄跟在担架后面跑，被王奶奶一把抱住，它在王奶奶怀里挣扎，叫得嗓子都劈了。救护车的门关上的时候，老李忽然睁开眼睛看了它一眼，那一眼很短，短到阿黄还没反应过来，门就合上了。但阿黄记得那一眼里的意思——那意思它一辈子都懂，却一辈子都说不出来。
那是老李最后一次看它。
阿黄站起来，走到藤椅旁边，趴下来，把脑袋枕在老李的毛巾上。毛巾冰凉，已经没有老李的温度了，但阿黄还是喜欢趴在这里。因为在它简单的认知里，老李没有消失，只是暂时离开。他可能明天就回来，可能后天。明天和后天，在一条狗的世界里，没有太大的区别。
它闭上眼睛。今晚的月亮很圆，月光从窗口照进来，照在那七片叶子上，把它们染成银白色，像七枚不知面值的硬币，又像七个沉默的月亮。风吹进来，最靠边的那片叶子忽然碎了，碎成几片更小的碎片，风一卷就散了，飘到门外，飘到巷子里，飘到梧桐树下。
藤椅下永远少了一片叶子。但明天，阿黄会再去巷口捡一片回来，就像老李明天就会回来一样。它不知道什么叫无望的等待，它只知道，活着一天，就守着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