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三个身影从不同方向汇聚过来。
组里的小姑娘王晓，去年刚毕业，圆圆的脸，说话快得像机关枪；
老员工赵姐，在公司待了快十年，什么风浪都见过；
还有去年从别的部门调过来的钱林，戴眼镜斯斯文文的，平时话不多。
他们三个是她手下的人，是她从哥伦比亚回来后一手带起来的，是她在这个部门里最信任的人，
也是她嫁进顾家之后，在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还把她当成“沈知意”而不是“顾太太”的人。
王晓第一个冲到沈知意身边挽住她的胳膊，语气压低了但压不住那股八卦的兴奋：“知意姐，你可算回来了！你不在的这几天，那个白洁……”
电梯门开了，沈知意走进去，王晓跟进来，赵姐和钱林也跟进来。电梯门关上，数字开始跳动。
“她怎么了？”沈知意按了一楼。
王晓回头看电梯门关得严严实实，才放心地压低声音说：
“她可厉害了，上个月刚入职，刘经理就让她暂代你的工作。
她二话不说接过去了，还把你之前跟的那几个项目都梳理了一遍，整理了一份报告给刘经理。
赵姐在旁边点头，那个报告我也看了，确实做得漂亮，数据详实，逻辑清晰，连客户那边的对接人都说‘这个新来的不错’。
她顿了顿，但你知道吗，她做这些事的时候，一句都没提你。
那份报告从头到尾没有出现‘沈知意’三个字，好像那些项目是她从零开始跟的，好像之前的那些基础工作都不存在。”
沈知意没说话，电梯到了一楼门开了，她走出电梯。
钱林推了推眼镜，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她不是来暂代你工作的。她是来取代你的。”
食堂里人声鼎沸，窗口前排着长队，空气中弥漫着红烧肉、糖醋排骨、清炒时蔬和各种调料混在一起的气味。
沈知意打了饭，端着餐盘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王晓、赵姐、钱林跟着坐过来。
王晓还在说白洁，筷子夹着一块红烧肉悬在半空忘了放进嘴里。
赵姐打断了她，说别瞎猜，人家确实有本事。
京大研究生毕业，光是这个学历在咱们部门就数一数二了。
钱林低头吃饭，没有参与她们的争论，筷子扒了两口饭，抬起头看着沈知意。
沈知意正低头喝汤，汤是西红柿蛋花汤。她喝得很慢，一勺一勺的，不急不慢。
“知意姐，你怎么看？”钱林问。
沈知意放下勺子，拿纸巾擦了擦嘴。
“我怎么看？我刚来的时候，也有人议论我。新来的，深大的，凭什么一来就当组长。后来呢？”
她笑了笑，没有继续说下去。王晓和赵姐对视一眼没有说话。
钱林低下头继续吃饭，嘴角弯了一下。
沈知意端起汤碗把最后一口汤喝了，西红柿蛋花汤，酸甜的，热热的，从喉咙滑下去。
她想起自己刚入职的那天——刘经理把她领进部门，对着所有人宣布“这是新来的组长，沈知意，
从哥伦比亚分公司调回来的”，她站在众人面前微微鞠躬，说“大家好，请多关照”。
她看见有人在交换眼神，有人低下头看文件，有人嘴角挂着礼貌但疏离的笑。
那时候她不知道那些人在想什么，后来她知道了。
新来的，太年轻，从国外回来的，不知道是不是真有本事，凭什么一来就当组长。
和她无关。
她只是做好自己的事。
后来盛世集团的项目来了，她是翻译把项目拿下了。
那些议论的声音慢慢小了，没了，变成了“组长厉害”“组长这个怎么弄”“组长客户那边又提了新需求”。
议论是别人的事，她只管做事。
她不知道白洁是不是也这样。
是不是也在面对那些审视的目光，是不是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证明自己的能力，
是不是也像她当初一样，在陌生的环境里小心翼翼又倔强地想要站住脚。
她不知道白洁是不是友善。
她只知道友善不是必须的，做好工作才是。
她拿起手机，屏幕上是一条未读消息。
顾承屿发来的：“吃饭了吗？”她看着那三个字，嘴角弯了一下，不是刻意的，是情不自禁的。
“吃了。你呢？”
发完她把手机扣在桌上，端起餐盘站起来。
窗口的队还是很长，饭菜的热气模糊了打菜阿姨的脸。
她端着空餐盘走到回收处，把筷子放进筷子回收桶里，把剩菜倒进厨余垃圾桶里，把餐盘摞在那一摞用过的餐盘最上面，然后转身离开了食堂。
午休的铃声是一盏一盏灭掉的灯。最后一个进来的人走到门口，手指按在开关上，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所有人都已经在椅背上靠好，
眼睛闭上了，有人身上盖着外套，有人手里还攥着没来得及收起的笔。
他关了灯。
办公室暗了下来，窗帘缝隙里漏进来一线光，细细的白白的，落在地板上像一根绷紧了的琴弦。
窗外的车声人声都退远了，空调的嗡鸣声变得清晰起来。
风声从窗户的缝隙里挤进来，带着深秋特有的干燥和清凉。
沈知意把椅背调到最低，几乎放平，后脑勺枕在椅子的头托上，头发散下来垂在椅背后，像一匹被风吹散的黑色绸缎。
她把身上那件白色开衫脱下来搭在身上，从锁骨盖到膝盖。
衣服上有早上在衣帽间里沾上的气息——雪松、木质调、顾承屿身上的味道。
她把衣服往上拉了拉遮住下巴。
闭上眼睛的前一秒她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上是顾承屿发来的消息。
“在干嘛？”
“中午吃的什么？”
“食堂的菜合胃口吗？”
“有没有想我？”
忙起来也挺好的，忙起来就不用想那些有的没的，不用想他。
最后一条她没看完，屏幕暗了她把手机扣在桌上闭上眼睛。
不知道过了多久，办公室里此起彼伏的闹钟开始响了。
先是1点40分，一声短促的震动从某个角落响起，像一只早醒的蝉试探着叫了一声又沉默了。
接着是1点45分，好几只手机同时震动起来，嗡嗡嗡嗡的，像一群被惊动的蜜蜂从巢里涌出来。
有人伸懒腰，有人打哈欠，有人小声说了一句“几点了”，有人回答“1点45”。
办公室的灯重新亮起来。沈知意睁开眼睛，把椅背调直，把开衫穿上。
手指穿过头发拢了拢，扎起来，站起来，拿起桌上的杯子——白色陶瓷杯，杯壁上印着深大外语系的logo，用了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