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五号早上，腊戍军部的作战室里，三封电报摊在同一张桌子上。
头一封是长官部的嘉奖电，写的是所部克敌致果，殊堪嘉慰，底下把黄翔那个团和战车团都列了进去，一个没落。第二封从重庆来，把缴获的项目一样一样排下去——电台两部，作战地图一批，往来文书一批，敌师团长脱逃——通篇没有一个歼敌数目，末尾注明另抄一份送英美两方的联络人员。第三封是参谋团转来的，说第二批路况资料的纸和经费已经照请拨给。
罗又伦把三封挨着看了一遍，看完只说了一句：“黄翔的油昨天夜里下去了没有？”
值班参谋说下去了，一车。零件那一项还是那三个字，想办法。
“伤亡呢？”
参谋把名册递过来。罗又伦从头翻到尾，翻完把名册合上，交代明天早上以前誊清楚送司令部，一个字也不许错。
第四样东西是十点差一刻送进来的，那是南边的侦察报告。
“报告参谋长，这两天南面路上出现了骑马的日本军官。前天一批，昨天两批，方向各不相同。”
罗又伦抬起头。“骑马？”
“骑马。都是单人或者两三个人，带着文件袋，走得很急。”
罗又伦走到图前站了一会儿。“他们的电台在细包丢了三部，眼下通不上。通不上就只能用人跑。用人跑，是要把散掉的几块重新串起来。”他把铅笔在图上南边那一带点了点，“串起来以后就是再来一回。”
十点二十分，去皎克西的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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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车以前杜聿明让林安把四样东西带齐。
前三样是现成的：入缅以来向英方支取物资的清册，我军入缅以来作战概况，还有那张日本军用手票在腊戍街上的兑价表。第四样是新的——细包缴获的作战图和文书，译件昨天夜里才理出来，一份中文，一份英文。林安译了两天两夜，嗓子已经开始发哑。
“译得怎么样？”杜聿明在车上问了一句。
“报告司令，作战图上的标注全译出来了。文书里有一部分烧过，缺的地方我在旁边注明缺字若干，没有替它补。”
“不许补。”杜聿明说，“缺就是缺。”
“是。我另外单抄了一份，把凡是提到船期和卸载的都归在一处。”
杜聿明“嗯”了一声，把眼睛闭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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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号上午的会，是英国人先开的口。
到的人不多：罗卓英居中，史迪威在左，亚历山大在右，杜聿明在侧。各带一个参谋，加上林安，屋里统共九个。
亚历山大一坐下就把一份东西摆在桌上，那是一份撤退计划的草案。草案上写的是英缅军的转进方向：从曼德勒往西北，过钦敦江，经加里瓦，退往印度英帕尔。
他把这一份讲了十分钟，讲得很有条理。西线的第三十三师团压得紧，英缅军第一师减员严重，兵器损失过半，眼下已经无法在缅甸境内组织有效防御；与其在缅甸被逐次消灭，不如保存建制，退到印度整补，将来从印度反攻。讲完他抬起头，说了一句。
林安译：“亚历山大将军说，他建议中国军队也考虑同样的方案。中英两军可以一同沿钦敦江西撤，退往印度。他说，印度方面的补给条件远好于缅甸，中国军队在那里可以得到充分的整补和美械装备。”
罗卓英的手指头在桌上敲了两下。杜聿明没有动，先问了一句很实在的：“请问将军，从曼德勒到英帕尔，多远？”
亚历山大的参谋答了个数。
“路呢？”那位参谋说钦敦江以西是山地，眼下有一条驮马道。“雨季几时来？”“五月中下旬。”
杜聿明“嗯”了一声，没有再往下问。
“将军这一份，我看了。”他说，“我先说一句实在话：贵军往印度撤，那是贵军的事，我们不置一词。可是要中国军队一同去印度，这个我不能答应。”
亚历山大问为什么。
“三个理由。”杜聿明把手放在图上，“第一，从曼德勒往西北那一条路，眼下过不去六万人。那是一条驮马道，雨季马上就来。贵军一个师一万来人，走得动；我们六万人加上伤员和辎重，走上去就散在山里了。第二，”他的手往东挪，“我们的补给全在腊戍。往西撤，等于把仓库扔了，一路上吃什么？”
他停了一下。“第三，我们是从中国来的。”
林安译到这一句的时候，把语气原样端了过去。
亚历山大说了句什么。林安译：“将军说，他理解贵军的顾虑。但是他要提醒一点：如果腊戍失守，贵军往东北的退路同样会被切断。到那个时候，往印度是唯一的路。”
杜聿明看了他两秒。“将军这句话说得对。”他说，“所以我们不能让腊戍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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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又说了一段，那一段说得比前头急一点。
林安译：“将军说，他必须坦率地讲，英方在缅甸的物资储备已近枯竭。这两个月来，腊戍库存的绝大部分补给品是提供给中国军队的。如果战局继续按目前的方式拖延下去，英方将无力继续负担。”
屋里的空气一下子沉了。
杜聿明没有立刻答。他伸手把身边那份东西抽出一页，推到桌子中间。那是入缅以来向英方支取物资的清册——从二月起算，粮食多少磅，油料多少加仑，被服多少件，药品多少箱，运输途中的损耗单列一栏，分三项。
“将军说的这个数，我有账。”杜聿明说，“这一份是我们自己点的，跟贵方的台账逐条对过。凡是我们自己站不住脚的地方都写上去了——路上翻车丢的、洒的、被人顺走的，一样没有藏。”
亚历山大把那一页拿过去看了一会儿：“这个数很大。”
“是很大。”杜聿明说，“我另有一份。”
他又抽出一页。那一页上头写的是我军入缅以来作战概况：同古固守十二日，敌第五十五师团未越阵地一步；斯瓦沿河阻击十六日，节节抵抗；西线掩护英缅军第一师转移若干次，日期若干；细包正面阻击七日，五月三日击溃敌第五十六师团先遣部队，攻占其师团指挥所。每一条底下都注了出处——哪一天的战报，哪一封电报，哪一次会议的纪要。
“这两页请将军一并看。”杜聿明说，“我们吃了贵方的东西，这一层我认。可这两个月贵军往北退了多少次、是谁在后头挡的，这一层也请一并算进去。”
亚历山大没有接那一页，他的参谋伸手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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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这时候开口了。
他先要了缴获的译件。林安把那一份双手递过去，中文英文各一册。史迪威翻了翻，翻到有缺字的地方停了一下，问了句这里为什么空着。
“报告参谋长，原件烧过，这一段缺三个字。”林安说，“我们没有替它补。”
史迪威“嗯”了一声，把册子放在手边，随即抬起头，眼睛越过桌子看着杜聿明。
“杜将军，我有一个问题。五月三日拂晓，贵军打进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的指挥所。从那一刻起到当天中午，那个师团没有指挥，没有电台，前锋在北，辎重在南，中间被打穿。这样的机会我在中国二十年只见过两三回。”他停了一下，“贵军为什么没有追击？”
屋里安静下来。罗卓英把身子往椅背上靠了半分。
杜聿明没有绕。“我把数报给参谋长听。”他说，“动手的是两个营，轻装，每人两天干粮，一门炮也没有——那条山路上不去炮，也上不去弹药。新二十二师的第二批，一个团当天夜里才到眉苗，第二个团第二天，第三个团还在后头。细包正面那两个团，那天已经七天没有换防，弹药所剩无几。战车团能发动的还有九辆，油要等当天夜里那一趟油车。”
“这些我都听见了。”史迪威说，“可是贵军在缅甸有六万人。”
“六万人不在一处。”杜聿明说，“还有一样请参谋长记着：五月三号那条公路是过不去的。三个涵洞、两处山坡是四月二十四号我们自己炸断的，日本人的车过不来，我们的车一样过不来。要往南追，就得靠两条腿，靠两条腿去追一支还成建制的部队。”
“三天。”史迪威伸出三根手指头，“三天，把眉苗那个团和腊戍的部队一起压下去，那个师团就在那条公路上完了。”
“那三天里腊戍是空的。”杜聿明说。
“空的又怎么样？敌人的指挥所已经在我们手里。”
“参谋长，第五十六师团是个甲种师团，满编两万五。这一趟来的是七千，我打掉了一部分，跑掉一部分。剩下的一万八在哪儿，今天这张桌子上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杜聿明把手放在图上罗衣考那一带，“他们从这里到细包用了七天，这条路他们走通过一遍。要是那三天里再上来一支，腊戍就没有了。腊戍没有了，六万人连吃的都没有，追出去的那些人也回不来。”
“你怎么知道会再上来一支？”
“我不知道。”杜聿明说，“正因为不知道，我不敢。”
“将军，”史迪威说，“打仗没有不敢的时候。”
“打仗有输不起的时候。”
两个人隔着桌子看了对方两秒。罗卓英赶紧插进来，说中英美三方协同不易，眼下要紧的是把往下的部署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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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这一回没有跟他绕。
“罗总司令，曼德勒的事我今天不跟您争。”他说，“我要说另一样。”
他把第三页推上去：“第五十六师团是三月上旬在仰光卸的船。这不是我们推的，是从他们指挥所里抬出来的文件，译件在参谋长手上。”
罗卓英拿过去看了一眼，说这个他看过了。
“那么请总司令算一笔账。”杜聿明说，“三月上旬卸的船，人已经在缅甸境内两个月。这两个月我们四家没有一家知道。今天早上南边又报上来一样：这两天路上出现了骑马的日本军官，前天一批，昨天两批，各走各的方向。他们的电台在细包丢光了，只能用人跑；用人跑，是在把散掉的几块重新串起来。”
他把手从桌上收回来。“所以我的判断是：日军在缅甸的兵力仍在增加。眼下那七千人五到七天以内会重新压上来，第五十六师团的主力最快十五天可以到腊戍以南。”
亚历山大在对面开口了。林安译：“将军问，贵方这个判断有没有其他佐证？”
“有一样。”杜聿明说，“我先说明白，这一样不是军事情报。”
他抬了抬手。林安愣了半秒，随即把桌下那份东西拿出来，双手递上去。
那是一张表。左边一列是日期，从三月八号起一天一条，排到五月四号；中间一列是数目字，从一毛到五毛五；右边一列是简注，某日某处接火，某日我军克复某地。表下头有三行小字，写的是来源：本军人员于腊戍市面逐日询价，所询者为本地铺号，不记铺名；三月八日之数系据闻，注明据闻；三月二十四日以后各条，均系当日亲询。
“这是什么？”罗卓英问。
“日本军用手票在腊戍街上的兑价。”
屋里有两三个人抬起了头。罗卓英皱起眉：“光亭，你拿黑市的价钱来跟我说敌情？”
“我不是拿它说敌情。”杜聿明说，“我是拿它说一件事：这片地面上肯要日本票子的人，从三月八号到今天，一天比一天多。”他伸手在那张表上从上往下划，“仰光是三月八号丢的，那一天起价一毛。三月三十号三毛五。”他的手指停在那一行，“三月三十号是二〇〇师从同古撤出来的第二天。那两天前方的消息是好的，他们守了十二天，日军没有前进一步。按理这个东西该跌。”
他抬起头：“它涨了。”
“我说这个不是要凭它定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我说的是这条线一直在往上走，五十八天，一天也没有回过头。街上收票子的都是本地铺子，他们不知道第五十六师团，也不知道同古，他们只知道一样：肯拿现钱去买那张纸的人，越来越多。”
亚历山大的参谋低声跟他说了句什么。亚历山大身子往前倾了一点，问了一句。
林安译：“将军问，这个东西是谁做的？”
杜聿明没有回头。“是我军人员做的。”
亚历山大“哦”了一声，没有再问。罗卓英把那张表推回去：“光亭，这个东西不能上作战会议。”
“我知道不能。”杜聿明说，“所以我今天不请总司令据此下令，我只请一样：请立即重新核定敌情，四家各出一份，凑到一处。我们眼下用的那一份是二月做的，两个月没有核过。这两个月里有一支两万五千人的师团进了缅甸，我们四家没有一家知道。”他停了停，“这一件今天就可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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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场会从上午十点开到十二点半。
散会以前罗卓英说了三句。第一句：敌情之事，各方回去核实，三日后再议。第二句：曼德勒方面，仍照前令。第三句：新二十二师、九十六师之南下追击，以三日为限。
杜聿明站起来敬了个礼：“是。”
罗卓英说这三句的时候心里很顺。前一天他已经把那份呈报发出去了，第三段上白纸黑字写着遵照本部保守腊戍之部署；腊戍这一头他今天只要不松口，那一句就一直站得住。至于曼德勒，照原计划就是照原计划，两头都没有驳，这个分寸他这半个月拿得越来越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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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的路上没有直接回腊戍，杜聿明先去了参谋团。
参谋团那几天是全缅甸最不好过的一个地方。腊戍就在他们脚底下，五十公里外打了七天，头两天夜里他们已经把文件装了箱，箱子摆在院子里，摆到今天还有几只没有拆开。
林蔚在屋里接的他。杜聿明把上午会上的几样东西一样一样摆出来，摆到那张兑价表的时候停了一下：“这一份是我们军部一个人做的，做了四十二天。”
林蔚拿过去看了很久，看完抬起头问了一句：“是那个小林？”
“是。”
林蔚“嗯”了一声，把表放下。侯腾在旁边开口了：“司令，我说句实在话。这一份东西要是三个月前拿出来，我不会看第二眼。今天我看了三遍。”
“为什么？”
“因为它跟那份卸船记录对上了。”侯腾说，“一样东西自己说自己，那是猜。两样东西撞在一处，那就不是猜了。”
林蔚问的是另一件事：“光亭，英国人今天提了往印度撤。”
“提了。带了一份草案来，路线是从曼德勒往西北，过钦敦江，退英帕尔。他建议我们一同去。”
林蔚沉默了一会儿。他这两天已经想到了这一层。他这个位置上不指挥军队，可他是委员长在缅甸的耳目，缅甸这边什么风声该往重庆报，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这一件我今天就报。”他说。这句话他说得比上一回硬。昨天夜里重庆的回电已经到了，嘉奖是一封，纸和经费照请拨给是一封。手上有了这两封，他这一天说话的分量跟前一天不一样。
“林长官报的时候，请把一样写清楚。”
“你说。”
“往印度撤和往云南撤，不是两条路的分别。”杜聿明说，“往印度撤，滇缅公路就断了。路断了，往后国内的东西从哪儿进？”
“这一层委座比你我都清楚。”林蔚点了点头，“他这一年最操心的就是这一条路。”他把桌上那份英方草案的摘要拿过来看了一眼，“英国人在缅甸打这一仗是为着印度，我们打这一仗是为着这一条路。这两样到曼德勒为止还是一条道，过了曼德勒就分了。”
那天下午参谋团把电报发出去了。电文很长，报的是三样：英方提出联合西撤印度之方案；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主力未至之判断；请示我军往下之退路。最后一句是：中英两军战略目标至曼德勒即行分歧，请钧座早为筹划。
发完侯腾送杜聿明出来。走到院子里，杜聿明看见墙根底下那几只箱子，绳子捆得很紧。
“侯上校，你们这是要走？”
侯腾笑了一下，笑得有点难看：“前几天夜里装的。细包一响，我们这儿离得最近。林长官那天夜里说了一句，说装归装，不许搬。”
“为什么不搬？”
“他说，参谋团要是搬了，腊戍城里的人当天就知道。”
杜聿明看了那几只箱子两秒：“那你们眼下是搬还是不搬？”
“不搬。”侯腾说，“昨天已经拆了两只，把要用的东西拿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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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往腊戍开。林安坐在前头捧着本子，那天上午译了两个半钟头，散会以后又跟着去了参谋团，嗓子哑得说话都费劲。
走了半程杜聿明开口了：“小林，你今天译亚历山大那一段，减了没有？”
“报告司令，一个字没减。他说英方无力继续负担那一段，我照直译了。”
杜聿明“嗯”了一声：“你怎么想？”
林安愣了一下，这个问题她没料到。想了两秒她说：“报告司令，我想他说的是实话。”
“哦？”
“四月里我把那份清册办出来的时候就看出来了。”林安说，“这十来天我在补对损耗那三项，跟英方一条一条重对了一遍，数目更实。英国人库里出去的东西，八成是给我们的。他们自己有一个营在勃固睡了十一天树底下，那件事他们的经办人没有报上去，因为报了也没有用。”
她停了一下：“可是有一样我也想明白了。”
“你说。”
“他们要我们跟着去印度，不是为着替我们打算。”林安说，“是因为他们要走那条路，那条路只有他们的一个师走得动。我们六万人跟着上去，走不动，走到一半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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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只要我们答应了，往后缅甸丢了就不是他们一家丢的。”
“你这张嘴比我厉害。”杜聿明说。
“报告司令，我不敢在会上说。”
“你在会上说了也没有用。”他把眼睛闭上。车又走了一段，他忽然又开口，“你那张表，亚历山大的参谋散会的时候问过你没有？”
“问了。他问铺号是怎么分的。”林安说，“我答的是本地铺号和南边下来的分两栏，因为南边下来的人手里本来就有票，他们收是补仓；本地铺子收，才是往后头赌。他说这个分法很聪明，还说他们在马来亚的时候也见过差不多的情形，只是当时没有人记。”
杜聿明睁开眼睛：“他说了这个？”
“说了。”
“那你把这一句原样写进今天的记录里，写清楚是谁说的、哪一天说的。”杜聿明说，“往后要用。”
“是。”
“还有一样。缴获文件里凡是提到船期和卸载的，你今天夜里单抄一份出来，明天早上给我。”
“报告司令，昨天夜里已经抄好了。”
杜聿明侧过头看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又把眼睛闭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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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进腊戍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城外那一片仓库区灯全亮着。卡车一辆接一辆倒进去，装满了往北开，车灯在土路上连成一条断断续续的线。装卸的号子隔着一条街都听得见，米袋、油桶、弹药箱、被服包，一样一样往车上垒。
林安隔着车窗看了一会儿，问了一句：“这是在搬什么？”
“搬能搬的。”杜聿明说。
车往军部开过去，那条线还在后头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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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夜里，眉苗。
亚历山大回到那处宅子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他今年五十岁，一月里刚从新加坡的烂摊子里脱身，二月被派到缅甸来接这个更烂的摊子。到任那天他就明白了一件事：这里已经没有仗可打了，能办的只有一样——把军队带出去，带得体面一点。
他把军帽摘下来搁在门厅的桌上，走进书房，让副官先泡茶。
桌上摊着上午那两页东西。他先看清册，数目比他自己估的还要大，手指头在总数那一行上停了一会儿。第二页那些条目他一条一条往下看，看到西线掩护英缅军第一师转移若干次的时候停住了。
这一条是真的。三月下旬那一回，要不是中国人在东侧顶着，他的第一师退不下来；四月仁安羌那一回更不必说，他自己那天就在指挥所里，眼看着包围圈收上来，最后是新三十八师从北边打进去把口子撕开的。那一天他跟孙立人握过手，记得那个人的英文说得极好，还开了一句玩笑。
他把这一页放下，端起茶。茶还烫。
真正让他坐不住的是傍晚才想通的一件事。他的参谋散会以后去英军后勤处办别的，回来顺口提了一句，说中国军队这两天在腊戍加紧提货，昨天一天出库的量抵得上从前一个礼拜。他当时“哦”了一声，没有当回事，到了傍晚忽然把这件事跟上午那场会连上了。
中国人不肯往印度撤，那他们往哪儿撤？往东北，往畹町，往云南。而腊戍是那条路的起点。要往那条路上走，头一件事是把腊戍库里的东西全搬走。
他放下茶杯，在书房里走了两趟。
那个仓库是英国政府的仓库。里头的东西一部分是从仰光抢运出来的，一部分是从印度调过来的，还有一部分是缅甸本地征收的。日本人拿了仰光，把仰光的库搬空了；中国人要是把腊戍的库也搬空了，缅甸还剩下什么？
他站在窗前，两只手背在身后，心里冒出来一句这一辈子没有对任何一个盟军说过的话：这两个月我拿仓库养了六万人，眼下他们不肯替我守曼德勒，还要把我剩下的家当一车一车拉回中国去。
这跟抢劫有什么分别。
上午那位中国将军的三个理由，头两个他驳不了，第三个他听着最不痛快——我们是从中国来的。这句话诚实得难堪，诚实到把这两个月的事情一下子照亮了。中国人从头到尾要的就是那一条路：仰光要，因为那是路的南头；同古要，因为那是通往仰光的咽喉；棠吉要，因为那是路的门；腊戍要，因为那是路的起点。
而腊戍在缅甸算什么？那是掸邦边上的一座镇子。缅甸的心在伊洛瓦底江那一带——仰光、勃固、卑谬、曼德勒。腊戍在东北角上，往北一百多公里就是中国边境，那个地方对缅甸的意义说到底只有一样：它是通往中国的路口。
他坐回椅子上。晚饭以前他把参谋长胡敦叫了来。
“胡敦，我问你一句实在话。要是我们把西线的兵力往东调，跟中国人一起守腊戍，能不能守住？”
胡敦没有立刻答。他这个人办事很稳，做了二十年参谋。“将军，这个问题要分两层。”他说，“眼下能不能守住是一层，守住了以后怎么办是另一层。眼下守得住——中国人前两天已经证明了。可是日军在缅甸已经出现四个师团，照今天中国人那份文件看，第五十六师团还有一万八千人没有到。缅甸打通了，仰光的港口是他们的，铁路是他们的，往下他们要往缅甸投多少人是他们自己定的事。就算今天在腊戍打赢一场，两个月以后他们凑齐十万人再来，结果是一样的。”
“你的意思是不能久战。”
“我的意思是不能久战。”胡敦说，“我们眼下能带出去的是两个师加上一部分技术兵。这两个师要是折在缅甸，印度就没有东西了。将来要从印度反攻，靠的是这两个师做骨架。”
亚历山大坐在那儿很久没有说话。胡敦说的就是他自己想的。从他到任那一天起，他心里其实只有一件事：把这两个师带到印度去。缅甸他从来没有指望过。这不是他怯战，是他在新加坡看过一回了——八万人在一座号称永不陷落的要塞里投降，八万人，他这一辈子不想再看第二回。
“还有一样。”他用手指在桌上点了点，“就算腊戍守住了，往下这一带归谁？”
胡敦没有说话。
“六万中国军队在缅甸的东北角上，守着一条通往云南的路，守两年，守三年。”亚历山大说，“到那个时候，这一带是缅甸的，还是中国的？”
“将军，这个我不便置评。”
“你不便置评，可你想过。”
胡敦沉默了两秒：“想过。我想的是三十年前的事——云南那边跟缅甸北边的界，从来就没有划清楚过。”
亚历山大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下去。这一层不必说破，屋里两个人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日本人拿走缅甸那是战争，打完了总要谈的，谈了总要还的；要是这一块地方上住进了六万中国军队，守了三年五年，到谈的时候谈的就不是同一件事了。
他把茶端起来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
“腊戍库里的东西，中国人这两天提得很凶。你有什么想法？”
胡敦想了想：“将军，我先说明白：要封是封得住的，腊戍的库是我们的，封起来是一句话的事。然后中国人会去交涉，会报重庆，重庆会去问华盛顿，这一圈下来最后是我们要向华盛顿解释：为什么在盟军作战期间封了一个中转仓库。”他顿了一下，“何况我们眼下在腊戍是没有部队的。那座城里是中国军队。”
最后这一句他说得很轻。亚历山大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库不封。”
“是。”
“不过我要一样东西。”亚历山大说，“从今天起，凡是中国军队从腊戍库里提走的东西，一律登记造册，写明日期、品名、数量、经手人、领取单位，一式两份，一份我们留档，一份送给中国方面。”
“将军，我们本来就有台账。”
“台账是台账。”亚历山大说，“我要的是一份两方都签过字的东西。”
“送给中国方面做什么？”
“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记。”
胡敦把这几句记下来，记完抬起头：“将军，还有一样我要请示。中国方面上个月起也在跟我们对账，他们那边有个少校办了十来天，把从二月起算的东西一条一条对出来了，这几天还在补对运输途中的损耗。”
亚历山大的手停住了。“他们也在记？”
“是。记得很干净。凡是他们自己站不住脚的地方也写上去了，损耗还分了三项，一项是他们自己的车翻的。”
亚历山大靠在椅背上，坐了大概十秒钟没有说话。
“胡敦，你不觉得这件事有点滑稽吗？我们两方在缅甸打了两个月的仗，一起吃了两个月的败仗。如今我们各自在办的头一件事，是把这两个月的账记清楚。”
胡敦没有接。
副官第三次来问晚饭的时候，亚历山大摆了摆手，说不吃了。他把桌上那份撤退方案拉过来，拿铅笔在中英两军那四个字上划了一道，划完把中字划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