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灾彻底平息的捷报是在上元节之后才从山东最后一批返回的差遣官口中带回来的。三路受灾州县的补种秋粮已经全部归仓，虽然没有丰年收成那般喜人，但至少保证了大半百姓不会饿着肚子过冬。
灭蝗时被烧得焦黑的田野如今盖着一层薄薄的冬雪，来年开春翻耕之后又是一片青绿。朝堂上那些曾经主张“天谴不可违”的士族声音，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渐渐低了下去。
但沈清宴心里清楚，这种沉默只是暂时的。门阀们真正的声音，不会在公开的朝堂上说出来。
正月初七，沈清宴收到了一份来自山东的密报。这份密报不是通过正规驿路送来的，而是高力士安插在地方上的暗线直接递进宫中的。密报内容不长，说的是一件事：年前蝗灾平复之后，山东几大望族在当地举办了一场年末宴饮，席间有几位崔氏和卢氏的子弟酒后失言，说了一些“宰相弄权、天怒人怨”之类的话，言辞颇为不敬。其中一位崔家子弟甚至直言：“姚崇一介寒门竖子，借着圣眷搅弄朝堂，早晚要倒台。”
沈清宴看完这份密报之后，没有生气，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的神色。他只是把密报折好，锁进了案头那只装密件的紫檀木匣里。然后他拿起笔继续批折子，批完两份之后搁下笔，靠在椅背上想了想，又把那只匣子打开，重新掏出那份密报看了一遍。
他看到“姚崇一介寒门竖子”这句话时，目光停了一瞬。寒门竖子。这个称呼里面包含的情绪是轻蔑、是愤怒、是不甘。一个从五姓七望出身的子弟，连提名道姓都吝于直接说出口，而是用一种近乎侮辱的方式称呼当朝宰相。这种情绪背后，是巨大的危机感。姚崇这只他们眼中的“寒门竖子”，已经在这几年里从根本上动摇了他们最核心的两样东西——天道解释权和教化主导权。蝗灾一战让“天谴论”破产，皇子教育新例又断了他们渗透储君的通道。
沈清宴把密报重新锁回匣子里，站起身来在殿中踱了两步。
怎么说呢，暴风雨正在酝酿。那些在酒席上借醉发牢骚的子弟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尖角，底下真正在运转的，是一个周密的反扑计划。
事情比沈清宴预想的来得更快。正月十五上元灯节过后不到十天，正月二十三的早朝上，御史台一名姓张的御史率先发难。张御史出身范阳卢氏旁支，在御史台做了多年的给事中，平时以“刚正不阿”闻名，但沈清宴清楚，他那份“刚正”挑人——他只弹劾那些没有门阀背景的官员。
这日早朝，张御史出列之后没有像往常那样先奏报某地某案，而是从袖中取出一份厚厚的奏章，双手举过头顶，声音洪亮地在含元殿中回荡开来：“臣，御史台给事中张敬之，参劾中书令姚崇，灭蝗期间滥施酷刑，枉杀无辜官吏，有违圣朝仁政之道。事涉三州十一县，共计二十七名地方官吏因救灾不力被姚崇以‘渎职怠政’之名参劾罢官，其中七人系被杖责后驱逐出衙，三人死于杖下。臣以为，天灾本属天命，救灾当以仁心为本，若以酷刑督责州县，是逆天而行、悖仁而治——”
张敬之的话还没说完，殿中已经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沈清宴坐在御座上，目光透过十二旒珠帘落在张敬之身上，这便是那个打头阵的啊。
沈清宴没有立刻表态。他等张敬之念完之后，又等了几息，确认没有第二个人紧接着出列补刀之后，才缓缓开口：“张御史所奏之事，朕已听明白了。奏章留下，朕会仔细查看。散朝之后，姚崇留一下。”
他没有当场驳回，也没有当场表态，只是用一种极其平静的方式把这件事按了下去。但他知道，这只是第一弹。接下来几天，弹劾姚崇的奏章像雪片一样飞进了紫宸殿。第二封来自礼部一位姓郑的郎中，参姚崇“纵容子弟横行乡里，借新政之名侵占灾后田产”。第三封来自一位姓王的谏议大夫，参姚崇“培植党羽，排挤异己，中书门下几成姚氏一言堂”。第四封来自国子监一位姓卢的博士，参姚崇“以权谋私，子弟家仆仗势欺人，在洛阳强买民宅”。每一封都写得工工整整，引经据典，措辞滴水不漏。单独拿出一封来看，多少有些似是而非。但四封并在一起，便织成了一张网——酷吏、贪腐、结党、纵亲，四罪并举，每一桩都足以让一个官员丢掉相位。
沈清宴坐在案前，把那些奏章一封一封地看完了。他没有愤怒，甚至没有太多意外。他只是在想一件事：五姓七望的动作比他预想的更快，甚至大部分都不是空穴来风。
他没有立刻批阅这些奏章。他把它们全部收进那只紫檀木匣里，锁好，然后让人传了姚崇入宫。
姚崇进殿的时候，面色如常，步伐稳健，看不出丝毫被弹劾的慌乱。他在案前行了一礼，然后直起身来，目光平静地望向沈清宴：“陛下召臣来，是为了那些弹劾的奏章？”
沈清宴点了一下头：“你看过了？”
“御史台抄了一份送到臣府上，臣昨日夜里已经读过了。”姚崇的语气依然平稳，没有丝毫辩解的急切，“奏章中所列诸事，臣可以逐条回应。灭蝗期间，二十七名被参劾的官员中，有十九人确实是因为救灾不力而被臣罢免的，但每一条都有详细的勘查记录和佐证文书。当时臣派了人逐一走访当地农户，证实他们的不作为导致数十户灾民未能及时领到赈济粮。至于被杖责的那七人——三人受杖之后死在任所，是因为他们本就抱病在身，与杖责本身无直接关联。臣在发往吏部的文书中已经注明了这一点。”
“那另外三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