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前的那棵雨树，祝青云看了四年。
青藤的第二款游戏上线六周。赛季制，首发带网吧渠道包，东南亚的新增比第一款同期高了一倍——渠道是现成的，网吧是现成的，账本也是现成的。李卓远在周五的邮件里写：这一款，从第一天起就是站着出生的。
周六睡到自然醒。这是很长时间以来的第一个自然醒：不用飞雅加达，不用开视频会。阳台上下着太阳雨，她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看见谢子维的那把伞——收了一年多了，她一直没有把它放回包里。
和谢子维在一起，两年多了。
从厦门街熟食中心那顿鱼汤算起，牵手是在一个下过雨的晚上，从食阁到MRT站，四百米，他的手心是干的。再往后，是加东的老排屋，他母亲煎的年糕煎了一回又一回。
他们没有住在一起，她有她的公寓，他有加东那间屋子。每周两三顿饭，食阁的新档口一家一家吃成了老档口。所有人都当他们是一对——Vivian八卦过，张一默认过，电梯里遇见GIC的人，会冲她点头。
只有一样东西，她始终没有给过：一个名字。别人问起，她说"谢子维"，不带任何前缀。他从来不纠正，也从来不替她加。
上午十点，谢子维的消息进来：“晚上加东？”
“好。”
那家娘惹菜馆。正月里他们在这里捞过鱼生，老太太起头喊的吉祥话，一屋子人都听见了，老太太往他们桌上多加了一碟小金杯，说，两个人，年年都来。
谢子维提前半小时到的，他跟老板订了靠里那张桌子——正月那张，两个人的位子，把菜单上她吃过的那几样又点了一遍，黑果鸡排在第一个上。老板问他今天是什么日子？他说，是个日子。
菜上得和往常一样慢，黑果鸡先上来，他拿起勺子，很自然地替她挖那只黑果。挖到一半，他开口了。“青云，我们谈谈以后吧。”
勺子没有停，他把那只黑果挖完了，挖得很慢，很干净，壳是完整的，放进她的碟子里，然后才把勺子放下，放得很正。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钥匙，放在桌面上，推到两个人中间。黄铜的，很旧，钥匙柄上缠着一圈褪色的红绳。“红绳是我妈给我缠的。”他说，“十五岁，我第一次自己回家开门，她给我缠上的。她说，钥匙挂不住，绳挂得住。”
“加东那间屋子，”他说，“我想让你搬进来，不是偶尔来吃饭的那种进来。”
他停了一下。“我问过我母亲了。不是问她同不同意——是告诉她。她听完，把祖母留下的那只镯子找出来了，擦了一个下午。她说，等你下次去吃饭，她亲手给你。”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尽调报告的结论页——连风险披露都念了。念得很慢，每一个字都放得很稳。说完，替她把茶杯续上了。
祝青云看着那把钥匙，红绳的颜色褪得很淡，是很多年前缠上去的。
她想起很多东西，想起食阁角落那个能看见三个出口的位置，想起Odette的甜品只有一只碟子，想起那把递进来的伞，想起“我可以每年都问一遍吗”，想起年糕盒盖上那张纸条，想起他母亲说“慢慢来，他等得起”。
两年了，他给她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慢的，都是可以放很久的东西。
“子维，”她说，“我不能。”
他没有催，他连等，都等得很慢——把桌上的餐垫抚平了一角，又抚平了一角。
然后问：“是因为他吗？”
祝青云沉默了。不是答不上来，是不能答。答“是”，太便宜；答“不是”，是撒谎。她这辈子不撒谎，尤其不对他。
沉默有多长，她不知道。只知道桌上的黑果鸡在那一小段沉默里，油开始凝了。老板娘拎着水壶走过他们这桌两次，两次都绕开了。
谢子维看着她的沉默，点了一下头，像收到了一份完整的答复。“我一直知道。”他说，“食阁第一天就知道。你挑了能看见三个出口的位置，坐下以后，一次门都没有看。那天我说，你没打算逃。”
他停了一下。“后来你在我面前，也再没有看过门。我以为你把门忘了。这两年我一直在等，等你什么时候想起来，回头看一眼。”
“现在我想，”他说，“你不是忘了看门。你是门里还坐着一个人，没有出去。”
她坐在那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把那把钥匙收回去，放进自己口袋，动作不快，也不慢。然后站起来，把椅子推回桌下。老板娘正好端着叻沙过来，看见他站起来，愣了一下。他对老板娘说了一句方言，声音很平，听不出什么。然后走到门口，从门边的伞架上取下自己的伞，在门口停了半步——不是回头，是把伞撑开了。雨已经很小，他还是把伞撑开了，走进雨里。
祝青云坐在那张桌子前面，看着他的背影出门，拐进加东的夜色里。方严在雪池胡同的背影她见过——是停了一下的。谢子维的背影没有停，一个人决定不等了的时候，走路是比平时快的，像终于追上了一个迟到了很久的自己。
老板娘把叻沙放在桌上。隔壁桌在捞鱼生，是新的一桌客人，老太太照旧起头，用方言喊吉祥话，一桌子人跟着喊，筷子把鱼生挑得老高。
“捞起，捞起——”
声音传过来，热热闹闹的一屋子，只有她这一桌是安静的。
老板娘收拾旁边桌子的时候，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对她说：“他说，以后你来，照样给你挖。”
祝青云低着头，说：“我不一定来了。”
老板娘把一碟小金杯往她面前推了推：“你来，就有。”
那顿饭她一个人吃完了。两只碟子，两副碗筷，一只挖开的黑果，壳是完整的，她把那只黑果吃了，吃得很慢，像在替谁把一个没做完的动作做完。
出门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加东的老排屋在路灯里亮着，彩釉砖一块一块，颜色不一样，湿的路面把它们映成了两排，走了两条街，才发现自己走反了方向。
回到家，她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那把伞还收在角落里，伞面早就干透了。上一次她在这里晾它，心里想的是“明年，后年”，想到最后，没有命名它。这一次她什么也没有想。
周一中午，她给那家菜馆打电话。
老板接起来，没有提周六的事，只说：“明年的位子，还是老样子留？”每年三月，他都会问这一句。
“老板，”她说，“正月的位子，退了吧。”
“退一个，还是两个？”
她停了一下。
“两个。”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秒。正月是他们第三年订位，老板记得他们——记得他总是先把酸梅酱往她这边推，记得她不会喊吉祥话，都是他替她喊，两个人的份。
老板说好的好的，声音低了一度，没有问为什么。提前十个月退一张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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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有这一种原因。新加坡很小，食阁的老板什么都懂，什么都不问。
表是下午寄出去的，保了价。她在快递单“物品”一栏写：手表一块。
周三，快递原路退回。箱子里多了一张字条，是他的字，一笔一划，写得很慢：“表是给你的，和别的事无关。”
她拿着那张字条站了很久，然后拉开抽屉的最底层，想把表收进去——指尖先碰到了另一块。宝玑。鹅蛋形的表盘，边缘一圈细钻，躺在抽屉的角落里，金属表带绕着很小的一圈。
两块表并排躺着，隔着不到一拳的距离。
一块要她每次看时间的时候，都想起一个人。
一块只要她谈判的时候带上，什么都不要。
一块很贵。
一块很旧。
她看了一会儿，把谢子维的那块放在宝玑旁边，关上了抽屉。两块表在黑暗里走，一块快一些，一块慢一些，都走得很认真。
关上抽屉之后她站了一会儿，想起那只没见过的镯子。谢子维母亲擦了一个下午的镯子。她不会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了——是金的还是玉的，宽的还是细的，扣上去的时候会不会响。有些东西差一点就属于她，差一点到，她连它的样子都想象不出来。
后来她想，他给她的每一样东西，都没有打算要回去：一个面对门的位置，一只两个人分食的碟子，一把伞，一块表，一个“明年”。他给的时候就没留退路——看错一次的代价他付过了，所以这一次给得比谁都干净。
她也终于想明白了自己欠他的是什么。不是那把钥匙，不是那只镯子，是一个名字。他跟她讨过两次：一次是“明年还一起捞吗”，她说好；一次是“我们谈谈以后”，她说我不能。她答应程序的时候是真心的，拒绝名字的时候，也是真心的。
他没有看错她，只是到得太早了——早到她还没有学会给一样东西命名。
那个名字她其实早就认识了，只是一直不肯念出来。念出来，就要认账；认账，就要面对一间她走了很久才走出来的屋子。
同一个周三，北京。
方严在书房里整理书架。书柜第三格的最里面，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是很多年前母亲留下的——里面是一张手绘地图。月谷，1997年。铅笔线条还很清晰，酒红色的山脉被她用彩色铅笔画了阴影，营地位置标了一个很小的十字。
他把地图摊开。纸的折痕已经很深了，展开的时候要用手掌压着。
翻到背面，他停住了。
背面多了一样东西。不是母亲的字。是她的。
铅笔，写得很轻，笔锋收得很短，像只是顺手记下，没打算留给谁看。只有一行：
“他今天说了‘我们’，可能自己没发现。”
没有日期。没有上下文。就这么一行字，写在沙漠地图的背面。
方严拿着那张地图站了很久。
他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写上去的，写在了一张她不会带走的地图背面——他母亲的地图，她把它留给了他。
把地图折好，放回信封里。折的时候避开了那行铅笔字，没有让新的折痕压在它上面。书架上的灯没有开全，房间里有一半是暗的。他把信封放回原处，关上柜门。他不知道这个周三，新加坡刚下过一场雨。也不知道有一把钥匙，在这个星期一被人收回了口袋。
他只是觉得，那行字留在月谷地图的背面，是它该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