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鹤声的目光一下子变得锐利起来。“你怎么知道这个？”
方德厚没有直接回答。他伸手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已经很旧了，边缘磨得起毛，封口处用透明胶带反复贴了好几层。他把信封递给林鹤声。
“上个月收到的。寄信人没写地址，邮戳是本市的。”
林鹤声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对折的打印纸，纸上只有一句话，宋体四号字，居中排列：
“下第一场雪的那天晚上，去第四图书馆二楼。你会看到该看到的东西。”
没有署名。没有日期。
“你去了吗？”林鹤声问。
“没有。”方德厚说，“我七十八了，两条腿都是关节炎，从这儿走到巷口都要歇两回。我怎么去？但我报了警。今天傍晚报的，我跟110的接线员说，今晚第四图书馆可能会出事。她问我什么事，我说我不知道，但会有人死在那里。”
林鹤声想起傍晚的出警记录里并没有这一条。“接线员没有记录你的报警？”
“她大概觉得我是个老糊涂。”方德厚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短，嘴角刚翘起来就落下去了，“现在你来了。说明我没糊涂。那个人真的死了。”
“你认识死者吗？”
“不知道。寄信的人没说自己是谁。但我知道那场火的事。那场火不是意外。”方德厚的手攥紧了毛毯的边缘，“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人要翻出来了。”
林鹤声把信封放进证物袋，然后在书桌前的椅子上坐下来。椅子很硬，坐上去吱呀响了一声。
“方老，那场火灾当晚，你在现场。”
“对。我是第一个报警的人。我当时住在榆荫里17号，就是着火那栋楼对面的筒子楼，三楼，窗户正对着他们那栋楼四楼的窗户。”方德厚抬起手，指了指自己眼睛，“我亲眼看到火从四楼最左边那个窗户烧起来的。先冒烟，后冒火，玻璃炸了，火苗子从窗框里往外窜。”
“你看到了什么？”
方德厚沉默了一会儿。他的手放回毛毯上，指节慢慢收紧了。
“我看到了人。”
“什么人？”
“四楼着火那户的窗户下面，就是三楼的安全梯平台上，站着一个人。”方德厚的声音忽然压低了，低得像是怕隔墙有耳，“火是从四楼烧起来的，那个平台在三楼，本来不应该有人。但那个人就站在那里，穿着一件深色的棉大衣，帽兜拉得很低，我看不清脸。他站在那里，抬头看着四楼的窗户，就那么看着，一动不动。”
“你有没有跟警察说？”
“说了。没人信。”方德厚的嘴角抽搐了一下，“他们跟我说安全梯平台离着火点有两层楼的距离，如果有人站在那里，一定会被其他人看到。但那天晚上下大雪，所有人都在忙着逃命，谁会往三楼的安全梯上看？只有我。只有我的窗户正好对着那个平台。”
“你为什么确定那个人不是住户？”
“因为第二天消防队清理现场的时候，我专门去看了那个安全梯。”方德厚盯着林鹤声，那双老眼里有一种很深的东西在翻涌，“那个平台上的雪是完整的，完整的，你懂吗？没有一个脚印。没有人踩过。那个人站过的位置，雪地是平的。我明明看到有人站在那里，但雪地上没有脚印。消防员说我看花了眼。”
林鹤声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了。他想起了季惟明案的一审判决书，辩护律师在庭上提出的那条辩词：“锁住防火门的自行车链条锁上有被告的指纹，但当天晚上下大雪，如果被告真的在起火前十分钟从楼里出来，他的脚印在哪里？”公诉方的回应是：“雪太大，脚印被覆盖了。”
雪能覆盖脚印。但方德厚看到的那个人站在三楼安全梯平台上，如果平台上没有脚印，那要么是方德厚真的看花了眼，要么就是那个人在雪开始下之前就已经站在那里了。
雪是下午六点开始下的。火灾是晚上八点四十分发生的。如果那个人在六点之前就站在了三楼的安全梯上，他在那里站了至少两个多小时，等着一场火。
“你觉得那个人是凶手。”林鹤声说。
方德厚没有回答。他掀开腿上的毛毯，慢慢站起来，走到书桌前，拉开最下面的抽屉。抽屉里整整齐齐地码着一排笔记本，封面上写着年份，1985、1986、1987……一直排到2010。他抽出1999年的那本，翻到夹了一根红线的最后一页，递给林鹤声。
“这是我当年写给公安局的报告。手写的，没有人收。”
林鹤声翻开笔记本。字迹很小，密密麻麻，但每一笔都写得很用力，像是在纸上刻字。
“……12月10日晚8时40分许，榆荫里23号楼发生火灾。我在对面17号楼三层窗口目击火灾全过程。8时35分左右，我看到23号楼四楼最左侧窗户（后确认为401室）亮着灯，窗帘后有两个人影，一高一矮，高的似乎在推搡矮的。8时38分，灯灭了。8时40分，火光从401室窗户冒出。同时我注意到三楼安全梯平台上站着一个人，穿深色棉大衣，帽兜遮头，面朝401室方向站立。此人何时出现在平台上，我未能目击。但火灾发生后，此人并未逃离，而是站在原地观望约五分钟后，转身从安全梯下楼离去。最奇怪的是，第二天我去查看安全梯平台，积雪完好，无任何脚印……”
报告的末尾附了一句话：
“此人很可能与火灾有直接关系。但警方未采纳本条线索，理由是平台上没有脚印，无法证明有人站立过。我以一名三十年党龄的老党员身份保证，我所言句句属实。方德厚，1999年12月15日。”
林鹤声合上笔记本。“这本笔记本我能不能带走？”
“你拿去吧。”方德厚重新坐回藤椅里，动作很慢，每一个关节都在响，“我留了二十年，就是想有朝一日有人来问。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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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你来了，我就能安心了。”
林鹤声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住了。
“方老，还有一个问题。”
“说。”
“你在报告里写，401室的窗户里有一高一矮两个人影，高的在推搡矮的。火灾是八点四十分烧起来的。也就是说，在起火前五分钟，401室里还有两个人在争执。”
“对。”
“但死的是三个人，夫妻俩和七岁的女儿。那个女儿呢？她在哪儿？”
方德厚沉默了很长时间。收音机虽然关了，但房间里似乎还残留着那段《锁麟囊》的余韵，在黑暗的角落里微微震颤。
“我没看到那个女儿。”他终于开口，声音变得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起火前，窗帘上的影子只有两个大人。那个小女孩，七岁的那个，从头到尾，我都没有看到过她的影子。”
“会不会是她在另一个房间？”
“401室只有一室一厅，总面积不到四十平米。窗户正对着客厅，所有房间的人只要走动，都会在窗帘上投下影子。”方德厚闭上了眼睛，“那场火烧了四十分钟才被扑灭。消防队后来在卧室的床上找到了三具尸体，夫妻俩的烧焦了，但那个小女孩的尸体，完好无损。”
林鹤声浑身的汗毛竖了起来。
“完好无损？”
“对。法医的鉴定是，她不是被烧死的。”方德厚睁开眼睛，看着窗外漆黑的夜，“她在起火之前就已经死了。”
第四章死去的女孩
凌晨四点，林鹤声坐在车子里，没有发动引擎。
车窗上结了一层薄冰，外面的世界被冻成了一幅模糊的画。他把方德厚的笔记本放在副驾驶座上，没有急着翻。他的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像在数某种倒计时。
方德厚最后那句话还在他脑子里转，“她在起火之前就已经死了。”
如果小女孩在火灾之前就死了，那季惟明案的一审判决就是建立在错误的事实之上的。公诉方说季惟明锁死了防火门，导致一家三口无法逃生，全部被烧死。但如果其中一个受害者在起火前就已经死亡，那这就不是纵火致人死亡案，这是一起谋杀案，被火灾掩盖了。
他拿起手机，拨了老郑的号码。
“你那边怎么样？”
“拼图拼完了。”老郑的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在木头上刮，“我正要给你打。那六页纸的内容我复原了大概百分之七十，说实话，复原完之后我后背一直冒凉气。”
“念。”
老郑清了清嗓子。
“第一页是案卷复印件的封面，‘榆荫里23号楼火灾案补充侦查材料’，日期写的是1999年12月11日。但你说过火灾是12月10日发生的，所以这个日期本身就不对。更奇怪的是，这份材料的编号在公安局的档案系统里根本不存在，我刚才进系统查了，没有这个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