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没有说话。他想起孙明义，那个把一辈子都用来做好事的老人。他给慈善机构捐了多少钱？他帮助过多少贫困学生？他是不是以为，做足够多的好事，就能把四十年前那个签名从良心上抹掉？
“你母亲还活着吗？”
“活着。在南方一个小城市，跟我外婆的妹妹住在一起。”小颜的声音平了下来，“她让我不要做任何事。她说，那些人都老了，让他们自然老死就好了。时间会替天行道的。”
“但你没有听她的话。”
小颜的手指在桌面上蜷了起来。
“我本来想听的。”她说，“我来晚晴应聘的时候，只是想离这件事近一点。我想看看那些人长什么样，我想知道他们在晚年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以为我看一眼就够了，然后我就回去，告诉我妈妈：他们过得很好，你可以放下了。”
她顿了一下。前台的灯光在她脸上投下一半阴影。
“但我看到的是，他们过得确实很好。太好了。陈树生连续三年被评为‘老天使’，他在台上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下面的人都在鼓掌。孙明义每天在湖边钓鱼，每个人都尊敬他。赵美兰导演的戏剧在社区里场场爆满。他们活成了模范老人，活成了所有人羡慕的样子。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的笑容，想到我妈妈每年七月在那棵大树下插的三炷香，想到土龙临死前以为他们在陪他玩游戏，”
她的声音忽然断了。她低下头，用手指按住了眼睛。
方言没有催她。他站在前台旁边，听到墙上的钟滴答滴答地走着，一秒一秒，像某种永远不会停歇的追问。
小颜放下手的时候，眼眶红了，但声音恢复了平静。“我当时想，我不能让他们就这样死了。我不能让他们带着‘好人’的名声舒舒服服地进棺材。这是不对的。”
“所以你怎么做的？”
“我什么都没做。”小颜摇了摇头，“至少一开始是这样。我只是，在恰当的时候，说了一些恰当的话。”
“什么话？”
小颜看着方言，那双眼睛里有一种冷静到近乎残忍的清醒。
“有一天，陈树生在活动室整理他的写作班作业。我去给他送茶，他跟我聊天。他说他在写一个东西，关于‘教育者的良心’。我问他：‘陈老师，一个人做了亏心事，用一辈子的时间做善事，能抵消吗？’他愣住了。他问我为什么忽然问这个。我说，没什么，只是在书里看到一句话，‘秘密如同老鼠，总会从死人的嘴里爬出来。’”
方言感觉脊背上爬过一阵凉意。
那是赵美兰剧本里的那句话。但不是赵美兰写的，是小颜说的。是她把这句话种进了陈树生的脑子里。而陈树生把它转述给了赵美兰。赵美兰又把它写进了剧本。一句话，经过三个人的传递，最后变成了一把刀。
“陈树生听了之后什么反应？”
“他脸色变了。但他没有追问。”小颜说，“他只是点了点头，说‘有道理’。然后他低下头，继续批改作业。但他的手在发抖。那天晚上，他心脏病发作了第一次，不是死亡那次，是第一次。护士去他房间给他吸了氧。从那以后，他开始疯狂地批改所有人的回忆录，问每一个人‘你有没有做过噩梦’。”
方言闭了闭眼睛。原来陈树生不是在审判别人。他是在审判自己。小颜的一句话，把他压在心底四十年的秘密撬开了一条缝。然后他自己把所有力气都用来把那道缝越撬越大，直到他再也承受不住。
“那孙明义呢？”
“孙明义要更复杂一些。”小颜的声音恢复了她平时的那种平稳，但多了一层东西，像是在讲述一个已经结束的实验，“孙明义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把自己活成一个圣人。他做过的善事比另外几个人加起来还多。但他有一个弱点。”
“什么弱点？”
“他下棋的时候，从来不下完最后一局。每次下到最后几步，他就会说‘和棋’，然后收了棋盘。”小颜看着方言，“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方言想了想。“他不敢面对结局。”
“对。他这辈子，什么事都不敢面对结局。”小颜说，“所以当我告诉另一个人，一个也在写作班里被他追问过的人，关于孙明义的这个习惯之后，那个人想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那个人找孙明义下了一盘棋。下到最后几步的时候，孙明义又要说‘和棋’。那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白色的棋子，放在棋盘上，说：‘孙老师，这枚棋子你认识吗？’”
方言想起了孙明义手心里那枚棋子。“那是谁的棋子？”
“土龙的。陈树生当年教土龙下棋，土龙最喜欢白色的棋子。他死后，我母亲在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枚棋子，一直保存了四十年。”小颜的声音变得极轻，“当那个人把棋子放在棋盘上的时候，孙明义的脸上的血色一瞬间就没了。他盯着那枚棋子看了很久，然后慢慢地把棋子拿起来，攥在手心里。他说：‘你从哪里找到的？’那个人没有回答，只是说：‘土龙一直在等你下完这盘棋。’”
“那个人是谁？”
小颜摇了摇头。“方律师，我不能告诉你。不是因为我想隐瞒什么，而是因为连我都不能确定那个人是谁。那个把棋子交给孙明义的人，可能是一个被陈树生在写作班里反复追问过的老人，可能是一个值夜班时听到了不该听到的声音的锅炉工，可能是一个坐在轮椅上被人推着经过走廊、恰好看到了什么的旁观者。甚至可能不止一个人，可能是很多人，每个人只做了一件小事，然后把剩下的事交给下一个人。”
方言的心跳加速了。他想起老丁。想起老丁说他听到了挖坑的声音，听到了女孩在后山哭的声音，但他什么都没有做。想起郑国安，那个把陈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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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批注过的稿纸交给他的老人。想起老钱，那个在舞台上跪下来的人。想起刘建国，那个坐着轮椅经过三号楼、停下来朝入口方向看了两分钟的老人。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一点什么。每一个人都沉默了几十年。
“你母亲知道你现在做的事吗？”方言忽然问。
小颜沉默了很久。久到墙上的钟秒针又转了半圈。
“不知道。我没有告诉她。”她的声音变得柔软了，不再是那种冷静到近乎残忍的语调，而是一种更脆弱的东西，“我每次打电话，她都会问我：‘你在那边还好吗？有没有遇到什么人？’我说遇到了很多老人，有的和善，有的古怪。我从来没跟她提过陈树生，没提过孙明义，没提过任何一个人名。我只是告诉她，我每天帮老人们端茶倒水、推轮椅、布置场地。我做的都是好事。”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她？”
“因为如果她知道了，”小颜抬起头，眼泪终于从眼眶里滑了下来，“她会告诉我，停下来。她会说，这不是你应该做的事。她会说，仇恨毁掉的不是那些害过人的人，而是那些记住仇恨的人。她会说，妈妈一辈子都在教你放下，你为什么不听？”
小颜用手背擦掉眼泪，但新的眼泪又涌了出来。
“我每天都在想，如果我妈妈知道我在做这些事，她会怎么办。”她的声音变得很轻很轻，像是在对自己说话，“她会很伤心。但也许，也许她也会有一点点的解脱。因为她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我在替她做。她恨了一辈子，也忍了一辈子。她在每年的七月去那棵大树下插香，回来以后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说话，不吃饭。有时候我从门缝里偷看，她就坐在床边，看着一张老照片发呆。那是她唯一一张有自己的照片，土龙帮她拍的。她这辈子，只有那一张照片。”
方言站在原地，感觉胸口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想起赵美兰说的那句话：“台下那个人负责记录一切，却从不让自己被记录。”周蕙用一台海鸥牌相机记录下了所有人的笑容，但她自己只存在于一张由聋哑孩子拍下的照片里。而那张照片，她看了一辈子。
“小颜，”方言慢慢地说，“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陈树生、孙明义、赵美兰都死了。老钱疯了。就剩最后一个人了。”
小颜擦了擦眼泪，恢复了一些平静。她抬头看着方言，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方律师，您知道最后一个人是谁吗？”
“谁？”
“您已经见过他很多次了。”小颜说，“只是您一直没注意到。”
方言刚想追问，前台的电话忽然响了。小颜接起来，听了几秒，脸色微变。她挂了电话，站起来，用一种方言从未见过的复杂眼神看着他。
“方律师，您最好去一趟四号楼。”
“怎么了？”
“刘建国的房间，有人在那里发现了一样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