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博正要封缄任务单，门又推开了。
这一次进来的是徐渭，也是被杨博请来的。
徐渭是杨博的旧识。
当年杨博在蓟辽总督任上，徐渭在胡宗宪幕中。
东南倭患和蓟镇边防在朝廷看来是两件事，但对于总督一级的将帅来说，是同一个人身上的两处伤口。
两处都流血，两处都要堵。
那时候胡宗宪和杨博之间有频繁的文书往来，代胡宗宪执笔的人就是徐渭。
杨博认得徐渭的字，也认得徐渭的人。
胡宗宪倒台之后，徐渭在京城沦落了好几年，杨博知道他在棋盘街上一家书坊里帮闲，但没有刻意去找他。
不是为了避嫌，杨博不是怕避嫌的人。
是没有理由。
没有理由去找一个废掉的幕僚，就等于在京城无数落魄文人中多看了他一眼，而这一眼没有任何意义。
徐渭没有寒暄。
不拱手，不问安，径直走到杨博案前，把怀里一摞稿纸撂在桌上，厚厚一叠，压得桌面上的茶盏晃了一晃。
“部堂大人，你看看这个。”
杨博低头扫了一眼。
最上面一张是手绘的图。
九边防务图，用炭笔画的。
笔触粗粝，线条硬朗，每一座山脉的走向都用阴影标了阴坡和阳坡，阴坡积雪难行，阳坡可通轻骑。
这是真正走过边墙的人才会画的细节。
图上密密麻麻标注了历代战例：庚戌之变蒙古人从古北口哪条沟壑钻进来的，嘉靖三十二年俺答汗绕过哪座墩台直捣怀来，嘉靖三十八年蓟镇防线哪段被突穿了三个时辰。
画这张图的人不是在地图上填色。
他是在翻旧伤疤。
每一道标注背后都是一次败仗，一个被突破的墩台，一面烧过的城旗。
杨博把第一页推到一边，拿起第二页。
标题：《口外板升地汉人逃亡者分析》。
他看了第一段，瞳孔就缩了。
稿纸上写道……
“自正统以来，口外汉人逃亡者不下十万。板升之地北起丰州滩，南抵大同边外，东西延袤六百余里，聚落一百余处。”
“俺答汗仿汉制筑板升城三十余座，以投附汉人充任官吏，掌粮秣、造器甲、录文书。其人本明民，今为虏吏，知我山川险易如指掌，识我将官脾性如识故人。”
“尤为要害者，嘉靖二十七年以后，俺答汗专设汉营，遴选口外汉人子弟充任探子，加以训练，潜入关内刺探军情。”
“此类探子谙熟明军墩台部署、将官习性、口令暗号。一旦混入，防无可防。边将常言虏情难测，实则非虏情难测，乃汉营之人已将我方虚实尽数传于虏首。”
杨博拿起第三页。
是一张表格。
左边一栏是蓟镇近十年被裁撤的侧哨墩台名称；中间一栏是裁撤年份；右边一栏是裁撤当年或次年蒙古骑兵从该侧哨方向突入的记录。
十三对。
每一对都对应上了。
嘉靖三十一年裁老鸦岭墩，同年秋蒙古人从老鸦岭方向突入杀虎口。
嘉靖三十三年裁石匣峪墩，次年春俺答汗轻骑从石匣峪方向直出怀来。
嘉靖三十五年裁鹰嘴崖墩，同年冬蒙古人趁雪夜从鹰嘴崖方向摸进蓟镇腹地。
十三对，对得严丝合缝。
最后一个条目写的是嘉靖三十九年底裁白马山墩，旁边的方框里空着……后面只写了三个字，笔迹比其他所有字都重：
“待填入。”
稿纸最后一行，字迹陡然加重，几乎戳穿了纸……
“裁墩非为省饷，裁墩为开门。”
杨博把这页纸搁在案上。
他抬起头看着徐渭。
值房里的茶已经完全凉了。
邹应龙和沈应时站在旁边，看不见稿纸的具体内容，但他们看见了杨博的脸色。
他们认识杨博多年，从没见过他看一份稿子看到半盏茶之内三次拧眉毛。
“谁写的？”
徐渭说：“棋盘街文渊书坊。柜台上姓沈的。”
杨博的眉毛又拧了一下。
“那个写什么教辅的？”杨博问。
“是。”
杨博没有说话。
杨博把第三页稿纸翻过来，背面还有字。
是另一段分析，写在纸的空白处，笔迹潦草，像是随手记的：
“蓟镇墩台之制，主墩为主，侧哨为辅。主墩面向北，正面御敌；侧哨面向左右两翼，防敌迂回。”
“主墩裁撤需经兵部会商，侧哨裁撤由兵备道自行裁决。故内应若欲开门，必从侧哨下手。”
“侧哨一撤，主墩即成孤岛。敌骑可从侧面迂回，绕至主墩背后攻击。此即十三年间十三次突破之战术共性。”
杨博把这一页翻过来，放在正面。
他在蓟镇待了八年。
这些事他当然知道。
但他没有写下来过。
大明九边的将领们都知道这些事，但没有人把它们一条一条列在纸上、用十年十三对的数据交叉比对过。
因为没有人需要这么做，将领们知道墩台重要就够了，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
而朝廷里有权力决定边饷的文官们不知道这些事，也不想知道。
他们只看塘报上的出击数字和杀敌数，不会去查一个被裁掉的侧哨墩台跟三年后某一次敌军突破之间有什么关联。
这个年轻人在做的事，不是在写书。
他是把边关上每个老兵都知道的血泪经验，翻译成北京城里那些坐在值房里批塘报的大员们能看懂的语言。
桌上没有人说话。
邹应龙站在杨博旁边，歪头看了一眼那张表格，看完了直接问徐渭：
“这稿子写了多久？”
“据说是在书坊后院写了两年多。”
沈应时从旁边走过来了。
他的手指点在表格上，从第一行划到第十三行，然后抬头问了一句话，语气里带着一种职业病式的警觉：
“他一个书坊账房，哪来的这些边镇档案？裁撤墩台的年份容易查到，塘报里都有。”
“但蒙古人从哪个方向突入的，这些是军情密报，兵部存档都有编号。他凭什么拿得到？”